▲星空下的乞力马扎罗顶峰

在见到黄怒波以前，我试图搞清楚一个问题：一个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区别究竟在何处？“写过诗”与“是一个诗人”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屏障将二者隔开。尤其当一个人拥有总资产 2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地产集团、几度登上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的时候，你还能心平气和地称呼他为一个诗人吗？

“我始终生活在两个世界”

在艺术品和古董沦丧为资本玩物的年代，诗歌似乎被划归为了另一类奢侈品。它更多的属于一个小众的概念，直接指向人类心灵与审美的核心。在不少人看来，诗歌应该彻底和金钱无涉，希伯来古语说，有钱人进天堂好比骆驼穿过针眼。中国人似乎活学活用地把这句话用在了评判一个人的文学或诗歌素养上。有钱人进不了诗歌殿堂，写写诗也最多只是玩票。不少人这样认为。当然，如果仅仅通过中坤集团大厦内报刊架上的《诗刊》杂志和颇具艺术气息的装修，你会自然地产生一个误会，认为这里的主人附庸风雅。

黄怒波是这座大楼的主人。来这里之前，我已经听说他的名片上头衔很多，除了印着中坤集团董事长外，还有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不过，在这次谈话开始时，他并没有像会见商业伙伴时那样递来名片，因为在那张名片上找不到的，是他的另一重身份。作为一名诗人，他名叫骆英。书刊架上的《诗刊》中，就有好几首诗作是以这个名字署名。他也将这个名字潇洒地用笔签在了两个月前出版的《7+2登山日记》诗集扉页。

黄怒波和骆英，两个名字听上去一个金刚怒目，一个菩萨低眉。看似并不兼容的二者，多年前曾汇合在一个甘肃男孩的身上。黄怒波1956年出生在兰州，两岁时随父亲到了宁夏。他的父亲是团级干部，为人耿直，却因仗义执言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位耿介的军人愤而自杀。十年后，悲剧再次降临。黄怒波的母亲因为值班时煤气中毒而离开了他。13岁的黄怒波成了孤儿，还被视为“反革命的狗崽子”，受到批斗和毒打。

不幸中的幸运是，少年的黄怒波寻找到了书籍这一忠诚的朋友。“我从小读书，那个时候没有别的事可干，只有读书。我把宁夏自治区图书馆的所能涉及到的名著几乎都读完了。”在他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以后，除了《红与黑》和《金瓶梅》之外，几乎所有的名著在之前都基本“稀里糊涂”地借阅读完。他现在很庆幸自己在读书方面成为当时的一名特立独行者。

不久，他也随着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插队的日子里，“三年多天天晚上我记得是用柴油灯，没有电，我不是管大队拖拉机，我是大队会计，就把柴油弄来弄一个灯，那个熏得很厉害。我们那时候太苦了，没少读。实际上从高中毕业到插队已经完成了基本思想的一个积淀。”诗歌，当然也是他阅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惠特曼的《草叶集》、泰戈尔的《园丁集》、普希金的诗选那时候他都有“直接接触”。

沉浸在过去回忆中的黄怒波仿佛一瞬间又回到了那个简单、贫穷，但却有着最质朴的快乐的年代。“那个年代不是你能不能读书的问题，而是你想不想读，那个时候大量传阅的地下读书，我有一批书友，包括我的老师、班主任，我们都互相交换书，那个时候阅读率反而高。”当然，在极端的环境下，关于阅读的限制与压力，无处不在。虽然被迫读了不少“必读”的书，但一有机会，黄怒波就会“回到名著的世界里来”。他这样形容自己在当时的状态：“所以我始终生活在两个世界。”一番感慨之后，他转头招呼办公室里的下属把他的几本诗集拿到会客室里来。

生意和诗意

听得出来，黄怒波所说的“生活在两个世界”并不全然是指物质贫乏的年代读书的情况，其中也不乏有几分对现状的自况。如今的他，也是一位横跨“两个世界”的人，一边是商业和金钱，另一边是阅读与诗歌。

北大毕业后，黄怒波进入中央某部，但追求变化的他却对前途提不起兴趣：“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后面的结果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处长到局长，再从局长到副部长，等等，总之一眼就可以看完。”随后他决定下海经商，1995年，他创建了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成为董事长。但他写诗、发表文学作品的经历似乎远远早于这个时期，甚至之前已经有两部诗集问世。“我记得是十一二岁、十二三岁”，他说，“就是写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啊，然后就是写一些很短小的诗，我十一二岁在《宁夏日报》开始发我的诗歌。”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当时就是一个诗人。“写诗谁都会写，这是两个概念。就跟做企业挣钱谁都会挣，都会想做尝试，但是真正的企业家很少，这个社会的精英很少，诗人也是一样的。这个有很明确的划分。写过诗或者会写诗那是一个个人的爱好或者修养问题。但是做诗人意识这个挺少的。”他在自我认同上将个人身份划归为“诗人”还是这些年的事情。一来是发表和出版的作品比以前更多了，再则是人生的历练让自己有了一种更沉稳的笔调和更具洞察力的视角。

当黄怒波说，诗人就是“有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对这个世界会从诗歌的角度进入”的时候，他的秘书把几分钟前吩咐的几本诗集悉数带来了。这几本诗集均为硬面书皮、印刷十分精美，放在书架上想必很好看。其中一本在台湾出版的诗集里，批评家陈超在序言里写过这样一段话：“骆英的诗歌逐渐淡化了单纯明快的抒情，开始融汇深度智性和复杂经验元素，并增加了某种反讽的成分。”

生意和诗意把他的生活分成了两半，他提高语调告诉我，对于诗歌写作而言，类似的经验是纠结的：“比如作为一个诗人你一面经商一面会批判这个社会，因为你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你看到贫穷的一面，看人类残酷的一面。你遵守市场法则的同时，你看到狼性文化对人的摧残，这个是诗人才能看到的。”

同时，黄怒波承认，“有矛盾有纠结的人是有魅力的。”他最怕的事情就是平淡。“所以一个社会要没有张力也不可能产生像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荒原》，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嚎叫》这样的诗作。”中国古代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的说法，黄怒波大概是赞同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我们今天的中国“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

不过，黄怒波的诗歌里找不到对于时代的直接揭露甚至控诉。他认为诗人在观察这个社会时保持一种“诗歌视角”是诗歌写作的一个前提，他更为关心的是和今天现实看上去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的一些主题。比如对生命与死亡的体验。黄怒波在通过自己的“诗人身份”直面自己灵魂和生命的时候，或许他也有这样的一种自我开脱：“现在社会张力太大了，只要写作你都逃不过当下的现场。”于是，他似乎在一些诗作中有意地逃避了“当下”或者“现实”这样的概念。

登山的诗人

在谈话进行到中途时，我才开始留心黄怒波的衣着。和一般概念中企业老总们西装革履的形象不同，他身着一套宽松的运动装，甚至是在办公室穿着运动鞋。这个形象让我联想到了扎克伯格、理查德·布兰森这样有些另类的企业家。就在办公室外宽敞的走廊里，整齐地摆放着各种款式的雪地靴和全套的登山工具。这些全都是黄怒波使用过的。在提到他的诗人身份时，无法避开他的另一种身份——登山爱好者。

黄怒波有着一米九几的高个子，这并非登山的理想身材。但高个子并没有影响他在几年之内静悄悄地完成了“7＋2”的专业登山探险行为。乞力马扎罗峰、麦金利峰、文森峰、甚至珠穆朗玛峰都有他的足迹。在登山过程中，他会随手记下一些偶然出现的灵感。在一首《关于顶峰》的诗作中，他写道“顶峰是上帝的露台/是上帝降临人间的脚踏石”，这是一种对自然出于本能的敬畏。而在另一首名为《遥望北京》的诗中，他也写道：“宏观调控的战鼓不知是否依然鼓声震天/我的企业不知会不会已经破产……税务官员是不是已经将我们上了黑名单”，可见山峰之下还是有不少东西令他难以放下。有人如此评价他的登山和他的诗歌：“骆英为登山放弃了许多经营的时间，如同为诗歌放弃了许多钱财。这种放弃，只有在一次次登上顶峰之后，才会有更大的收获。而且，负重过多，也不可能登上顶峰，骆英是一个轻装的人。”这话有些道理，但不完全准确。

但真正能理解他的恐怕还是诗歌。黄怒波经常举行一些私下的诗歌朗诵会，他和中国的许多诗人们是朋友，尤其是西川、臧棣等等同样毕业于北大的诗人。他笑着说，和这些科班出身的人相比，“我就这么一个野蛮人，随便写，这个反而可能有突破性。”或许是感情上还是和诗歌与诗人更为亲近，黄怒波以“中坤”的名称创办了诗歌发展基金和两年一度的“中坤国际诗歌奖”，并且向北京大学中国诗歌捐赠数额不菲的资金，用于诗歌研究。他本人则重回北大，成为在职的博士研究生。他的论文题目是《现代性困境与中国当代新诗可能性》。“这个是第三稿了”，他说道，“据说谢冕老师说很吃惊，他的一个博士生三年没开题。”

当然，无论是诗歌评奖还是诗歌基金，黄怒波表示对内部的评审和操作“不介入。也绝对不管”。但他还是会给出一些建议，例如在2011年的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以后，他就说过，下一届的诗歌评委可以再国际化一点，把国际上的一些批评家加入进来，诗人就更广了。“我相信再做五届下去在世界上也很有影响力了。”

黄怒波总是爱说一句话：“财富集中到你手里，你有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对他而言是必须坚守的一种诗人责任。“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一个是诗歌在回归，因为整体来看是一个民族向上的一个阶段，文学一定会回来的，诗歌是不可缺席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长诗意识跟国家民族的回来是有关联的。”黄怒波心中的诗歌蓝图，或许正像他的地产蓝图那样，不仅仅局限在个人的抒怀，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目的。

最近，当代诗人欧阳江河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公众已经不怎么关注诗歌，除非变成负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消费现象，媒体的狂欢、阅读的狂欢、网络的狂欢。”第八次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人人均每年阅读图书仅为4.25本，这当中基本不包含诗歌。作为企业家，黄怒波当然知道透不过气的现实让大多数人没有机会问津诗歌。然而，一个人放弃诗歌无异于也放弃了心灵。他将其视为一种逃避，“人们到70年代、80年代初都在逃避。以后到80年代前夕也是在逃避，现在大家还是在逃避，因为现实太恶劣了。”当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阳光正透过窗户照进会客室，窗外是交通繁忙的北三环。关于诗歌的一席谈话，注定要以从外面传来的车声人语作为结束。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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