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近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卫健委在答复市政协委员提案时说，2022年新一波新冠疫情导致公立医院的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同时，因财政形势紧张，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难以落实。笔者在福建某山县调研时也了解到，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左右，每年投入到每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不过100万元左右，其中疫情相关财政投入更是杯水车薪。

不只是东北地区和欠发达山区，新冠疫情自2020年爆发以来，已经给全国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行带来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收入减少。以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为例，新冠疫情“封城”期间，中山医院、瑞金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普通门诊停诊，一家医院每天的损失多达两三亿。

二是支出扩大。无论是口罩、防护服等物资采购，还是防止院内感染的建筑改造，又或是援助疫区医疗队的人力开销，都会给单家医院带来一年数百万的负担。

三是财政补偿不足。以葫芦岛为例，本市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冲击，既要确保按时还债，又要确保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发放，维持正常运转都非常困难，因此，仅能在医疗机构履行一类公益机构职能时，一事一议，给予部分财政专项补助。

在中国，公立医院诊疗量占比八成以上，是医疗体系的主力军，更是公益性基本医疗服务的承担方。当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尚未结束，疫情及其管控措施有可能导致公立医院慢性失血，为防止公立医疗体系出现“疫情后遗症”，笔者建议：

一是要充分尊重医生的专业技术价值。受地方财力影响，有的地方抗疫补贴津贴无法及时足额，有的地方更是把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当免费劳动力用，让他们长期从事核酸采样、入户流调等一线防疫工作。医生经过“5+3”医学教育，又接受住院医师、执业医师多年培训，将其调配去从事简单重复性的防疫工作，实乃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如果全国各地不时有医生因抗疫而停诊、停手术，有可能造成新冠以外患者无法及时就医，生命健康权因此受损。建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督查督导，叫停滥用大规模核酸筛查等过度防疫行为，切实为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减负。

二是要高度警惕卫生领域财政投入断崖式下滑。7月12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从7.1%下降到6.5%，政府卫生支出占比从30.4%下降到27.4%。今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要防止地方政府削减不赚钱的民生支出，进而引发公立医院大规模现金断流，甚至基本医疗服务的网底被洞穿，“15分钟医疗圈”形同虚设。为落实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帮扶因疫情遇困的医疗机构”的工作任务，建议中央政府尽快发行第二轮“抗疫特别国债”，对公立医院因疫情造成的减收、增支进行补偿，填补地方财政补偿的巨大缺口，将财政资金直达医疗机构以避免被层层截留挪用。

三是要防止医疗机构在疫情后追求“报复性增长”。笔者在东南沿海某省份调研时了解到，2020年新冠疫情全国蔓延期间，上半年当地医院的诊疗收入骤减，但下半年又以20%以上的超常速度增长。当地医保局官员将其称为“报复性增长”，认为其中很难说不存在过度医疗、欺诈骗保等行为。卫生经济学告诉我们：医疗行业的信息和权力高度不对称，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有大量办法，将过度失去的加倍补回来。因此，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尊重公立医院的合理利益诉求，在卫生总费用平稳增长方面“算大账”，而不能在挪用医疗投入、滥用医生劳力等方面“贪小便宜”。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广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扭转公立医院的利益实现机制，通过医保总额管理、疾病组打包和“结余留用”机制，允许将医保资金从药品耗材费用省下来的钱留在医院而不被挪用，用于补偿疫情期间医院的运营损失、员工薪酬正常发放，让医院可以靠省钱做大利润，而无须靠过度诊疗做大利润。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