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前，深圳的“文化家底”当然很薄，但薄到什么程度？我把最近读来的“史料”梳理一下（据《梁湘在深圳》等书）——

-- 除了一个有限广播站外，没有任何传媒工具。那个广播站，一遇台风就杆倒线断，喇叭收声。

-- 受逃港影响，文化队伍溃不成军，能跑则跑，跑不了转行。

-- 158个文化站基本垮掉，文艺宣传队解散，图书馆卖掉，有一家1949年前留下来的电影院，新华书店不足二百平米。

-- 1960年代初为满足外宣需求建成深圳戏院，但使用率很低。因建设时期正赶上“三年困难”，力主由省里拨款修建戏院的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受到中央有关部门通报严厉批评。

-- 深圳戏院旁有工人文化宫。“在文化宫一角，用铁链系着一只猴子，以吸引游客玩耍。有些小孩拿一些香蕉、花生去喂猴子，个别小孩则拿烟花、鞭炮去烧，吓得猴子尖叫不断，十分刺耳。”

文化设施如此落后，后来大家一说到“建特区之初”的文化，就说那时是“文化沙漠”。其实“文化家底”薄弱和“文化沙漠”是两回事。那时候广州和深圳的文化工作者都会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而自己占领着的，是无产阶级宣传阵地，是“毛泽东思想大舞台”。谁敢说这样的阵地与舞台是“文化沙漠”？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仅仅几年之后，“文化沙漠”这顶帽子就出口转内销，回到自己头上了。

许多“事后诸葛亮”想当然地认为，特区建立之初，党委政府主要精力抓经济，一时顾不上文化建设。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曾经写过，吴南生做深圳第一书记时，倡导成立博雅画廊，着手规划艺术家村，提倡引进香港文化力量，甚至喊出了“文化先行”口号。梁湘1981年3月到深圳履职。这个月中旬，市委宣传部用十天时间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份《关于加强深圳特区思想文化建设的初步规划》，以市委名义报广东省委。规划提出要兴办报纸、电视、广播、图书出版、文学杂志等，还要建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体育馆、剧院、科技馆、青少年宫、旅游度假村、影院、公园及其他娱乐场所。这个规划最终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的一部分，由梁湘率领深圳市委组织实施。到1982年底，“深圳八大文化设施”（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电视台、体育馆、大剧院、科技馆和新闻文化中心）陆续投入施工。

之后，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梁湘说出了那句后人常常征引的话：“我们就是勒紧裤带，也要把八大文化设施搞上去，并确保这些设施50年不落后，留给后人一个艺术精品。”

如今深圳又在兴建“新十大文化重点工程”，投资规模与功能设计当然远非昔日可比。然而，当年正是特区初创，1981年的财政收入才三千多万，1985年也还不到六亿。可是，仅八大文化设施的投资额就达7个亿。1981-1983这三年间特区用于文化教育建设的投资总额，占地方财政基建投资的33%。这需要何等的胆识与远见！当时也有人对此持异议，说文化投资太大，又不赚钱，这样做不划算（奇怪的是，四十年之后，面对新十大文化工程，据说仍然有些位高权重的人认为，文化硬件花钱太多了，无法产生经济效益）。梁湘的观点是：文化投资创造的是精神财富，比赚多少美元都重要。

据原市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彦回忆，当时建深圳电视台，需投资1000万元。市里向广电部和省广电厅打报告，希望三家各出三分之一，但得到的答复都是——“经费自筹”！梁湘说，地方财政出钱，节衣缩食、掏尽腰包也要把自己的电视台办起来。

《深圳特区报》《特区文学》《深圳工人报》《深圳青年报》《深圳特区科技》《特区党的生活》和海天出版社，那几年也陆续创刊开张。

文化的核心是观念。1980年代发生在深圳特区的观念之争一浪高过一浪，形成独特的“观念文化”。仅此一条，“文化沙漠”一说即已无立足之地。谁见过茂盛的新观念、怒放的新价值，会在“文化沙漠”里流动、冲杀？所以，早在1996年，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的王京生就在一次讨论会上说：“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因此世界上不存在文化沙漠，只有文化形态、表现方式的不同。深圳能叫得响的首算观念文化……”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特区到底是不是租界？

特区发展靠内地输血？

蛇口风波谁是谁非？

……

这还仅仅是1980年代的几次论争。之后每个年代，都有这样那样的争论，连“来了就是深圳人”大家的解读都不一样。这正是流动中的深圳文化的活力所在。

文/胡洪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