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文 上海虹桥火车站的卫生间里，住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外来务工者，感染过新冠肺炎，康复后找不到工作。因为“阳过”，没有企业敢雇佣。捉襟见肘之下如此度日。在一篇刷屏的文章中，他们的处境被看到。“阳过的不要，进过方舱的不要”——这种对新冠患者的歧视，在上海劳工市场不少见。

这并非孤例，也不止上海，只不过上海在最近一波疫情中感染面大，更为显见。如果再放大看，除了这种公然歧视，隐形歧视一直就有，比如大白衣服背后写着的“捉羊”，人们谈论间的“小阳人”，网络上对患者轨迹的品头论足，康复者回家后微妙的邻里关系——因为一人感染，整个小区封控甚至转运隔离，这背后责咎与压力，非当事人无法感受，有的小区甚至形成了被感染居民公开道歉的惯例。

上海官方在7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这样的歧视是违法的，要求各单位依法依规，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社会各界也不能贴标签，让他们生活在不该有的阴影之下。

但要问的是，对新冠患者的歧视从何而来？ 只有改变滋生歧视的土壤，康复者的境遇才能真正改善。

从最现实的层面来说，上海一些企业不愿意雇佣新冠康复者，是担心万一“复阳”，按照现行政策，企业要封闭两天，损失承担不起；万一发生了复阳传播，企业还要负直接责任。社区对新冠患者责咎或排斥，是因为这关系到小区居民是不是被封控或被转运隔离。有一个段子就调侃说，“你明天住哪里，能不能出门，取决于你的邻居。”

再进一步，疫情发生近三年后，人们对新冠病毒还是过度恐惧，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历过武汉原始毒株的冲击，也与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死观有关，但信息不对称、过度防疫等也是叠加因素。

对此，科学精准的防疫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病毒如何变异，依法、科学、精准都应该是始终坚持的准则，以此为锚，推动防疫政策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2021年1月曾公开表示，新冠“复阳”比例很低，约在5%以下；传染性也不强，目前还没有观察到造成传播的案例。一年半之后，最新版本的防控方案指出，当复阳者的核酸CT值≥35时，无需管理和划定密接者。在对病毒了解更深入，也积累了更丰富经验的当下，有关部门应当拿出更翔实的数据——“复阳”比例如何？是否绝大比例呈弱阳性？是否随着时间递减？多长时间以后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些研究不仅可以打消社会疑虑，也是政策调整的依据。防疫政策不是越严越好，而是要不断平衡代价与效果。在可控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政策的连带效应，有助于改善所谓“阴阳对立”。

有学者提出，应该从制度安排上让健康码不能对外显示一个月前的核酸记录。这看起来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解题办法，但实质指向了一个本质问题：何为隐私？当人们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而让渡自己的隐私数据时，范围和深度不能无限扩张，只有在明显符合公共利益时才有让渡的依据，且不应该昭之于众。不得不说，在对新冠患者的隐私保护上，我们意识还十分淡薄。微信群里经常有带有确诊患者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的流调报告流传。这样的信息从源头上就不该流出，更不该一传再传，法律应当对此加以严惩，让侵犯隐私者心有忌惮。只有对隐私的界定明晰，对隐私让渡的边界明晰，个体才能有理有据地捍卫自身权益，从技术层面釜底抽薪不失为一种明晰边界的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已近三年，成为长时间、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事件。我们既要关注它对国民生命健康的影响，也要看见它对个体心理、对人际关系、对社会肌理带来的伤害。对新冠患者公开或隐形的歧视，让不幸感染病毒的他们背负病耻感的压力，有违法制、人性和伦理道德，它所带来的负面示范效应，还会加深未感染群体的惧怕感，怕感染之后也遭遇“社死”。这些都将干扰人员的正常流动，阻碍经济复苏。一个隔阂滞阻的社会终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