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文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女性话题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热度。近些年，更是热度不减。比如202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单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就有三部是关于女性生育伦理问题的。其中，改编自“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埃琳娜·费兰特早期的小说《暗处的女儿》的那部，首映前就受到了极大关注。一个爱孩子爱家庭爱丈夫的知识女性，禁受得住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的磨损吗？她的自我可以暂时蜗居，能够长时间泯灭吗？现代女性诠释的母亲角色，一定还得是无私奉献、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的吗？她们在承担责任的同时，怎么找到自己的价值？费兰特用自己擅长把握女性复杂心理的笔，赋予古老的问题崭新的内涵，也为崭新的问题提供了别样的思考角度。

中国也是如此，近些年关于女性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平衡、女性生育、女性安全的话题不断出现，有些甚至能够引发强烈的震动。而只需要看看这些网络流行语：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就可对当下的婚恋状况、女性生存现状有所感知。女性再也不甘心传统社会对她们的道德绑架，她们想要尖锐地、诚实地面对新的挑战和困境，她们想重新定义“女性”“妻性”和“母性”。

“生命有那么容易被创造吗？”

傅真的小说《斑马》最近广受好评，她以亲身经历做底对生育过程的描写和关注，连同泰国热带风情的描写，唤起了女性读者的深切共鸣和被疫情禁锢在原地的读者对远方的向往。

小说中，女主人公苏昂原本并没打算做母亲，然而在经历了三次不明原因的流产之后，她忽然异常珍惜自己的“天赋使命”，她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女人，可以做母亲的女人，于是到泰国做试管婴儿。从“不想”到“不能”过渡到“更想”，似乎是一个女性本能逐步觉醒的过程，于是她第一次见医生，就希望得到更肯定、更确切的成功的保证，这时候医生说：“受精的本质是什么，苏女士？是创造生命。生命有那么容易被创造吗？医生是人，不是神。”

好吧，如此看来，能够创造生命的，不是男人，不是医生，不是科技，是女人本人，或者准确地说，是女人被自然选中的成为母亲的概率，是命运之手，是神的旨意——那些怀孕或者已然身为人母的女人，不再是经理、法律顾问或销售代表，不再是白领、精英、女强人，而只是天选母亲。

当一个故事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发现生活的另一张面孔的时候，的确会给人温暖又体贴的感觉。熙来攘往的世间争斗和貌合神离的职场孤独之中，女人间还有一个共同的角色底色——母亲，在这个角色的定义里：柔软、包容、耐心、责任、牺牲……统统都暗示着理解沟通和共情利他的可能性，让人顿生些许的安全感和希望。

当然，这小说不是写职场的，它只是想写一个职场女性忽然被不能生育的危机摁下暂停键之后，心理发生的蜕变；写一个女性甘心从社会角色返回到自然角色，从“跑步机人生”返回到“无差别生命形式”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婚姻、如何归置欲望、又如何在分成两半的自我（被别人看到的自我和只有自己看到的自我）间找到逻辑自洽。

某种意义上，这简直是一本试管婴儿指南、泰国旅游宝典和女性生育大全：基因的、技术的、两性的、女权的、婚姻的、伦理的、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亲密关系的等等问题，都被傅真用准确而充满思辨的语言呈现了出来。她的小说带着《藏地白皮书》般的旅行意味，同时，也带着知性的通达和自省的顿悟。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她的人物都是忠于职守、忠于伦理的，都是被教化过的、文雅而拘谨的。

所有这一切，都和泰国炙热阳光下的暗影涌动结合在一起。在这个表面西化、内里东方，寺庙遍地而欲望自由的神秘国度，苏昂找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盟友”：有来自伦敦想要依靠捐精做单亲妈妈的记者；有想暂葆青春、放飞自我来冻卵的时髦女郎；还有不能生育但迫于家庭压力而自杀的中年女性；还有苏昂多年前的暧昧对象、差点儿让自己落入陷阱的Alex、从美国来安度晚年的loser鲍勃等等。原本生活在非洲而不是泰国的斑马，原因不明又黑白分明地成了象征物，是护佑女性的“安全线”，是祝福她们成功孕育生命的吉祥物，同时也是她们向自然开战、靠技术和意志成为生命勇士的勋章。

蓬勃的野性和不羁的放纵最终与《斑马》无关，它只是想在不正常中回归正常，在迷乱中发现航道，在不确定之中找到界限，因而它看上去不只是一首生命之歌，而更像是一场寻找之旅：找到胚胎，找到自我，找回秩序，包括试着理解男性……然而，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生命到来之后情况更复杂，女性需要做出的改变更大，生活会变得更难，各种冲突会变得更剧烈，更何况还有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细节：抚育、教育、身心健康、青春期、代沟等等问题。创造生命不易，呵护和培育更难——女儿在暗处，自我在暗处、女性的诸多诉求也都在暗处。

生命，只要诞生，就要挣脱羁绊、束缚和怀抱，就要成为主体，就要自由和平等——这是起点，也是终极，何其美好，又何其难也！生命纵是最美妙的创造，也需要撕心裂肺的分娩；纵是一首最流畅的诗，也需要艰苦地写。

“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如果有人能够统计这世间所有故事的母题，大概爱与命运是最不离谱的，而两性关系则是所有爱与命运飞扬鼓荡、流转不息的基本关系，其中的女性角色、女性意识更是戏剧性冲突的源头。从希腊神话的海伦、塞壬们到当下最热门电视剧《梦华录》中的赵盼儿、宋引章、三娘，故事中不断上演的仍是女性的美与魅、惑与祸、自立与依附。“千百年来，女性就像一面赏心悦目的魔镜，将镜中男性的影像加倍放大。没有这种魔力，世界恐怕仍然遍布沼泽和丛林。世界也无从体会我们经历的一切打打杀杀的荣耀。……这面魔镜，无论在文明社会中有什么用途，对一切暴力或英雄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弗吉尼亚·伍尔夫百年前的睿智既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洞见，更是对未来和永恒的一语成谶。作为“第二性”，一种附属性别，她无法傲慢、不能骄矜；然而她是全部生命的母体，她至高无上、不可遮蔽。最重要的，她刚柔并济，不可战胜。

写过《无声告白》的华裔美国作家伍绮诗，还有一本小说叫《小小小小的火》，写的也是生命创造的故事。只是这种创造，不再是生理性的、血源性的，而是文化的、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跨种族与跨阶层的启蒙。小说从中产阶级家庭的一场大火讲起，回溯叛逆的火苗终于酿成毁灭性大火的过程。放火的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伊奇，而被她依恋的、认作精神母亲和文化母亲的则是居无定所的艺术家米娅。米娅曾在大学期间为了钱选择了做代孕妈妈，但在交易即将达成的最后时刻，她决定带着女儿珀尔逃亡。从此，她众叛亲离、隐姓埋名流浪，直到来到伊奇家所在的中产阶级小镇，做了长期租户，珀尔则成了伊奇哥哥的朋友、她家的常客。

米娅的吉普赛气质和伊奇的妈妈理查德森太太的中产气质形成了鲜明对比，强烈冲击着伊奇的心，就像自己家的窘迫匮乏与理查德森家的丰裕阔绰形成的鲜明对比强烈冲击着珀尔的心一样，孩子们都是缺什么补什么，没什么想要什么。而大人，尤其是感到被冒犯的理查德森太太，则试图寻找米娅的破绽，打破她理想母亲、理想女性的人设。于是，她揭穿了米娅代孕的事实，也极力为自己的中产闺蜜争取弃婴的抚养权，尽管弃婴的华裔妈妈贝比已经后悔，找上门来，并勇于与一个阶层对簿公堂。小说就这样把一个伦理疑难摆在所有人面前：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在养父母家里获得更好的生活，那生母的遗弃是不是可以被原谅？生母是不是要羞于要回抚养权？对一个孩子而言，应该为她选择穷困的血缘，还是更好的物质条件？养父母的爱一定比不上亲生父母的吗？

写过《人世间》的中国作家梁晓声也触及过这样的问题，在小说《我和我的命》里，他就讲述了一个因重男轻女观念被遗弃的女孩因祸得福的故事，然而，最终她还是要面对穷父母、穷亲戚的纠缠，挣不脱自己的“天命”。出身即命运，血缘即命运，这是东西方文化都逃不脱的话题。《小小小小的火》充分写到了米娅的自我，同时也更充分地写到了她的母性，她没有让二者发生冲突，尽管她只生育了一次，只是一个人的妈妈，但她对生命的理解和超强的爱的悟性一下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查德森太太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却从未对真正的“爱”有过哪怕一点点放下固执和傲慢的谦卑，对阶层和身份的迷恋遮蔽了她的母性，跟所有人比起来，她都更爱自己，有点儿像《暗处的女儿》里觉醒后的母亲。可见，做母亲，或者母性，并不是熟能生巧，需要天赋，也需要理性。

米娅用《圣经·创世记》的“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形容自己对女儿的爱，以及对曾经丢失孩子的贝比的体谅：“作为父母，你的孩子不只是个人，还是一个处所，好比代表永恒的纳尼亚世界，你现在的人生、对过去的记忆、对未来的渴望都存在于那里。每当你望向他，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假如你知道该如何到那里去，它会成为你永远的避难所。”

然而，就因为理查德森太太的爱迟钝、在学会做妈妈的路上进步慢了些，她就被自己最小的“避难所”一把火烧了现实的“避难所”，这是不是也不公平了些？当然，妈妈毕竟是善于原谅的，她期待犯错的女儿回归，期待自己有机会理解和弥补。

或许，唯有体会这种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的连接，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女人，克服千难万险，涉过千山万水，经历七灾八难，哪怕“一朝老尽少年心”，也要成为母亲。成为母亲，哪里是在创造生命，简直是在创造自我，是给自己机会获得脱胎换骨的新生，是让自己亲密关系获得更牢固的根基，让自己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找到庇护所，让曾经来过世界的自己留下最清晰确凿的痕迹和证据。为了这个她自己创造的“小宇宙”，她甚至愿意承担作为女性的所有“原罪”。

共同的名字：女性

1984年生的作家张天翼，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如雪如山》，她把如雪般细碎的女性日常写成了如山般刻骨的记忆。主人公们都叫“lili”，一会儿是春运火车上为了能坐着回家被列车员摸腿的大学生立立；一会儿是正在医院与产后抑郁抗争的新手妈妈俪俪；一会儿是不得不接受妈妈再婚又老去的少女粒粒；一会儿又是徘徊在出轨边缘的已婚女性栗栗；一会儿是失独老人丽丽……张天翼说，女性“可如雪之柔软，被人随意掬起嬉戏，捏成雪球，撮成雪人；也可如山之坚韧刚强，不动摇不转移。”她们如此迥异，又彼此相通，如百合，雪不能埋、山不能压。而百合的英文名字，也恰是lily。

《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作者赵南柱，后来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她的名字是》，深度对谈六十几个人，从9岁的小女孩到69岁的老奶奶，写成了27个故事，也为了呈现她们共同的名字——“女性”。她想通过一个个故事，讲述女性的成长伤痛、女性的自我诉求、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故事是新的，话题是旧的；然而旧话题依然能引发新情绪。比如，因为金智英产生的风波，甚至发展到两性的尖锐对立。而她创造的新词“妈虫”，更是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原本是被丈夫和家庭折断了翅膀，转过头却就被哀叹和讽刺不能飞翔，这种双重伤痛，通常是全职妈妈的命运——这些受过教育的聪明女人被留在家庭里，无异于被禁锢、被剥夺、被奴役、被摧残，然而，她们却反而处于道德劣势。于是婚姻的悲剧性日益显现，在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忘我”中，全职妈妈们的投入显得劳而无功，养育孩子的成就感远远不能弥补社会价值缺失的空洞，于是，金智英疯了。

而《我的天才女友》中的莱农，即便通过聪明和勤奋“赢”来阶层变化，通过念书和写作“赢”来婚姻，而且她与丈夫、知识分子彼得罗真心相爱，也难免被婚姻围困，被怀疑，被家暴，不由自主地陷入自己拼命逃离的母亲、邻居、亲戚那些已婚妇女的命运：在孩子的哭闹中变得粗鲁，在丈夫、父亲、兄弟、情人构成的网络里日益迷失。“我们总归生活在男性主宰的世界”，这发现既是她的清醒，也是她的无奈，于是她离婚，纵使遍体鳞伤也要保持尊严。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在自传《刻骨铭心》中说：“婚姻生活本身并不难，但要应对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和冒险活动却不容易。”而让一个家运转起来，成为妻子和成为母亲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在播撒爱的时候还能找到自尊、平等和价值感，才更有挑战。赵南柱说：性别不平等并不能靠个人的善意来解决。然而，这些年过去，除了个人善意，化解两性冲突还有更值得期待的途径吗？

有感于女性在诗歌中无处不在，在历史中却默默无闻，94年前，伍尔夫在剑桥演讲的时候，把女人形容为“畸形的怪物”：“像是蠕虫，却长了天使的翅膀；像是生命和美的精灵，却关在厨房剁板油。”她们“像蝙蝠或猫头鹰一样活着，像牲畜一样操劳，像虫豸一样死去。”而为了破除这样的命运魔咒，她鼓励受了教育的女性拿起笔，通过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不要局限自己的视野：“我们的关系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平等、自立的基础是自己先解放自己。

书本智慧下面对世事的天真与老练

其实女性话题永远都不抽象，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悲剧的还是喜剧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的个人，都是具体的命运。观察一个女性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也都是具体的选择。只是，曾经只在阅读中认识世界的我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前后，中国的女性文学曾有过创作和讨论的高峰。一批女作家，包括铁凝、张洁、张辛欣、张抗抗、池莉、徐小斌、徐坤、陈染、林白等等，用或温婉或激烈的方式，讲述女性故事。至今我仍然记得，在图书馆读铁凝《麦秸垛》《玫瑰门》《大浴女》时候的惊异，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时候的震撼，读王安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我爱比尔》时候的不安和迷惑，读张洁《爱是不能忘记》时候的激动。对在大学按部就班上课的我而言，女性话题激烈又抽象，两性话题充满诱惑和疑难，那时候的我甚至还不知道，“女性”这两个字，除了标示显而易见的性别，还意味着别的什么，只简单地记住了一些句子：“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我是我自己的，谁也不能干涉。”（鲁迅《伤逝》）“到女人那去？带上鞭子！”（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记住了读《第二性》《浮出历史地表》时候的囫囵吞枣和偶尔的顿悟时刻。

如今想来，这些更像文学知识的阅读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角色启蒙，连同张爱玲、亦舒，与青春的困惑和迷茫纠结在一起，与家里没有男孩，只有我和妹妹的成长经历结合在一起，仿佛体会到的只是一味用强而不知示弱；只知无性别差异地证明自己，而不知性别差异也可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或者无须费力的捷径。后来，随着恋爱、结婚、生子，才一步步发现，真实生活中，所谓的女性自立、女性解放和两性平等，都不是难成姿态，更不会按照理论和故事的逻辑演变，它复杂而真实、灵活而变通，它不需要对立而需要和解。

妻子、母亲的角色，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不容回避，有时候评价的标准又并不单一。唯一确定的是，生活绵延不绝，问题层出不穷，各种角色都需要吃一堑长一智。在生活中浸泡越久，越不在意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也越不在意平等、尊重的字面含义，它们不如一杯热牛奶、一盆洗脚水、一个拥抱来得更实际。当然，在婚姻里浸泡越久，也越知道这是一种尽管非人性但又让人不得不产生惰性的制度，它能定义你、规训你，更能安抚你、承托你。你需要奇迹，需要溢出，更需要安稳，需要秩序。你需要知道世界的光彩，更需要知道家庭的无趣。

记得刚刚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因为知道同学的孩子是孤独症，是星星的孩子，就总是忍不住担心，想各种可能的风险以至于寝食难安，于是忍不住向同办公室的同事脚印倾诉，她用一贯的柔声细语说：“有人类以来就有生育，这是最自然的过程。不用担心。”至今想起来，我都感激这句平常的话，感激她见怪不怪的平常处理。事情往往如此，角度不同，态度立刻迥异。自然永恒，世界仍有光辉，自我仍有潜力，而女性，则永远在廓然大公，物来顺应。

《斑马》的结尾，苏昂说：“奇迹往往就是高潮本身，震撼人心却转瞬即逝，余下的仍是琐碎庸俗而漫长的人生。生活永远不会是持续的惊天动地。”因此，“她得学会动态地活着，与她所有的问题共存。”这是一种“消极能力”，跟诗人济慈说的恪守本分的时刻一样。

也许，生命的某个阶段值得拥有这种“消极能力”，而在另外的阶段，遇到某个人的时候，也该有一种“积极能力”——每当想向现实投降，在日子里犬儒，想在日益变成灰烬的生活里寻求余温的时候，总会想起张爱玲，想起她那么卖力地做自己，那么不顾一切地积极，不计成本地遗世独立。她知道华美的袍子上有虱子，但她还是让自己极尽华美。她不要大团圆，只要小团圆。她甘心低到尘埃里，也不惜为一片苦海里开出的莲花能短暂地俯身向自己而粉身碎骨。她愿意把天赋的才华献给不为世俗理解的爱，书写谁也夺不走的“传奇”。总觉得，女人的“消极能力”里，还该有一个积极的梦。因了这个梦，我们才会在积极为孩子牺牲、积极取悦另一半的时候，也积极取悦自己；在对世事报以老练和解的时候，也对自己报以天真的微笑。

少年心一朝老尽，温柔心万古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