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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   

刘军/文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7月3日，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开幕，在开幕当日首场大会“重塑世界和平”的讨论中，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指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政府应不忘初心，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基于此，鸠山由纪夫称，日本政府和政界人士不应像美国那样采取可能助长所谓“台湾独立”的轻率言行，否则将不利于东亚稳定。

在俄乌战争持续无解，拜登访问韩日、召开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倡导“印太经济框架”、加强对华遏制的形势下，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深入反思中日关系史上这一里程碑的事件，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乃至中美竞争的未来前景，可谓恰逢其时。

一

201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出版了《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全四卷）。该著作由日本学者高原明生、园田茂人等人领衔编纂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间交往四卷，从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出发，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自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至2012年间中日关系的变化脉络，系统地分析、展现了中日关系所具有的特殊性、坚韧性、脆弱性和潜在的可能性。

《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全四卷）》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等编

步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7月

其中，日本学者井上正也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一章中，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充满了特殊性。

井上指出，首先，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已经20多年，却在短短5天内完成谈判，签署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可谓神速。其次，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通过缔结和平条约的方式，而是通过不需要国会批准的联合声明的形式。实际上，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也没有提及两国的邦交关系和战争状态，因此，可以说中日两国通过《中日联合声明》进行了事实上的“战后处理”。

在评价中日邦交正常化时，通常会以中美接近作为参照标准。一般认为，中美关系是基辛格和周恩来进行高度战略对话的结果，而日本政府则是从“国内政治视点”和“国际法视点”把握中日邦交正常化，因此缺乏“战略性”。井上正强调，这些评价准确地抓住了日本在中日谈判中的外交特点，但根本起因还是源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

首先，日本政府之所以重视国内政治，与战后中日关系不无关系。当时的中日关系很难区分外交和内政，因为中国政府的“人民外交”重视民间甚于重视政府。当时，日本亲中国舆论为背景的在野党、民间团体和经济界分别行动，加上自民党内亲华派和亲台派的对立，以及派系斗争，中日关系的局面非常复杂。因为亲台派在自民党内影响力仍很强大，对于凭借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上台的田中角荣来说，排除亲台派对日台断交的反对是最大难题。田中上台不久，外相大平正芳就指示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秘密筹备对中国谈判，担心外务省内的谈判消极派会泄密给亲台派。即使在看到了“竹入笔记”，田中也说过“一旦访华失败就必须辞职”，为此“赌上了政治生命”。田中本人直到访华前夕还在担心一旦谈判失败，会导致倒阁运动。

其次，是所谓“国际法视点”，一般是说日本拘泥于国际法上的见解，而中方注重从政治大局上解决。但是，井上正也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于日本来说，也是“政治性谈判”。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在亲台派的强烈反对下，具有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必须亲自访华、一举成功的决心。桥本恕课长就认为，在北京形成的共识，在外务省外部和政府内部，只能强制（政治性）推行。

因此，在谈判中，日方刻意注意，避免形成如下共识，即认为日本方面会对台湾问题做出让步，这也是日本方面在北京谈判时固执于法律用语的原因。日方所谓的“政治解决”，不是从政治上做出推翻法律性见解的决定，而是在坚持原有法律见解的同时，不使产生的矛盾表面化，以此摸索与中国的交涉。同时，日方回避与中国缔结和平条约，而是采用不需国会批准的“联合声明”，也是为了回避使亲台派与亲华派的矛盾表面化而需要国会审议。

谈判的结果，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中国政府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以达成最大的合意。中国让步的主要原因，在于考虑到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需要在短期内完成恢复邦交谈判。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中国单方面的让步，使日本与台湾方面“断绝外交”，对于担心台湾独立的中国政府来说也是巨大的成功。同时，许多日本人对战争怀有赎罪意识，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也极大影响了这些人对中国的感情。

另外，中国政府获得的最大财富是在自民党内形成了稳固的亲华派。在邦交正常化之前，自民党内的亲华派比较薄弱，但邦交正常化之后，田中、大平等自民党内有影响力的领袖，占据了代表性亲华派的地位。

井上正也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解决的本质，在于双方达成默认协议，即搁置争议问题，暂时不做最终解决，以避免双方矛盾表面化。为这种默认协议提供担保的不是法律框架，而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言必行，行必果”。即领导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通过中日中邦交正常化所建立的日中关系框架，日本称之为“1972年体制”，即包括了安保问题、台湾问题、历史问题的中日两国共识框架。该体制决定了其后的中日关系格局。但是，这种依赖领导人的信赖关系的协议框架，在领导人离开政治舞台后，容易发生变化。被暂时搁置的问题，往往有浮出水面的可能，成为“遗留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搁置的问题，包括台湾条款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战争反省与谢罪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等。这些问题日后将逐渐浮现，给中日关系带来波澜。

井上正也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大的政治意义在于，通过日本对于战争的“反省”和中国放弃赔偿要求，给战争状态画上休止符，成功地构筑了新的日中关系。但是，其中也存在着本应在邦交正常化时通过法律解决的很多问题，却在短暂谈判中以政治手段进行了处理，导致了诸多遗留争端。这些遗留的问题不仅没有缩短认识上的差距，也没有谋求两国民众的充分理解，以至于埋下了中日对立的隐患。

但是，尽管对此存在着一些反对和“修正性”的研究意见，井上正也认为，将中日邦交正常化称为“拙速外交”（欲速而不达）略显武断。当时，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各种争端与亚洲冷战格局息息相关，不可能在中日两国之间解决。不同政治体制的两国，为了恢复建立邦交，双方该让步的地方让步，不能实现最终解决的争端，只能留给后代。因此，总的来看，日中两国政治领导人顶住国内舆论的压力，依靠相互间的信赖关系，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

二

对于中日恢复邦交中美国的“推动或阻碍”因素，学术界研究成果颇多。

2016年，我国学者奚庆庆、张生主编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编辑团队远赴美国，收录了在美的关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大量外交文献，汇集成册，集中反映了美国借琉球归还问题，将钓鱼岛及附属岛屿裹挟在其中，与日本“私相授受”的真相，对于我们了解所谓钓鱼岛“遗留问题”的由来及复杂化过程，提供了档案材料。

该著指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但由于美日私相授受，及日本不断挑战战后西太平洋地区国际秩序，中日间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之争愈演愈烈；外加美国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下对钓鱼岛争端的进一步介入，钓鱼岛问题愈益复杂化。

该书主要收录了自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于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盟国会议，并于会议结束后发表《开罗宣言》，至1971年6月美日签订《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议》(简称《归还冲绳协定》)前，美国外交关系文件中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文献。

该书第一部分“战时文献”，收录了二战期间盟国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以及讨论战后国际秩序重建问题而召开的诸会议及其相关成果。所收文献多处涉及日本的领土范围问题。盟国一致要求“坚决剥夺日本自1914年一战以来所夺取或占领的太平洋地区的一切岛屿，并且日本从中国所窃取的一切领土，例如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华民国”；不承认“日本通过暴力和贪婪所获取的其他一切领土”；“日本的主权范围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我们所决定的一些其他小岛屿。”这些文献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钓鱼岛主权的真正归属。

第二部分“旧金山和会及其相关文献”，主要收录了日本战败后，为解决日本的战后地位问题，以及厘清战争责任所衍生的国际法律问题，美英等国于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前后的相关文献。其中多处内容涉及冷战开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及安排，以及伴随而来的美国对日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日和约》中所规定的“北纬29度以南之南西诸岛等交由联合国托管”中之“南西诸岛”则被美军和美国琉球民政府非法设定为包括钓鱼岛在内，这为日后中日间产生钓鱼岛主权之争埋下了伏笔。我国政府并不承认《旧金山对日合约》，但旧金山和会期间的原始文献，展现了钓鱼岛问题“被制造出来”的详尽历程。

第三部分“有关琉球群岛的美国政府文献”，收录了自1945年美军登录占领冲绳后，在琉球列岛设立占领政府至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期间的文献资料。其中内容包括战后美国设置琉球民政府的主要考虑因素、所设主要机构及其相关职能、美国在该地区所设定的权利以及如何维护美国在琉球地区的基本利益。这些文献再现了美国有意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裹挟到“南西群岛”和琉球“归还”问题之中，使本不是问题的钓鱼岛主权归属成为一大问题。

从该书展现的美国政府相关文献材料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从制造琉球问题到觊觎、窃取钓鱼岛，与战后琉球、钓鱼岛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的联系，也有很大的区别。二战后，美国认为，一旦发生世界大战，如果美国能够掌握日本的军事潜能，将对美国策略至关重要，并有可能最后引导战争走向胜利。同时，要严防日本的军事潜能为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盟国所用。出于冷战需要，美国最终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施政权”归并到琉球“归还”问题中，与日本“私相授受”，这是当今认识钓鱼岛问题产生原因的要点。

《钓鱼岛问题文献集：美国外交关系文件》

奚庆生、张生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三

竹内实是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学家之一，被日本学术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竹内实非常关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问题。“竹内实文集”第五卷《日中关系研究》中的文章，展现了竹内实对于日中关系的细腻而深刻的观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前，竹内实主要致力于回顾和总结两国历代交往中正反两方面的教益。竹内实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一再告诫说要谨防历史重演。他多次著文指出，日本政府应该对侵华战争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这是中日恢复邦交的前提。

日中关系正常化之后，竹内实又清醒地提醒人们，不要仅仅满足于两国之间口头上的友好，要有对彼此国情民情的真实理解，才能持久扎实地推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竹内实更进一步强调，日中两国的关系，应该着眼于文化上的互相沟通。

在1968年《关于“战争责任”：在早稻田大学纪念七七事变31周年集会上的讲演》一文（此文是根据竹内在早稻田大学的集会讲演稿记录而成）中，竹内实指出，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源于日本人思想的深处，根源于天皇制思想。日本人从小接受天皇制思想教育，被告知必须瞧不起那些与天皇势不两立的人，比如中国人、朝鲜人、英美人。因为这些人都没有天皇，而日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支撑日本天皇制思想的，有两大偏见，一是对未解放民族的歧视，一是对共产主义（赤色）的歧视。日本人始终被灌输说，在轻视那些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的同时，应该视天皇是世界上最崇高的。一旦失去天皇，日本人就失去了做人的根基，结果便是：日本人减去天皇思想就等于一无所有。

正是天皇制思想，激发了日本人潜在的残暴基因。天皇制思想舍弃了日本的其他特点，代表着以歧视和偏见为基础的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要尊崇天皇制，势必要轻蔑那些弱小的事物。

竹内实认为，日本战争罪责的问题，与对中国的认识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在一起的。明治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变得日益浅薄。《活着的军队》中写道，在南京中山陵，埋葬着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的凌墓，在中山陵的牌楼上，进攻南京的日本军队以带血的大字写着：“12月10日小林部队占领！”竹内实指出，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在明治神宫的鸟居上也写上类似的字，日本人会是什么感想。他强调指出，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正是因为无知，才有了日军的残暴行径。

竹内实提到，七八年前，他曾经收到过来信，质疑他如何看待日本士兵死在中国。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死毫无意义。而现在的人们对这些毫无意义地死去的人负有一定的责任，就是要去追究使他们陷入毫无意义的死亡的原因。

在演讲的最后，竹内实指出，这次来参加演讲集会的年轻人，对于以前的战争并无责任。但是，如果不对历史做出答复，历史还会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历史并不是私有的，也不应该被忘记。“如果忘记了历史，恐怕以后就无法主动左右历史了。”

《日中关系研究:竹内实文集（第五卷）》

［日]竹内实 /著

程麻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年5月

四

中国、日本被称为“搬不走的邻居”，这一说法，形象地揭示了中日地缘关系的结构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回顾这些深入研究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力争越过历史和现实的迷雾造成的“高山”，建构面向未来的健康的可持续的中日关系，还是值得追求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