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宋徽宗在梦中瞥见那一抹“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脱俗色彩;千年后,方文山又用“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诗意表达让传统瓷器的美学力量震撼了一代年轻人的心灵。歌曲作为媒介,用声音将“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的景观在当代社会重现。陶瓷,经过千年历史积淀,已经从一种物质性的器皿,升华为一种最具代表性的、抽象的文化符号。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各行各业再编码、再创作的内容宝库,在设计领域也是如此。设计师们和蕴含在瓷器中跨越千年的灵感对话,不断发掘着藏在陶坯、白釉、描彩中的先民心声,把那种热烈而沉静、精致而空灵的美好与人文价值带给现代的年轻人,撒播给全世界。
设计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创作,需要在保证审美价值的基础上发展出作品的实用价值、品牌价值。作为一种“目的性创作”,设计师一方面需要保持作为艺术家的“创造力”,还需要具有对市场与产品需求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保持生命力,这不仅要求国内的政策支持、公众传承,更需要以一种新的样态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便要求设计师思考如何通过设计语言,使我们国家璀璨的传统文化得到更有效的在地化传播与发展,让古老的美与现代的美、国际化的美实现“对话”。本次经观艺术采访到了浙江传媒学院教授、第三届飞鱼奖国际创意设计大赛评选委员会成员杨超,探讨设计师作为一种“非典型传承人”,如何使传统文化在当今国内与国际社会中保持不衰的生命力。
杨超制作《小蚁有礼》系列作品
经观艺术:中国的瓷文化绝对担得起“博大精深”的名头,粉彩的磅礴大气、青花的沉静婉约,可以说各美其美。我曾经多次造访过景德镇,那里不论是街边的路灯还是专门的陶瓷艺术区,处处都浸润着瓷文化的气息。想问您出身于江西,家乡的艺术氛围对您走上艺术与设计之路有着怎样的影响?
杨超:或许是由于出生和成长于江西,对景德镇的陶瓷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同时,家乡的社会文化建设也有很明显的导向性,城市道路与建筑随处可见瓷文化元素,这种“沉浸式”的文化环境或许能更有效地强化传统文化对人们心灵的浸润。自上大学开始,我的设计创作便深深地受到了这种本土文化的感染。
经观艺术:江西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除了陶瓷,上饶的传统木雕也可以说是闻名遐迩。那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了陶瓷而非木雕呢?陶瓷艺术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之处?
杨超:无论是陶瓷或是木雕,都是很有特色的江西本图文化与艺术符号。对于我而言,作为一名计师,无论是陶瓷、丝绸还是木雕,都是我感兴趣的文化创意元素。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英文“China”首字母小写便是瓷器“china”,可以说陶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曾经影响了世界。我希望能用陶瓷作为蕴含东方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元素来跟世界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一个通过视觉传达设计的手段来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将中国的陶瓷文化融合瑞士国际主义设计风格,从而转化为世界人能看得懂的国际化视觉语言。
《小蚁有礼》/杨超
经观艺术:景德镇窑始烧于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古称“昌南镇”,而后北宋景德年间因烧制精美的青白瓷更名景德镇。彼时官窑出产的瓷器精美绝伦,但多为上供御用之物;而今不论是使用青花、粉彩还是玲珑等工艺打造的器皿都摆上了老百姓的桌台,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您如何看待这样艺术打破圈层流通的现象?
杨超:景德镇陶瓷无论是在中国古代时期的官窑陶瓷或是西方皇宫贵族眼中的“白色金子”,还是现代老百姓家都能用得起的陶瓷实用器,都很好的发挥了它的观赏与实用价值。今天,我们看到许多陶瓷的国宝,以文创设计和生活用器的方式呈现,此外,许多艺术品也通过数字藏品的方式来转化,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享有一件,这使得艺术作品能够更大地发挥原本的艺术价值甚至是实用价值,让更多人可以“共享”。
经观艺术:据我了解,您的设计作品在国内外获得了160余项设计奖项,并且在35岁之前便将设计界的“三大奖项”的德国红点奖—至尊奖、德国if奖收入囊中。许多人在取得这样较高的成绩之后,更多的会担心自己能否保持这样的设计水平,害怕高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您是否会为自己以后还能否保持这样一个“高度”而担忧?
杨超: 对我而言,参加比赛是为了激励自己能够始终保持对设计的前沿思考和探索,因为总觉得自己的设计做的还不够好,与目标的距离还有很大的差距。曾经参赛拿过一些奖项,能拿奖是运气好,其实还有一些作品投稿出去也没有拿奖。得过的一些奖项,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不再过多地考虑这个所谓的“高度”,而是专注于当下的设计创作。我只是个设计师,应该努力把每个设计作品和项目做好,保持一个不错的设计水平要比拿奖的“高度”更有意义。
贺兰山岩画国际艺术节海报/杨超
经观艺术:在我们传媒行业,可以说是“编辑部有一老,如有一宝”,“经验”是衡量一位编辑、记者能力非常重要的标尺。而我所观察到的设计行业似乎并非如此,许多如您一样的设计师,在很年轻的阶段便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那么,在设计行业里,您认为年轻的活力、创造力和积年累月形成的经验,哪个更重要呢?
杨超:创造力是很重要的,当看到一件艺术品、一个设计作品、一个老物件或一件与设计并无关联的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有思考(这种思考是一个链式的反应),从而激发自己的设计创作,这或许是很多设计师都会有的状态。当这种状态保持了很久,甚至若干年之后,就会变成一种“经验”的积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灵感”。当我从事了这么多年的设计创作后,发现其实设计中的“灵感”并不会从天而降,一定是在自己多看、多学、多思考后,形成的一些碎片化的能量储藏在大脑中,当你需要的时候,这种能量就会突然的爆发出来。
经观艺术:在当下,面对技术与西方主流话语的双重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任重而道远。您的《China Says》可以说是用瓷文化吸引世界目光的成功尝试。同时您作为资深的留德学者、设计师,想问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时面对的处境?有何优势与困阻?打破阻碍与文化壁垒的关键是什么?
杨超: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深远。曾经中国有许多艺术或文化被西方人所追捧,他们甚至照搬中国的某些艺术风格。例如在陶瓷领域,梅森陶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们学习景德镇陶瓷的技术、工艺、装饰手法,甚至连装饰纹样都几乎相同,我们的青花缠枝莲到德国后变成了洋葱纹,因为他们吃的是洋葱。可是,为什么梅森陶瓷今天能够做成一个世界著名的陶瓷品牌,而曾今辉煌于世界的中国陶瓷却尚未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效果。
我常常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理性而客观地看清当下某些文化领域的真实情况,今天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与古代相比,今天人们的生活、通讯、审美等方式完全不一样了,曾经的“经典”未必符合当下的生活和审美需求。我们是否能通过努力,来创造适合今天的“经典”文化或设计。
第二,有机地学习、吸收来自世界的优秀文化或设计的表达方式。16-18世纪时期,西方人学习中国陶瓷文化,吸收并转化为自己的,例如刚刚讲到的梅森陶瓷、荷兰皇家代尔夫特陶瓷等。而今天,我们的陶瓷文化艺术表达方式,也应该顺应“国际性”的视觉语境,恰当地融合来自西方经典的现代设计审美表达方式,将我们的文化转化为他们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在全球的受众会越来越大,才能走的更远。这需要包容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一种对自我文化的“自信”。
经观艺术:在您对德国布伦瑞克美术学院艺术设计教学模式的研究中,您多次强调了教学与“实践”、“市场”的结合。同时根据您在景德镇陶瓷大学、浙江传媒学院任教的经历,您如何看待当下我们国家在艺术设计领域的教育模式?以及年轻设计师更应该以书本为师还是市场为师?
杨超:作为设计师同时也是高校教师的身份,在我看来,“书本”和“市场”同样重要,“书本”使得设计作品更有文化内涵和深度,而“市场”能让设计很好的发挥它的实用价值,离开了市场和受众人群,设计作品将失去它的意义。
当然,我所指的“书本”并不是我们常说的“教材”,市面上很多设计教材里面所讲的案例和概念内容,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因此,每次我给学生上课,很少去订常规的设计教材,相反我会去找到国内外一线有影响力的设计师出的书,这些书收录了设计师对于前沿设计的思考和表达,能够为我们学生的创造性的、个性的思维培养起到很好的启发作用,甚至能对学生树立个人风格起到积极作用。另外,我所理解的“书本”,应该还有另一层涵义,那就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学习,它涵盖了工艺美术、孔孟之道、宗教文化甚至航天科技、数字经济等多个维度,深刻了解这些中国元素背后的价值和内涵,这些“书本”的内容能够为处在学习阶段的未来设计师们的学习起到重要的作用。
经观艺术:很多人一旦谈及“艺术”,脑海中总会闪烁着“艺术无价”的口号,给人一种清高、不为世俗奔走的洒脱印象;而“设计”虽然也要具备艺术中的美学价值,但似乎更多是需要为市场、宣传、产品服务,这看起来像是一种“矛盾”,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
杨超:不矛盾的。自古至今,许多广为流传的优秀设计作品,都是兼具功能性和审美性。例如中国北宋时期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长信宫灯,西方的也有,如保罗·兰德设计的IBM品牌logo以及包豪斯时期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巴塞罗那椅等,这些设计无论从功能性还是审美性角度,都是很好的典范。
《小蚁有礼》/杨超
经观艺术:让我们谈谈这次飞鱼奖,此次飞鱼奖海报创意设计大赛的主题是“恒·气候行动”,呼吁全人类关注气候变化,通过切实的行动降低碳排放控制全球变暖。请问您如何理解此次比赛的主题?
杨超:大赛关注到当下全球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并顺应国家实施的“碳达峰、碳中和”发展战略,引导设计师们通过专业的方式参与到大赛中,最终呈现一系列优秀的作品,来呼吁人们关注全球的环境问题,从我做起,降低碳的排放,具有很好的公益效果。
经观艺术:请谈谈您在评选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幅作品?设计中最吸引您的“点”是什么?
杨超:作品《污》的画面中通过细小的烟囱与巨大的烟雾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表达工业污染给环境带来的破坏是巨大的。在作品当中,有许多值得品位的内容,例如巨大的烟雾像一个“污”字,而在这些烟雾周边又有许多的细节内容,制作精良、内涵也极为深刻。
《污》/王彦坤(深圳华思设计)
设计由于其本身天然具有的,依附品牌与产品的实用性价值,是一种相较于纯粹艺术创作更有传播力、影响力的媒介性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屹立千年,除了自身的美学与人文价值以外,在当下也通过设计焕发着新的生命力。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写道,机器生产与复制让传统的艺术品失去了原有的“光晕”与膜拜价值,而后生成了一种名为展示价值的价值体系。笔者认为,当今社会却正是由于这样现实主义的艺术生产与再生产,而使得艺术与审美更具接近性、跨文化传播性。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传统文化邂逅现代设计,那种古典的、震颤心灵的美,焕发出一种更具对话性的生命力。
杨超,1984年出生于江西樟树。教授,留德归国学者,设计师、任教浙江传媒学院设计艺术学院。2013-2014年获得德国DAAD艺术家奖学金(德国政府出资),赴德国布伦瑞克美术学Braunschweig University of Arts学习。2015年芬兰阿尔托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客座研究员,国际平面设计协会联合会(ICOGRADA)会员,美国纽约艺术指导俱乐部(NYADC)会员,中国包装协会设计委员会全国委员。意大利A' Design Award国际设计奖国际评审,波兰奥斯维辛政治海报双年展国际评委,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评委。国家社科基金“中国陶瓷的文化触变及审美范式研究”项目主持人,国家艺术基金“东瓷西韵”项目主持人,人社部留学回国人员择优资助科技活动项目主持人。文化部、财政部文化产业创业创意人才扶持计划“重点扶持青年设计人才”。其设计作品曾获得德国红点奖、iF奖、意大利A' Design Award国际设计奖、美国洛杉矶IDA国际设计奖金奖 、芬兰拉赫蒂国际海报双年展、中国国际广告节、中国之星大奖、中国包装创意大赛、靳埭强设计奖专业组等多项国内外大赛中获奖。艺术作品多次被中国陶瓷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宁波博物馆等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罗光磊/文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第三届飞鱼奖评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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