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6月28日，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缩短了密接、入境人员的隔离管控天数，对次密接人员也由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改为同等天数的居家隔离医学观察。29日，工信部宣布，取消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这意味着，对于跨省市出行人员，各地再不能以“带星”为由，实施各类不合理的隔离管控甚至拒绝入境等措施。

按照第九版新冠防控方案的说法，在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下，也需要最大限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通过调整技术性指标，新版新冠防控方案可谓一箭三雕：首先，统一各地中高风险区和封管控区划定标准，可以限制地方政府过度防疫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其次，缩短风险人群的风控管控时间，可以解放大量被隔离管控劳动力，从而助力稳住经济大盘目标实现；最后，合理划定核酸检测的范围、频次，防范常态化核酸检测被滥用，可以节约非常吃紧的地方财政资金。

现行防疫措施要不要优化？我们需要回答“该不该”和“能不能”两个问题。在“该不该”方面，根据全球通用的公共卫生法治原则，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实施检疫，必须基于社会大众的知情同意，必须坚持“最小必要”原则，必须对政策合理性进行持续评估和评价。在“能不能”方面，新冠疫情暴发至今两年多，武汉、南京、西安、吉林、上海、北京等地在聚集性疫情中积累了丰富的真实世界数据，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相比，不再缺乏病例数量以支撑决策优化。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能力对疫情防控措施进行动态优化。未来，随着新冠病毒变种毒株的毒力或传播力出现下降，还应该持续发布新版防控方案，进一步减少防疫措施对经济发展、公民权益的影响。

在第九版新冠防控方案发布之后，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第一时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要求严格执行新版防控方案，不一致的措施限期清理；将派出工作组，对地方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此外，各省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也要比照国家层面，成立省级整治“层层加码”专班，由省级负责疫情防控领导同志担任专班召集人，整改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

为全面落实新版防控方案，笔者建议：

一方面要确保优化后的隔离管控措施全国适用，反对选择性落实。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也是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较多的地区以及人口流动率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度防疫造成的经济后果可能会转嫁给中央政府，它们或许也并不担心在实施过度防疫后招引不到人才。

在另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国有甚至民营企业的控制力很强，可能会把过度防疫的“锅”甩给企业，比如：要求当地旅馆、餐厅不得接待外地特别是疫情平复地区（如上海）人员。建议国务院新冠联防联控机制在各地督导期间，可以通过网络举报、媒体曝光、飞行检查等多种渠道发现问题，深入分析过度防疫的变种、翻新模式，让“官帽子”“钱袋子”因过度防疫而受到损失，才能消除地方过度防疫的动力。

另一方面，要叫停各地在新版防控方案之外自行标记、跟踪、限制低风险人群。在全国统一的通信行程卡取消星号（*）标记之后，有的城市的本地健康码仍然对“14天内到访过疫情重点地区所在市”的低风险人群标记出红色感叹号（！），在同一个手机屏幕上，与绿色健康码格格不入。还有的地方滥用赋码规则，在原本红黄绿三色的健康码之外，增加了灰码（待核验）、蓝码（14天内有省外旅居史的低风险人群）。打在低风险人群身上的形形色色的“疫情重点关注”烙印，是超出公共卫生安全目的的过度采集隐私信息、限制人身自由，涉嫌违法违规。建议依托国务院建设的全国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尽快推广全国统一的健康码，绝不能让各地健康码沦为过度防疫的帮凶。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