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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刚/文

黑格尔、马克思与福山

1988年秋季，一位在兰德公司攻博的研究生约我去听一场与黑格尔有关的苏联政治改革工作论文讨论讲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青涩的福山和听到他娓娓道来的为纯粹荣誉之战，这时离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7日宣布苏联不会再干涉华沙成员国的事务至少还有一两个月。

1989年1月16-19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发生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当年11月17日的天鹅绒革命，同月柏林墙被拆除，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如1989年《国家利益》夏季号上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所预告的一样结束了。亨廷顿讥讽地评论：“一个世界：欢欣而和谐”。

三年后拉长到近40万字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以下统称《终结》）发表，《终结》从文章到书将本来能综合几位大师理论形成的范式，拉成涉及数百位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终结》版政治思想史，让盖着神秘面纱的黑格尔历史终结论，成为雾里看花。本文抽丝剥茧，将《终结》还原到黑格尔、尼采和福山。

福山立论面临的是20世纪出现过的自由民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大社会形态，一反20世纪初完成语言转向的分析哲学，福山翻开主流政治学遗忘很久的《精神现象学》，从中找出主奴意识推演的“承认”做为范畴，导出只有基于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才能产生人人相互承认的“普遍同质国家”，在20世纪三大思潮的格斗中胜出。黑格尔/马克思定义的大历史终结于全球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终结处人类无需再为是否有更理想的社会形态而奋斗，成为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定义的“末人”。

顾及到可能面对的理论界质疑，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福山将历史终结论的范式和结论全部归功于黑格尔。

黑格尔1806年在拿破仑耶拿战役的枪炮声中完成了终结历史的《精神现象学》。福山进一步强调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定历史会终结于某种社会形态，区别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应终结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福山认为他唯一的贡献在提醒历史不用走那么远，人类社会应该在1806年耶拿战役这一站提前下车。

理解《终结》不能不打开《精神现象学》，而这恰恰是过去三十年对《终结》五十多种文字，近千篇所缺失的。

首先，《精神现象学》中没有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结合在一起组词还不到一个世纪。作为范畴的“自由”与作为学科的哲学几乎同时诞生，民主到现在还挤不进哲学范畴。法国大革命流传开的宗旨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缺席不是偶然的，包括黑格尔在内那一时代思想家总是从负面角度论述民主，“自由”倒是随绝对认识自我贯穿《精神现象学》，只是哲学上的“自由”与用来形容民主的“自由”并非同一件事。

其次，从《精神现象学》中找不到拿破仑的名字，其实哪怕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拿破仑名字也未联系到法国大革命的胜利。黑格尔赞赏法国大革命，从自家窗口看到耶拿战役后拿破仑以世界精神象征骑马进城的说法都是来自传记资料。特别是黑格尔不可能无知到以1806年后的拿破仑来表证历史终结处的自由民主，当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强邀教皇来凡尔赛宫为他加冕，就已经为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式划上句号。

最后，断言马克思也是历史终结论的拥趸者将会令人失望。翻遍马恩50卷全集找不到任何依据。相反，马恩全集中多处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体系与方法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即黑格尔“历史终结”的体系与其辩证的方法论相矛盾。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但从未说过是“最后”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到共产主义阶段也会因生产力永不停歇地发展产生张力，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体系，摄取了其辨证方法推演出不可能终结的历史。“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

历史终结论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马克思发现《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福山版历史终结论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是科耶夫的《精神现象学》课堂笔记——《黑格尔导读》（以下简称《导读》）。

《终结》里有一页纸评价近两个世纪的思想大师，每位大师寥寥数语，数落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现代化理论。令人惊讶的是400多页的《终结》的正文和注释中，找不到任何对科耶夫的批评，这与福山对大师和范式一贯的苛求相悖。

在描述20世纪三大主义决战中，福山指出纳粹的政党名称和纲要同为“国家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很难区分希特勒和斯大林，自由民主实际上是战胜了同一类型独裁专制社会的两个实体。让福山不安的是科耶夫的历史终结并非拿破仑1806年后的欧洲，而是斯大林1928年开始农业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苏联。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只好放到《终结》的注释中，本来福山可在注释中温柔地批评科耶夫非自由主义倾向，然而他笔锋一转，指出科耶夫为资产阶级法国服务和对美国代表历史终结憧憬的预言，“这使得作为自由主义者科耶夫比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科耶夫似乎更可信”。

让科耶夫钻研《精神现象学》居然与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大萧条相关。科耶夫用逃离俄国流亡时走私出来的珠宝在德国体验了一段“浮士德”般逍遥生活，剩下的财富砸在一支大萧条中全部蒸发掉的奶制品股票上。同为十月革命的流亡者，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校教书的克瓦雷搭救了一把科耶夫，并向法国教育部提议由31岁的科耶夫接过他“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课程的教鞭。

克瓦雷留给科耶夫最宝贵的财富是这个班中后来在法国思想界群星璀璨的二十几个学生，科耶夫用一种吃透黑格尔后再造黑格尔的方式，开始每周一傍晚对这批学生施展灵魂拷问，让巴塔耶、阿隆、拉康等一群后来声名鹊起的法国知识精英情愿每次课经历“十数次被折断、揉碎、杀死”，甚至“全身窒息和动弹不得”。从1933年到1938年，科耶夫用五年时间讲完《精神现象学》前七章，翻成中文前共318页的课堂笔记中反复出现的词或范畴为“拿破仑”、“普遍同质国家”、“黑格尔”，以及穿插其间推演主奴辩证关系带来的“欲望”、“对欲望的欲望”、“承认”、“劳动”等。这些笔记推演的历史终结论与福山的理解和概括大体一致。

首先，被福山称之为“合成哲学家黑格尔-科耶夫的成果”显然导不出黑格尔的历史终结社会形态。黑格尔留下一本专著《法哲学原理》论述他的理想国。黑格尔的“历史终结处”确有某种社会形态，但大异于科耶夫-福山话语体系。从黑格尔的角度看，《精神现象学》中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等范畴在主奴意识阶段均未出现。只有在客观精神阶段，才能从范畴自由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导出法律、道德和伦理。伦理生活三种形式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每一种形式伦理生活由其内在的矛盾扬弃为更高层次的伦理生活，三者的动态交融如“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黑格尔明确历史终结处他的理想国形态为日耳曼民族的君主立宪制，终结处《法哲学原理》立论核心自由达到了，但非自由民主。

其次，几乎所有与科耶夫交谈过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他特有的反讽式幽默，包括福山在内很多持保守立场学者总觉得科耶夫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斯大林的赞誉会不会是一种反讽。历史终结论诞生最大的秘密在于科耶夫巴黎研讨班课堂上反复讲授的拿破仑1806年终结历史的耶拿之战，与他信奉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才能达到普遍同质国家形成悖论。科耶夫过世的1968年他接受了一生中唯一的采访，在《文学半月刊》吉尔·拉普吉访谈报道中，科耶夫不仅展现了他至死不渝的社会主义信仰，还点明黑格尔-拿破仑的历史终结只是“空洞的词”。

在1968年那次采访中，科耶夫说“简单说来，黑格尔只是算错了150年时间。终结历史的不是拿破仑，而是斯大林；而我则有责任去宣告这一点，不同的是，我没有机会看到斯大林在我的窗前走过”。如果科耶夫在《精神现象学》开讲前胸怀自由民主的信仰，他应该看到华盛顿的坐骑在美洲大陆上驰骋，但华盛顿/黑格尔这对星座很难让斯大林/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有机会再走一站。

最后，福山在《终结》中痛斥波普尔对黑格尔庸俗化的批评，与对科耶夫一直呵护的态度不同，福山对黑格尔偶见微言但从不下狠手。波普尔的批评的确显现了他没读懂黑格尔，但这不妨碍他的证伪理论至今广泛应用于人文和自然科学。科耶夫，或黑格尔-科耶夫合体范式下的历史终结论，可以用共一套主奴辩证法推演出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终结形态。无需波普尔亲自动手，历史终结论将自己送上他证伪理论的断头台。

基于普遍同质国家的二律背反

《终结》第19章用的就是科耶夫创造的语汇“普遍同质的国家”为标题。科耶夫历史终结论最薄弱的地方在其国家理论，在黑格尔和科耶夫可搜到的国家理论或其他文献中，找不到“自由民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仅仅与他绝对知识中哲学范畴上的自由有关，赞美斯大林的科耶夫诠释普遍同质国家时根本没有在意过自由、民主、或自由民主。

科耶夫1943年写下1200多页手稿的《法权现象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弥补《导读》中国家理论的缺失。科耶夫在《纲要》中明晰地诠释了普遍同质的国家，强调只有社会主义的世界国家才具有普遍性，同质性则是体现在这种国家没有排他性社会团体，所有人与每个人的经济条件达到最优化。

编撰《纲要》的阿隆一直希望自认“斯大林分子”的科耶夫是一种反讽，但从《纲要》手稿中他失望地看到科耶夫认为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是自己普遍同质国家的历史必然。

将黑格尔和科耶夫粉饰成“自由民主”的卫士实属福山一厢情愿，但科耶夫“失败”的地方，正是福山贡献所在，《终结》第19章中黑格尔或科耶夫对自由民主普遍同质国家的创造性诠释应归功于福山，科耶夫应用主奴辩证法神器止步于普遍同质的国家，福山走完了这一步，用主奴辩证法引导出来的“承认”横扫了历史终结论所有范畴的最后一个角落：“历史终结处出现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做是建立在经济和承认这一对柱子上”。将普遍同质与普遍承认挂钩“解决了存在于各种奴隶社会及其变种的眼中的承认缺陷问题”，历史终结论至此每一个范畴都用上主奴辩证法演绎，逻辑上自洽了。

由此可见，何种社会形态屹立在历史的终结处依赖于如何定义普遍同质国家。科耶夫经历了十月革命后富商家庭财产尽失的苏维埃平等均质社会，并用他依次体验俄国、德国和法国等20世纪三大主义的生命诠释和理解他定义的普遍同质国家；36岁的黑格尔将刚完成的《法哲学原理》献给普鲁士首相哈登伯格，获得政府“国家哲学家”地位和皇帝授予的“红鹰勋章”；同样年龄段的福山1979年哈佛毕业后以苏联问题专家就职于美国兰德智库，1989年2月获职美国国务院冷战大师乔治·凯南创立的思想库政策企划司副司长。他们各自在自己定义的普遍同质国家生存和感悟，推出屹立在历史终结处各自的社会形态，陷入不可自拔的循环论证。

何种社会形态终将挺立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亨延顿的“文明的冲突”可能是从不同角度分析后冷战世界最创新的理论框架，后者成为众多学者跟进的理论平台，前者过去三十年无人跟进。亨廷顿不故弄玄虚，讲文明的冲突甚至不用先读懂汤因比或斯宾格勒，范式直白简单好用；历史的终结博大精深，朔源到科耶夫和黑格尔就已经是阳春白雪，福山还上朔到柏拉图，下延到尼采，和者必寡。

开卷有益，沿着《终结》“参考文献”的书目和人物名词“索引”重走福山的伊利亚特，发现看懂福山只需要啃下《导读》，走到黑格尔反而会陷入迷惘；看破福山则掌握《精神现象学》还不够，至少要追根溯源到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福山最近的访谈仍在抱怨没人懂他。本文试图看“懂”福山，找到历史终结论的诞生地和秘密，目的是企图为历史终结论祛魅。自认信奉马克思的罗素在他名作《西方哲学史》感叹过，马克思不依赖黑格尔的逻辑学可能会更明晰地诠释马克思主义。为自由民主套上历史终结论的枷锁是福山掉入二律背反陷阱的作茧自缚。

为《终结》祛魅后，历史终结论顿失黑格尔的光环，再脱掉柏拉图的鞋子，摘掉尼采的帽子，自由民主不会有任何损失。事实上福山在《终结》由第5到12章组成的第二部分为自由民主加设了一条与历史终结论平行的辅道：因为战争推动生产力发展，国家或迟或早会因经济发展走向现代化，从而产生要求更多政治参与的中产阶级，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结果只能是普遍“承认”的自由民主，殊途同归。这条传统现代化理论的道路哪怕加上一点主奴意识的“承认”，比依赖对民主淡漠的柏拉图、黑格尔和尼采更明快通畅，但这一定不会有石破天惊的文章和上榜《纽约时报》的畅销书。

祛魅之后的自由民主同样光彩照人，但也更容易放在理性的天平上供跟进者批判。首先，福山与亨廷顿争论的焦点回到价值一元论与多元论的经典命题，自由与民主，还有平等、正义等核心价值不一定通约；其次，从哈耶克和波普尔的角度，历史终结论让自由民主染上决定论的色彩，而不是他们强调的“自发生成”，即使是福山在《终结》中铺设的辅道，一定会被他们指责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最后，价值一元与多元之争必然会引起伯林两种自由的拷问，历史决定论将自由民主推到伯林最不省心的积极自由范畴，一不小心将招致专制还魂。

福山目睹2021年元月六日国会山的暴动后更是忧心忡忡，当天副总统彭斯如果听命特朗普终止对拜登当选的认证，他将见证专制还魂从巅峰之国诞生。《时代》周刊封面在特朗普头像后推出一连串寓意深刻的数字牌，2016、2020、2024、2028……

我们正面临“历史的终结”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不是象牙塔里的纯学术研究，这个短语一出现就成为新保守主义根正苗红的叙事方式。随着小布什2001年当选总统，包括历史的终结在内的新保守主义开始影响美国的内政外交，最有代表意义的事件是2003年3月开始的伊拉克战争，福山等新保守主义者极力推动这场战争，以践行对外输出自由民主的新保守主义干涉主义宗旨。2009年3月福山看到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输出自由民主困境后公开认错，他发表了新著《美国在十字路口》，对新保守主义检讨反思，并宣称自己不再是新保守主义者了。

福山转向诸多原因之一是重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启发，但真正预见伊拉克战争本质的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虽然他不喜欢且认为无必要的伊拉克战争晚来了十年。亨廷顿认为美国有些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结果会是灾难性的。根据文明的冲突范式，美国对外应承认价值多元化，对内应倡导普适价值，这样才能在保持美国大熔炉的性质同时维护全球的安全与稳定。遗憾的是福山转向了，但美国内政外交仍朝着亨廷顿批评的方向惯性滑行。

今年2月24日，亨廷顿1993年预测的俄乌战争爆发，福山又一次抓住机会，将俄乌战争的走向与“历史的终结”的学术命运挂起钩来，战场上的胜负将决定是否会终结“历史的终结”，或用他2022年3月30日接受《New Statesman》在线杂志采访标题的原话：“我们正面临‘历史的终结’的终结（We could be facing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首先，福山多次强调普京的出现如同土尔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等均属历史终结后民主制度下的强人，俄乌战争很难拿到《终结》的三大主义对决平台上拷问。福山引证康德普世史一文中强调民主国家之间一般不用战争作为解决争端手段，俄乌都是苏东剧变后同时迈入同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到30年已发生南斯拉夫各民族国家的混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三次战争，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战等十余场战争。

其次，福山经常讲专制国家有好皇帝与坏皇帝问题，民主国家就不会出现好总统与坏总统的问题？G8国家中，按福山的标准主要自由民主政体一半出过“坏”总统，去掉俄罗斯后的G7，其中的三个都曾从自由民主走向自身不能矫正的法西斯，每一次都只有靠国与国的战争来矫正。

最后，“历史的终结”押中了冷战的结束，哈佛大学教授梅南德评论道：“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样的赌注风险极高”。《终结》后十来本书中福山总是“打出这个套路，是因为他想复制‘历史的终结’一文的辉煌”，但一生中鸿运常在毕竟罕见。拿过去三十年中福山押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为筹码，如果美国政府买单的话，亨廷顿赢了福山至少七万亿美金。俄乌战争还能做筹码吗？如果可以至少不能放在三大主义格斗的牌桌上，无论从哪个角度，俄乌战争都是一场没有主义的无冕之战。

“朝霞伴随着康德升起，自由贯彻全部哲学而始终”。但自由用来形容民主还不到一个世纪，三十年后看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没有出生在1806年或之前，也不会以1806年为历史的终结处。亨廷顿论西方的复兴时全文引述2019年过世的日本哲学家梅原猛的一段话：“自由主义远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终结处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倒塌的多米诺骨牌”。

（作者系美洲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文章发表时删去注释及参考文献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