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蔚/文 有人说，2022年是露营元年。这种说法的依据肉眼可见：传统户外品牌在露营产品线集中发力，在刚刚结束的618电商活动中斩获佳绩；小型露营厂牌如雨后春笋，产品大多重款式而轻功能；明星与素人共同参与一档又一档露营主题的热播类综艺节目；在投资人常去的咖啡馆，人们高谈阔论，压宝商业露营地必定是下一个风口；从阳台山到庙洼茶棚的公路上，人们鳞次栉比地搭起了帐篷，据说在夜晚，帐篷里的露营灯连穿线，就像路灯般照亮这片山脉……

全民露营热的发展过程很值得玩味。早在2021年，就已经有媒体高歌“2021为露营元年”。无论元年是哪一年，露营热恰好爆发在疫情这两年绝不是巧合。逻辑很简单：反复无常的疫情把人们封锁在家中，因此走出家门，奔向户外的渴望格外强烈。发酵于2020年的精致露营风潮，在2021年逐渐成气候。主打露营产品的户外品牌纷纷发力，连同网红经济、全国各地的郊外商业露营地和刚获得天使轮的露营自媒体们，完成了一次消费主义的合谋。

很多媒体报道会把露营热类比于2010年代的户外徒步热。那时候露营——准确地说叫扎营——只是徒步、登山中的过夜手段，而非终极目的。徒步者和登山者重装背负，深入群山。到了暮色四合、身心俱疲的时候，便找到一处风景壮丽的平台空地搭起帐篷，铺开防潮垫和睡袋，生火烧水。在恶劣环境中，帐篷是他们在瓢泼大雨或高寒地带唯一的庇护所。纵然也有些蚊虫叮咬、狂风暴雨，汗流浃背地钻进睡袋入眠的恼人时刻，但他们明白，这就是亲近自然的代价。然而，防雨防风性能再好的帐篷，也不如一处有檐的屋顶。很多驴友心中默认的法则便是，有屋顶不住帐篷。即便是每遇到一处瓦片碎石搭建的简易牛棚，驴友们都像是得到某种恩赐般住进去。因此，在原教旨主义的户外爱好者心中，露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符号：一方面它代表着走入荒野、心向群山的壮美景致与深刻记忆，另一方面它也召唤出那些疲惫、寒冷、潮湿的痛苦瞬间。

到了2022年，疫情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精致露营热潮通过社交媒体继续发酵，蔓延开来。如今的露营与过去的露营完全不是一种形态。露营从原本小众的硬核户外领域，下沉到普通百姓，露营变得简单：不再需要购买动辄上万的全套日系露营装备，也无需具备荒野求生般的常识，没必要跋涉险远之地，即可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渴望。疫情时代的露营成为了一种连接，居家隔离与户外阳光之间的连接，城市生活与荒野之地的连接，钢筋水泥与静谧自然的连接。

露营作为种种户外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类型，本应是包容的、开放的。但在全民露营的时代，一些寄居在露营文化下的丑恶姿态却让我始终无法包容。在营地里吆喝着架起火炉，缭绕的烟雾笼罩熏黑了树枝，与其说是露营，更像是在聚众烧烤；在朝阳公园的方寸草地上铺满了野餐垫，堆满了华丽的食物，只为了朋友圈里被人点赞的那一刻；在地铁口旁的绿化带、在北京的“塞纳河畔”、在任何有绿色植被覆盖的地方，露营大军扫荡一晚之后，便塞爆了附近的垃圾桶，徒留下满地的瓶瓶罐罐、凿空的树洞，与环卫工人欲哭无泪的表情。在所谓全民露营的这两年，我见过多少露营中的美，就见过双倍数量的丑。

我还时常怀疑，商业露营地的消费群体能否感受到露营真正的乐趣和美好。露营就是要倾听自然而非人类的声音：鸟兽虫鸣，流水潺潺，树海在风中摇曳的哗哗声。如果露营存在一种精神，它必定是孤独且朴素的。梭罗生活在瓦登湖边，在自然里思考着生命的意义——“我走近丛林，是因为我想带着明确的目的去生活，以图直面生命的本质，以验证我能否领会它蕴含的启示，以免在弥留之际，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活过。” 约翰·缪尔走入山中，领悟荒野的真谛——“没见过类似风景的人反正都不会明白，荒野是一门语言，需要学习才能懂得。”?谢泼尔德走入凯恩戈姆群山，整个山脉被当作了一个整体，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在山的一生中，三十年短暂得不值一提，那不过是一眨眼的事情。”这些文学经典中的露营场景，既是露营文化的精神源头，也是个体与自然连接的最美好的表达。

露营本应是亲和自然的，甚至是大道至简的。反观当下，全民露营的浪潮却裹挟着太多元素。当浪潮褪去、人们急急奔向下一个风口之后，这片场域只会像亮马河畔的绿化带，满地狼藉，无人收场。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曾任《户外探险》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