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里的年轻司机放着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这座城市此刻正被雾霭包裹，街头是汹涌的人群和高低参差、新旧交杂的建筑。这座位于北京西南方，相距不到300公里的省会城市石家庄，给人最初的印象就是压抑的灰暗和密集的嘈杂，一切都是无序的，扰心的。

中国的评论家与中国的城市一样，灰暗嘈杂。任何一个作家透露出一点才气，他们都会急于把他或她与鲁迅、王小波或张爱玲相较，不论这个作家名副其实或者不符，这背后的心态都是急于在这个没有自信与信仰、没有方向与大师的年代，草草地把一个还在成长中的作家簇拥着推向舞台。追光灯起，明亮的灯光足以让舞台上的人失去视线与方向。很快，灯光和演出草草收场，舞台中人梦醒，已经忘了自己最初的名姓。

出过一本杂文集《中国好人》和一本小说《七日谈》的刀尔登也被如此推上了舞台。然而，刀尔登只是他随手起的笔名，这个名字在舞台上，但他更懂得和外部保持距离，他自谦这些作品都是仓促之作，“一旦写出稍满意的东西，真正处理个人经验的东西，我会署上真名，邱小刚。”

刀尔登在媒体专栏的照片里，是一个平头尖脸，目光严肃，双唇紧闭的中年人。可如果抹去他脸上的皱纹，挑出文章里的嬉皮和幽默，看到的是另一张面孔——一个顽童。

我们约在石家庄一条繁华的路上见面，他信步走来，高而瘦，皮肤粗糙黝黑，脸上带着笑。早闻刀尔登话极少，然而一瓶北京红星二锅头两人对饮，《七日谈》里那个自说自话的刀尔登便跃然于现实。

15岁从辽宁迁往石家庄，刀尔登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他和他的家人、朋友，和他的两只猫与植物，和他的书与酒过着“合理的生活”。这种选择，是看到中国人活在“历史的附录中”，“个人生活越发显得重要”，刀尔登曾写道：“尽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是我唯一敢于贡献的建议。”

1982年刀尔登考上北京大学，1986年毕业后回石家庄在社科院工作，那里的工作环境很好，周围人对他也很好，但渐渐心生烦躁和疑问：“未知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一个人如果允许自己有这种状态，那他就失去了起码做一个三流作家的机会了。这个标准是后话，那时候他是拿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做标尺，想当一流的作家，后来想做毛姆、茨威格那样的二流作家，“现在想当三流了”，他笑着说。

2002年刀尔登第一次开始给杂志写文章，大都短小，一千五百字里，知识丰富，博古览今，借古喻今，他以自己的方式看天下。如今十年已过，杂文已出和将出的汇总也只有三本书。他不太重视这些文章，只是把他们当作公共领域的东西，那是他在社会里的一个角色的扮演，只代表他的立场，并不代表他的兴趣。而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是个人和人类。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刀尔登极爱的作家，他看过很多遍。“他处理痛苦的勇气，那种不愉快的情绪，没完没了的纠结，令人敬畏，如同噩梦。”刀尔登说起阅读陀氏时，话极快，那种纠结和痛苦也都带在他的话里。在《更好的世界》一文里，他记录道：“读《罪与罚》读得和主人公一起发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他看到“辛苦是灵魂的阶梯，而不是——像在许多当代小说中那样——呻吟的材料”。

刀尔登说，研究世界就是研究自己。他看西塞罗、蒙田这些千百年前的作家，发现他们有个特点，“他们知道的好像我们都知道，但在他们那里，理性独自地处理个人的和人类共同的经验，像农夫早起荷锄，穿过晨雾，面对一大片荒地，他们的工作结果有新鲜的香气。不像今天大学里教授的知识和经验，都煮熟了。知识应该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到，这才有乐趣。”

《中国好人》一书里，大都是古人的故事，给读者的印象也只是好古之人。但另一个知识结构里，他英语也很好，偶尔会做些翻译西方作品的工作，他说语言的背后是一套思考方式。他翻译1621年牛津大学里牧师兼学者的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解剖》，译了十几万字，耐心缺而未完成。也会翻译下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的散文，那些短小智慧隽永的文章让他享受翻译的过程和挑战智力的乐趣。

刀尔登活在追寻和摸索个人经验的世界里，在那里他阅古，下棋，打桥牌，他独自旅行，养猫爱猫，写自从体验和思考而出的文字，也自言自语（《七日谈》就是一部自言自语的作品，书里两位主角都是他矛盾个体的两个自己的对话）。从这个角度看，最终成为几流作家都是几十几百年后的评价了。活在当下，他要的是酒，是一个人旅行两个月的清静。

二十多岁上大学的时候，刀尔登坐公车，看公车上的那些三四十岁的人，心想，“这些人活个什么劲啊”。年少轻狂，当年的想法今天已被他当作笑话。刀尔登今年48岁，他回头看自己的成长，在《更好的世界》一文里，他写道：一天一天地生活，一本一本地读书，两边的零星感受或相对较，或相掺和，有的已辨别不出原始，有的遥遥相对，我们不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吗？

他在感受中和相比较的成长里，也有自己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不能解决和回答的。”刀尔登说，“虽然我很希望见到正义在中国的实现，这是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一个愿望，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无论怎样，对整个人类进程的意义越来越小了。”

在凯迪社区的一次和读者的交流里，一位叫布衣飘飘的读者问：邱先生，我在《瞭望东方周刊》读过你的专栏，文字非常冷静，隐隐地会有无奈的痛楚；但你在《绝妙好辞》上的文字却又非常调侃幽默，不禁会开心大笑。说古的深重，话今的轻快，你喜欢哪个“江湖”呢？刀尔登回答：后一个，可惜不能长驻。

活在当下，“外面的世界，爱怎么吵怎么吵，爱怎么争辩怎么争辩。”刀尔登曾写道：“许多人放弃了日常的幸福，只为了反抗那当反抗的。我们赞美他们的顽强，又不得不感叹强权之强，有出乎我们意料者。”

看到方舟子和韩寒吵架，刀尔登引用了奥地利一个心理学家的话：“It's easier to fight for principles than to live up to them”，为原则去奋斗，比践履原则容易得多。他说，经验是理性的解毒剂，保持对事物本身，对个体，对细节的重视，或许能使理性免于越界；我们都厌恶混乱、缺少秩序的状态，我们都追求理解世界的简易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大概只有对经验的重视，能使我们不会过早地自以为是。提到网络的语言暴力，刀尔登说：“我的态度是，敢在当面对别人说的话，不当面时才会说。”

刀尔登有一个现在在上高中的儿子。十二岁的时候，他送儿子到机场，让他独自坐飞机去美国找亲戚玩。十五六岁的时候，儿子开始喜欢音乐弹吉他，他鼓励他去街头卖唱，儿子出家门之前他问，要不要送你一个碗？他不太管儿子，虽然是一个严父的形象，但他说自己尽量去控制，去自持，“权力的一种危险是腐蚀有权力者。”他也抱有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一个什么的人，但他不去表达，他明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克制自己干涉别人的欲望——特别是你有能力干预别人的时候。

刀尔登爱讲故事，也藏了一肚子的故事，说到真相与现实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

美国一个家庭养了一只兔子，死了，主人把兔子埋在地里，过了三天发现这只兔子又出现在他们家的兔子笼子中，白白净净的，毛像吹风机吹过一样，蓬蓬松松的，可兔子还是那只死兔子。说到这里，刀尔登说，一般人对这个故事的反应，肯定是有人把兔子放在笼子里了，可是不管什么人，他的动机表面看来都有点变态和吓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故事的真相是，兔子主人的一个邻居，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有一天小女孩养的狗叼回来一只兔子，把小女孩吓了一跳，她认识这是邻居的兔子，她很恐慌，她以为狗把兔子咬死了，她害怕动物管理局的人判断狗有攻击性，把狗收走。她想了办法，把兔子洗干净，用吹风机把兔子的毛吹得蓬松，然后晚上放到邻居的兔笼里，企图让邻居觉得兔子是自然死亡。

“我们看完这个故事，觉得没有什么变态，蛮正常。我们总要给别人解释的机会。一个人不要因为自己轻易看到的事情得出结论。”坚持原则与真相，也是刀尔登看到韩寒和方舟子吵架想到的。

2月里刀尔登计划着出去旅行，这是他从每日饮酒和慵懒的生活解脱的方式。他说现在是晚上喝酒，上午醒酒，下午几个小时一晃儿就过去了。见面的那天上午，他给一个杂志写专栏。早上起来，玩会儿写会儿，一上午写了八百多字，咬着指头一算，还得写七百多字，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总算在中午之前写完了。

这种旅行的愿望大概每隔段时间就会在他脑子里蹦出来，在他的一个朋友多年前的一篇博客文章里记录道：“（和邱小刚）聊这两年的事，车和未能成行的计划。邱说他很想一个人走一趟。我能理解他的想法。”他计划三月的旅行，到陕西的南部，开着车，每天换一个地方，走几十公里，这样待两三个月。他喜欢一个人安静的早晨和晚上。

大概是因为身居石家庄，《七日谈》里又有大段讲隐士的争论，刀尔登被很多人归为隐士，但他很反感这一定位。

“教条简单，人性丰富。我从来不用隐士这个词形容任何人，我自己也不是隐士。” 刀尔登说。

“那你也从来不给自己定位？”

“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我是个很极端的人，但是懂得克制，这是自我搏斗的结果。”

说到这里，一瓶酒喝完了。他带着我，又赶赴他的一个朋友家里，“去喝夜场酒”，他说。

文图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