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著作《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里，你经常会看到一些毫无掩饰的比较：“除了莎士比亚，乔叟要算是英语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可以说是西方经典中惟一可以媲美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人”，“蒙田的《随笔集》具有经典的地位，足以和《圣经》、《古兰经》、但丁和莎士比亚等一比高下”，“也许只有詹姆斯足以同福楼拜、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人相提并论”。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的表达。或许，习惯了温柔的平等，多元共存的人，都不会太喜欢这样生硬，充满了主观色彩的比较。毕竟，它们容易让人想起某些专横跋扈的性格，同时它们又像是把文学和艺术放在了公斤秤里，仿佛真能分辨出精确的数据和重量。不过，最让人尴尬的，还在于这种比较会让人联想起某些不愉快的伦理困境：就像我们对着当事人，公开评价谁美谁丑——在日常生活里，那是极其愚蠢，也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尽管在我们的内心里总是暗藏着一把衡量美与丑的标尺。

某些时候，我们之所以昧着良心，说些“虚伪客套”的话，那是某种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善意谎言”，说白了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技巧。不过，布鲁姆像尼采那般痛恨虚伪，据说人们是因为懦弱才害怕比较和竞争，“强人”并不害怕。布鲁姆直白的有些露骨：“不对竞争的三重问题——优于、劣于或等于——做出解答，就不会认识审美价值。”

在“经典”问题争论的中心，布鲁姆无疑是这场争论的主角之一。他是一位不妥协的研究者，但这个“混乱时代”却把他塑造成为了一名躁动不安的“抗争者”，而不是“卫冕教主”。他不赞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过他却把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格鲁乔·马克思的名言引为座右铭：“不管那是什么，我一概反对！”

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这个时代造就了布鲁姆的角色地位，但他却决不赞同这个时代关于经典的塑造。他宁愿用时间来代替时代：“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被证实。”

在《西方正典》一书中，他借用了维科关于时代的粗糙划分，目的也只在于一

个尼采式的轮回预言：每一个新的神权时代总是在一个混乱时代之后出现。他选择作家入选西方正典的理由只在于“他们的崇高性和代表性”。

1930年，布鲁姆出生于纽约市东布朗克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早年跟随浪漫主义研究学者艾布拉姆斯，后来又在耶鲁大学学习新批评。凭着惊人的天赋和勤奋，25岁便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他留在了耶鲁大学任教，之后一直没有离开耶鲁，长达近半个世纪。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道：“我对纽黑文情有独钟。”后来，他成为了该校的斯特林人文学科讲座教授，并当选为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其学术之路还算是通达顺畅。当然，因为与论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加上特立独行的学术风格，也让他笑称自己是“学术流浪汉”。

布鲁姆是一位高产作家，包括专著，加上那些写导言、推荐的文学作品，比如他经营的“切尔西屋书系”，据说数量多达600多本，真让人匪夷所思。自1959年发表第一本著作《雪莱的神话创造》以来，至今已逾80高龄的布鲁姆仍然笔耕不辍，其中包括1973年《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1975年《误读的地图》、1982年《竞争：走向一种修正主义理论》、1991年《J的书》、1992年《美国的宗教：后基督教民族的出现》、1994年《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1998年《莎士比亚：人的创造》、2000年《如何读，为什么读》、2002年《天才》，以及最近的新书《影响的解剖：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等等。

从1994年发表《西方正典》以来，布鲁姆一直在为经典的衰落，阅读的退化而忧虑。不过，这是一个容易让人误会的印象，以为他就是一位容易激动，愤世嫉俗的“文学卫道士”。其实真正奠定他学术地位的是诗歌评论，是他提出原创性文学批评理论的著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尽管他现在依然活跃，人们还是把他的学术生涯大致分成了四个阶段：早期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70年代的对抗式诗学影响理论、80年代宗教研究，以及90年代以来的正典捍卫。在一次交谈中，他说道：“对我来说，这4个阶段倒是挺合适的。”

所以，无论如何，过于激动，为了捍卫经典，出言不逊讽刺挖苦对手，还是最近一个阶段的布鲁姆。尽管忧虑、忿恨，但正是这个充满了辩论风格的老头赢得了学术生涯中最多的读者，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争取更多读者的阶段。翻开1989年首次翻译成中文，定价5.8元的《影响的焦虑》，你在译者前言里，会看到一段今天听起来颇为奇怪的评论：“为了与前人的文艺批评一争高下，以达到一鸣惊人的目的，布鲁姆有意识地使用许多深奥莫测的‘玄语言’，企图以晦涩的文风独树一帜而取胜。因此，他的著作令许多英美的大学生也望而却步。”

而今天，布鲁姆不仅在美国，乃至在中国都已经算是明星式的作家，读者甚众。他的著作销量巨大，据说2000年出版的《如何读，为什么读》在美国获得的版税超过了100万美元。而《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的创造》、《天才》等著作也是一版再版，赢得了无数读者。而他的语言也不再“晦涩”，而是以流畅、唯美著称。所以，对于今天的布鲁姆，你也很难理解一些人为什么还要用孤独、堂吉诃德、边缘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不过，这可能和爱德华·W·萨义德家里珍藏着来自东方的昂贵家具一样正常，被人说成是

“孤独”的人同样可以风光无限。

围绕布鲁姆，其实还有更多难解的矛盾：他主张阅读是一项孤独和自由的实践，而无关乎教育、轻松愉悦或者消除社会罪孽，最终的目的就是“去面对伟大”，但是他却因此赢得了无数为了“拓展其孤独的生存”的“普通读者”；他觉得自己遭遇了一个最糟糕的时代，但正是这个时代让他声名鹊起，给了他好运；他自视甚高，相信天赋异禀，或者先天才气的精英论。

但在一个民主时代或者混乱时代却有无数读者为他倾倒；他言辞激烈，把他的辩论对手视为“憎恨学派”，包括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影响的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但对这个时代的“怨恨”最多，其实就是他自己。如何理解围绕在布鲁姆身上这组看起来像是矛盾的东西呢？

2011年，因为《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文版的引入，很多人注意到了特里·伊格尔顿关于这本书的一个“The crack of Bloom”。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自称的伊格尔顿，当然毫不掩饰地对他挖苦了一番，说他平庸、乏味又廉价。不过这篇却首先肯定了布鲁姆曾经是一位“有意思的批评家”。实际上，早在1983年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伊格尔顿曾经高度评价布鲁姆的诗学批评理论：“布鲁姆是现代的创造性想象力的先知式代言人……”

当然，作为布鲁姆的论敌，伊格尔顿的评论不可尽信。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布鲁姆的曾经和现在已经大不同，而由此引起的也已经不再是论敌之间观点的不敢苟同，而是愤怒了。所谓布鲁姆的“现在”，其实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正典捍卫”，这个阶段是他赢得最多读者的阶段，也是他开始辩论，语言变得犀利和对时代表现出最多失望的阶段。这个阶段核心的问题当然就是关于“经典”问题的论争了，核心的文本要算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

《西方正典》研究了26位作家，并在书后的附录中列出了多达40页（中文2011年7月版）的经典书目。不过，这本书并非为了正面回答哪些书是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而是为了研究经典何以为经典的原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布鲁姆并没有与他之前的批评理论断裂，而依然是之前对抗式批评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的延续，讨论还是围绕着陌生性、焦虑、迟来、挑战、误读这些概念。这些理论和概念已经被人们重复了无数次，这里不再啰嗦。落在经典问题的讨论中，一言以蔽之，就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永远都只是因为作品本身审美价值的陌生性：“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

不过，《西方正典》的关键不是他的理论的延续，否则它就只是布鲁姆先前著作的重复。本书的关键在于，布鲁姆从此开始高调介入世俗的辩论：他开始讽刺挖苦贬低对手，开始激烈地批判这个时代。如果说，他之前的理论著述和观念，还只是让他在这个时代显得孤独的话，那从这本书开始，他便把孤独变成了某种姿态，孤独开始作为一种价值立场。

那这种立场又是什么呢？说来并不特殊：号称是超越左与右——其实如果稍微熟悉下“经典”问题的来龙去脉，就会发现，除了被布鲁姆称为“憎恨学派”的左翼有着高调明确的政治宣言外，包括右翼的经典保卫者，或者主张“文化资本”论的约翰·杰洛瑞（他的著作《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有中文译本）都不曾明确承认所谓的政治立场。

不过，弄清楚布鲁姆倾向于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并无太多的意义，关键是我们可以明确一点：主张“阅读是一项孤独的实践”其实有太多的自欺欺人。在一个理性化的时代里，它过于神秘又费解。此时，我会更倾向于伊格尔顿的坦诚：不必把政治强拉进文学理论，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或者，我们可以引用一句马克斯·韦伯这个时代：各种领域，各种价值的主宰神，相互争斗，不可消解——没有人能够装无辜。孤独作为一种有些神秘的文学体验，据说在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勇气，但如果它只是一种逃避这个时代“诸神斗争”的方式，那它就会与布鲁姆曾经批判过的“懦弱”无异。

《西方正典》的骨架是维科，但灵魂却是尼采。布鲁姆非常熟悉尼采的上帝之死、多神斗争、怨恨、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权力意志、冲突，等等。莎士比亚是布鲁姆心目中的上帝，它创造了我们，而且不断阐释我们，在他之后，文学就是强人不断“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另外，他反对“憎恨学派”扩展经典的努力：“扩展经典只是企图把一些较优秀甚至最为优秀的作家排斥在外。”——这种批评和尼采对于奴隶道德反抗主人道德的批判如出一辙。虚弱的、懦弱的人（黑人、女性、底层阶级）以同情或者理想主义的名义把好的、强大的、优秀的文学替换成“垃圾文学”。

不过，布鲁姆不太可能会有尼采那般的孤独体验。在我看来，他的孤独主张，在《西方正典》中非常讽刺性的和他的辩论对手共同来自同一种动机：怨恨——对时代的排斥，对辩论对手的憎恨。尼采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喜欢引用一句来自《经集》的诗句：“我四处徘徊，像一头犀牛那般地孤独。”布鲁姆承继了尼采的诸多观念，不过这纯粹的孤独体验，他却难以承继。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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