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知识都缘起于分离、界定、约束；根本没有一种关于整体的知识可言！”这是尼采的话。当我给我的述说对象一个定性，比如说管一个带着四条腿的木板叫“桌子”，管一个长羽毛翅膀的生物叫“鸟”，把所有在地面自然流动、不息不止的水都归为“河”时，这种知识就被神化了，它们与其他东西之间就果断地有了差异。尼采要为到他那时为止的观念史做个了断，之后福柯等人都是他的儿女；尼采认为，“陷于语言之网的哲学家们”将思想的对象以及思想本身按一个明确的、不受质疑的次序编排起来，形成了许多概念和语词系统，这是一种偏见，是权力产生的幻觉所致。尼采直接撼动了现代知识的根本：谁来命名？谁有权命名？一个命名覆盖的是哪些对象？人的知识如何越其应守的界限？

我们说印尼是伊斯兰国家，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以色列是犹太教国家，似乎就把它们分到了宗教百科全书下的一个词条里，这个国家的所有国民也就都分享着这种宗教所要求的一些思考和行为方式。若按着尼采的拷问，大量的旅游类书的作者都应该去面壁思过，因为这类作者的任务就是告诉读者，世界上有一群什么样的人存在，有个什么样的国名，吃什么样饭菜，信着个什么神仙，主语永远是“他们”而非“他/她”；或者，不用推溯得太早，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存在对观光式的旅游而言便足以构成颠覆：在这位人类学家的眼里，静态的、本质主义的命名永远是靠不住的，对他而言，可以不把责任追到语言头上，但他有义务时刻提醒自己说，描述事物的现状是一件危险的事。

我最喜欢的一篇人类学文献，是格尔茨的巴厘岛斗鸡观察纪实。这篇题为“深度游戏”的文章写出了田野考察最大的挑战，即无法进入考察对象的社会。共和时代的印尼，就如同在荷兰殖民下一样（尽管原因不尽相同），斗鸡是非法的，精英分子认为穷苦而蒙昧的农民需要尽快接受教育，而不是在斗鸡赌博上挥霍掉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几个铜板。1958年4月，格尔茨夫妇初到巴厘时，当地人对他们的态度“就像是对待那些并非他们生活中的一份子、却硬要挤进他们的生活的人一样，全当我们不存在似的。”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次斗鸡赛遭到警察冲击的时候，当时他们与惊慌失措的乡民一起落荒而逃，第二天，他们所住的村子完全成了另一个世界：

我们不止是不再被无视，我们突然成了视线的中心，成了大把大把扑面而来的安慰、好奇尤其是快乐的对象。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和所有人一样逃之夭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们（到那天结束，我们把整个来龙去脉详详细细说了有五十次之多），温柔、充满关切但又执着地嘲弄我们：“你们为啥不往那儿一站告诉警察你们是谁呀？”“你们为什么不直说你们只是在看看，不是赌博？”“你们真怕那些小枪吗？”

格尔茨的作品里从来不少这种趣味。然而，就如看斗鸡一事中引起的反思所示，格尔茨在考虑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时始终持有一种甚至略带挫败感的警觉，我们不能把这看作是他受到后殖民、后现代学说影响的结果，毋宁说，这是他田野上踩出来的自己的足印。“我是谁？我来做什么？”的问题，也从他的主要作品一直延伸到晚年的学术回忆《追寻事实》之中，他把这类根本性道德困境延伸到了对上世纪后半段（也即二战之后殖民体系彻底瓦解，第三世界“新兴”国家集体登台亮相的时候）民族志研究的整体评价之上，它“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忧虑和自以为是”：“是谁给予我们权利去研究他们？当我们用自己的声音谈论他们时，难道我们不是在取代或盗用他们的声音？”

“观念的形成史只存在于当下”，格尔茨的这句话让人想到了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意思是，一切历史都取决于当代的盘点和阐释，事实是固定的，但也是未可捉摸的，史学家只能给出一个观看和评价的角度。在回顾自己在印尼和摩洛哥两地的田野历程时，格尔茨特别谈到了伊斯兰问题，当然，他不纠结于是否可以用“伊斯兰社会”来给“印尼”下定义（事实上他认为引号里的两个词都是可疑的：谁的伊斯兰？什么时候才有的印尼？），他从来就不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谈论“知其然”的问题，这让人感到同他交流会非常累，这位老先生会对你信口所用的每一个概念——“民族”、“王室”、“大众”、“贵族”、“自由”、“民主”……——提出质疑。以爪哇为例，这里的伊斯兰教有六百余年历史，分信仰层面和行为层面，又曾有个人的、灵修的和集体的、政治的之分，然后是1952年的去殖民化，与新社会的产生界定同步，伊斯兰从立场上升为运动；然后是1965年动乱，伊斯兰再次回归为一套立场；然后新秩序发生，兼容并蓄的苏菲主义伊斯兰把纯一的精神之上的多种表现形式统一在了爪哇社会里；然后……没有然后了，格尔茨说：“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

故事才刚刚开始，说故事的人却已驾鹤西去。归根结底，在人类学家的视野里，六百年算什么？“追寻事实”（after the fact）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在事实之后”，认识和书写永远落在事实的后边，但是，认识和书写要通过假定自己有一个开端而攫取权力，声称自己了解甚至目击了事实——这便是书写的权力所在，也是近代以来观念史形成的基础。萨缪尔·贝克特的剧本《是如何》拷问的就是这一基础：怎样的“是”？怎样就“是”了？福柯的知识考古，考的不是最原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考不出来），而是现有知识的形成，是各种知识之间的关系，这让我们想到格尔茨，这位近五十年最有名的人类学家，在一辈子田野工作过后，仍然在问人类学“是什么”，人类学“何为”。

可以把这看作人类学的根本悖论。如果人类学家满足于告诉我们爪哇人怎“阴茎”，女孩叫“阴道”，他们将是这个世界上把渊博和风趣结合得最出色的一群人，然而，格尔茨不以此为他的成就感。他不像普通游客、中学生或党派信徒那样，满足于听到一个结论（如“摩洛哥人民英勇抗击英国和法国殖民者”、“这个社会的稳定来自精英对大众的统治”、“印尼是个伊斯兰国家”），所以在变幻的事实洪流之中，他不得不像一叶扁舟那样苦苦追赶，不得不使用依线性顺序的语言来描述事实，而这种工具，连同使用它的人的思维，都无法抓到真正的历史的延续性，而只能用一个个虚构、假说来描述和解释“现实何以如此”。

倘若人们在说到“what”的时候必须把“when”、“where”、“why”以及“how”一起带出来，那么即便投下纂一部《永乐大典》的人力物力，大概也完不成一本印度尼西亚或摩洛哥的旅游指南。但这就是格尔茨要做的事，他的写作，细细考察会发现，像是一盘围棋，棋子在各个角落发挥作用，发生变化，没有一个棋子有比别的更大的力量。事实在他写下的每一刻就可能起变化，他进而推究差异的来源，而不接受给定的结果：“从特殊性中抽取普遍性，然后将这种特殊性作为细节、说明、背景或修饰置之一旁，它会让我们在面对需要探究的差异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格尔茨的人生回忆，在网络上可以找到长达两小时的视频，那是2004年，在他逝世前两年制作的，他明显疲惫而喑哑的嗓子，满头混乱的苍白须发，让“踏遍青山人未老”一语黯然失色。一个人越是知道自己距离起点之遥远，就越是感觉到距离终点之近，这便是为什么，学术表述本身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却要徒劳地把自己历史化，从而把每一次写作都变成无奈的专断之举。格尔茨要追寻的“事实”，那种其实是用语言意象和比喻串起来的事实，在写下时或许就走样了，而进入读者的眼与心时，或许又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如同济慈的墓志铭里所说的那样，它们的名字，都“写在水上”。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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