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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向阳/文

1784年是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建国之后的第二年，而在大洋彼岸，正值清朝乾隆49年。2月22日这一天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算是一个“黄道吉日”。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重达360吨的三桅船，从纽约港启程，计划前往中国广州进行茶叶贸易。对于喜欢中国茶叶的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高端人士来说，这是一个他们盼望许久的日子。美国货船“中国皇后”号的抵达，开启了两百年前两大帝国的相遇和交往的历史。

独立之初的美国，首要面对的危机是来自英国的经济封锁。英国关闭了美国商人前往西印度群岛大门，为了冲破困境，美国商人不得不将目光第一次投向了遥远的中国。

“到中国去！”，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和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大清帝国进行洲际远洋贸易，让这些冒险家既向往，又惴惴不安。和拥有将近二百年对华贸易经验的英国相比，新生的美国几乎找不到一位有过中国贸易经历的船长，甚至连一张现成的前往中国的航海地图都找不到。根据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特的研究，独立战争之前，真正了解亚洲的美国人，恐怕不超过6个人，而去过中国的美国人只有两个：分别叫做戈尔和雷亚德，他们在1776-1781年间曾跟随英国皇家海军上尉——探险家詹姆斯·库克，乘坐“决心”号从英格兰去太平洋进行过一次探险航行。

最终，雷亚德关于广州皮毛生意有高额利润的描绘，深深打动了费城富商罗伯特·莫里斯，后者筹资建造了这艘“中国皇后”号货船。按照当时的流行标配，这艘货船上也有大炮和军官（山茂召——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一名炮兵少校），共计装载棉花361担、胡椒26担、羽纱1270匹、皮货2600件，人参473担。

美国著名媒介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曾说过：“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考虑到美国人从来没有和中国交往的经验，美国国会在给这艘商船颁发的航海护照上，预想面对一个神秘的异域帝国将会遭遇各种难测状况，便写了一份措辞恳切的公函，公函上罗列了美国人对神秘东方帝国的种种想象和猜测。

公函的抬头是这样写的：

“致所有的不管是否是奉教抑或世俗的、好的城市和好的地方的、至贵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贵的、高贵的、权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王、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爵、镇长、议员、法官、将官、司法代表和摄政代表们”。

美国人不知道该基于何种现实加以理解，因此翻遍了欧美历史教科书上所有高级官衔：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罗列，总该有一款适合中国人吧？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王元崇/著

新经典·琥珀/文汇出版社

2021年1月

摄魂的中国茶叶

美国人的中国茶叶情结，可以追溯到英国人拓殖美洲大陆时期。168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获得茶叶进口垄断权之后，便成为了在北美殖民地销售茶叶的唯一合法机构。英国商船先在中国广州采办茶叶运回到英国，然后再透过北美的中间分销商，销往北美殖民地各个乡镇、城市，那时，东印度公司并不直接在北美销售茶叶。

这一旷日持久的远洋贸易，注定在北美销售的只能是来自中国的全发酵茶（红茶和黑茶），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课税，导致北美殖民地的终端销售价格偏高，从而刺激了从欧洲向北美走私茶叶。到1760年代，以波士顿为中心的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年消费茶叶的总量一度高达600万磅，这其中，其中90%都是非法走私，从英国来的官茶只占10%。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茶叶法案》，允许财政紧张的东印度公司直接将茶叶在北美贩卖。这一法案的通过，直接触发了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

《茶叶法案》之前，北美殖民地的中国茶叶官方价格居高不下。以来自中国的武夷山红茶为例，法案通过之前，东印度公司的售价是每磅3先令（合36便士，其中包含了3便士关税），而从荷兰等欧洲各地走私过来的红茶售价是每磅2先令1便士（合25便士），走私茶比官茶便宜11便士。然而，《茶叶法案》之后，东印度公司的中国红茶大幅降价到每磅2先令（合24便士），比走私茶还便宜了1个便士。

当时，东印度公司每年倾销的茶叶重量为1700万磅（约为北美茶叶需求量的2-3倍），如此大的倾销力度和低廉价格，直接碾压北美的茶叶分销商和走私贩子。两者迅速联合起来，形成了波士顿著名的“茶党”组织，他们最终以“自由之子”之名，在1773年12月16日制造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他们销毁的340箱92000磅茶叶，大多数正是来自中国武夷山所产正山小种。

就像李普曼所说的那样，这些殖民地的商业造反者，销毁的不仅是来自中国的知名红茶，还伴随着一种“恨和尚进而恨袈裟”的激烈仇恨情绪——在这些中国红茶里面，不仅体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霸权，也有来自东方清帝国的专制味道。为了配合商业造反，北美商人还发明了一种怪诞想象和恶意曲解：茶叶来自清国，那片土地盛产东方专制主义，现在他们和东印度公司合谋了，北美人喝了这种茶，东方专制主义便会潜入到北美人的体内，摄走他们的灵魂。

茶叶不再是北美高端人士的消费品，转而成为反抗英国暴政的靶子，这一妖魔化中国茶叶的“摄魂论”，很快引发了有效的群体恐慌心理，掀起了北美殖民地的“猎茶”运动。这个景象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美国著名史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提到的剪辫叫魂，还有欧洲在1450-1750年间长达三百年的猎巫运动。

事实上，北美殖民者和欧洲人对于中国茶叶的矛盾心理由来已久。一方面是喝茶在社交活动中的所向风靡，另一方面，中国茶叶所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渗透，也让一些北美人隐隐感到了不安和恐惧。一位英国著名旅行家乔纳斯·汉维在1757年所写的《茶叶论》中特别提到：中国茶叶就像鸦片、瘟疫一样，会毁掉欧洲人的阳刚之气，使他们变得像中国男人那样容易“女性化”。

可以说，从1784年中美开启两百年的交往以来，美国社会对中国这个东方大陆国家一直保留了这种时而摇摆、时而矛盾的复杂情感和混乱想象——如果基于美国人最热爱的商业实用主义思想，中国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美国人可以从中获得巨大收益；如果从政治、文化和民族出发，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东方大陆依旧还是个“专制、愚昧、野蛮和落后”的怪兽，等待美国人去救赎和引领，进而驯服和改变她。

 “大分流”还是“大合流”？

正如前述，这种摇摆和矛盾，也集中体现在茶叶上。茶叶究竟是高档消费品，还是摄魂的毒药，取决于北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气候。事实也证明，一旦美国的贸易实用主义占据了上风，美国人就会赚得盆满钵满。

波士顿倾茶事件11年后，“中国皇后”在太平洋上飘荡了整整6个月，在印尼巽他海峡遇到一艘法国军舰，于是就跟随在法舰后面，于1784年8月经澳门顺抵广州。抵达港口时，“中国皇后”号鸣放礼炮13响，代表当时美国13个州向古老帝国致意，恰巧当时接洽外商的广州商行也是著名的“十三行”——13家商行，彼此也算默契合意。

在广州，“中国皇后”号携带的美洲货物很快销售一空，船员立即采办了一批中国货品，其中包括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然后顺利返航。在连一张航海地图都没有的情况下，“中国皇后”号于1785年5月11日返回纽约——其实和美国人同行返航的还有一艘荷兰商船。算下来，这一趟买卖净赚37727美元，利润率25%，贸易双方更是皆大欢喜。

按照历史学家王元崇在《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一书中的说法，在接下来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中美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逻辑：帝国鹰所代表的美国，历经西进运动、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疆土扩展为50个州和众多海外飞地的超级现代帝国，其国家政权和运行规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在交易的另一方，龙图腾象征的中国，先后经历了清乾隆时期的大一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清朝灭亡、民国兴衰、抗日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经历了伤痕累累的近代，后有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社会变化之剧烈，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于各自社会历史完全不同的发展轴线，两个国家的遭遇，期间充满了太多的诡异之处和复杂变化。在王元崇看来，重新审视自清乾隆以来中美两大帝国的交往历史，应该看到， 1800年后中国和欧洲出现的所谓“大分流”假说，实质上充满了典型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事实上，和“大分流”假说完全背离的是：中国早在1800年之前，就融合了中亚和西欧的诸多理论，并且更新了推步算法，而是恰恰与“大分流”相反的“大合流”。

王元崇干脆将中国逐步融合进入世界秩序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两百年，即十七世纪初期的清初。从清初到乾隆时期，是中西交往的第一阶段，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带来了先进的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这一时期的清朝，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闭关锁国”，所谓的广州一口通商，是专门针对英法荷兰等欧洲国家，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在和朝鲜、越南、暹罗和琉球等外藩属国以及俄罗斯有着频繁紧密的贸易往来，这一时期，只是宗藩体系在主导外交关系；鸦片战争之后，即为第二阶段，随着舶来的条约体系出现，中国迅速加快了主动融入世界的进程。

“大分流”转变为“大合流”，不仅仅抛弃了西方学者主导的“挑战——回应”模式，更能帮我们重新审视过去两百年来中美关系的复杂冲突。一方面，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各国的最初交往，是基于在17世纪中国社会传统特有的“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辩”；另一方面，美国在建国之初，其国际外交一直就奉行“多元政策工具包”的做法：既有俄罗斯帝国那种直接占有领土的手段，又先天携带着大英帝国“商业、文明和基督教”三大法宝，同时还浸染了法兰西帝国“文明使命”的色彩。于是，中西交往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体系的步伐明显加快了。

当鹰遇到龙的那一刻，就是不同种族、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观念猛烈碰撞的开始。即便在今天，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双方真正亲眼目睹和感受对方社会文化的人，相对于本国人口的比例都少的可怜。双方国民彼此想象中的对方国度，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各种话语体系（包括政治话语）建构出来的想象物而已。

“改变中国”，还是“勿扰她”？

中美外交史上，还曾经出现过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的清政府因为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外交人选，曾经雇佣一位美国人来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的“中国钦差”，这位美国人就是当年常驻中国的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中文名）。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外交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折点，按照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英、法、俄、美四国获得了可以派遣外交代表驻扎北京的权利。蒲安臣在出任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之前是国会议员，也是一位激进的废奴主义者，而在中国人眼里，他又是一位非常温和的、友好的“老外”，被总理衙门的大臣们称作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考虑到晚清政府的“弱国无外交”困局，蒲安臣不仅经常受清政府的委托在各国驻京公使间斡旋和调和关系，还向总理衙门举荐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后者于1864年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国际法中文著作《万国公法》，并很快传到了日本和朝鲜，丁韪良由此在同文馆任主事并教授英文，后来还当上了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

1868年2月，蒲安臣接受了恭亲王奕䜣的请求，出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代表这个最古老的东方大国出使欧美，而其第一站就是自己的祖国美国——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4个月后，在公使抵达纽约的欢迎宴会上，蒲安臣向美国官员做了一场被后人称作“勿扰她”的精彩演讲。

蒲安臣在陈述了中国这个文明国家的种种伟大和不凡之处后说：“勿扰她；让她享有自己的独立；让她利用自己的时间，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吧。她并没有敌视你们。……她所要求的就是你们友好地对待她的国民，而她也将友好地对待你们的国民。（鼓掌）她很单纯地希望你们能坚守正义。她不仅乐意同你们交换货物，还愿意交流思想；她乐意以她的知识文明来交往你们的物质文明。”

在中美200年来的交往史中，这种理性温和的声音也时隐时现，一旦像蒲安臣、布什父子这样的“中国通”（虽然他不会讲中文）出现，中美关系就呈现出互惠互利的交往模式，而一旦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恶化，美国的“拯救派”就开始恶语相向，中国的“恐外派”也会要求关上大门。

和蒲安臣的“勿扰她”演讲形成有趣比照的是，第三任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于1871年1月10日在寒风凛冽的北京写就《中国国情报告》。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敏感时刻：之前一年的1870年夏天，天津爆发了轰动一时的“教案”运动，20名外国人死亡。和当年蒲安臣的动情演讲不同，镂斐迪显得更加理性和深刻，其目的是为远在华府、时任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提供对华政策参考，这份报告分为“总论、教育、官僚制度、语言、帝国衰落、如何拯救中国、西方如何对待孱弱中国”共七个部分。

报告这样写道：

“除了横亘在维护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和平友好关系路上的其他各种困难之外，当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和文明面对面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无法遏制的冲突’。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战争以及美国人民有关非洲奴隶制度的经历，都是这一事实的令人倍感痛苦的写照。……大部分外国人很少能够分得清中国文明和野蛮状态。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一个低一等的民族，当外国获取利益受阻的时候，或当他们挡在被我们高兴称为我们的‘高级文明’前进之路上的时候，那他们的权利、权益或成见极易被忽略不计。”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镂斐迪还诚恳地提醒美国政府这样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应该追求一种公正而坚决的方法，同时准备要付出耐心和忍让……如果和平状态可以维持下去的话，才是推行改革的精明和踏实可靠的路子”。

时隔150年再来审视镂斐迪的这份报告，回溯从中美最初的茶叶贸易，到19世纪初发生在广州港的民妇郭梁氏之死案风波；从19世纪末的第一批官派幼童赴美留学和加州《排华法案》的出笼，再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以及晚年慈禧太后举办的“夫人外交”活动，过往两百年的中美交往历史，也曾有过繁荣的高光时刻。然而，中美更多的时间则充斥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他者、东方和西方的激烈碰撞，撕裂和窒息的场景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改变中国”和“勿扰她”之间，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冲突使得这一关系包含了某种巨大的张力，它总是时隐时现，不曾消解。这张力亦如茫茫太平洋上的点点星光，时亮时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