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只按后来人给打上的标签符号——“垮掉的一代”来说，查尔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比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更合乎“垮掉”这个标准。但是，布考斯基的一生却从未被打上这个主观并文绉绉的标签，他被后来人更为直白地喊为：酒鬼诗人！

翻开任何一本美国文学史，你睁大了眼睛寻找，在密密麻麻的作家大名中，很难找到“查尔斯·布考斯基”。这真是一种遗憾。这样的遗憾却比比皆是。

“垮掉”到底是什么？一朵花，红色的玫瑰，在暮色中骤然垂萎？或者，一只白蜡烛，高温袭来瞬化为泥？

不，这是外在。我们的眼睛看到的，都是外在，谁知道，这玫瑰和蜡烛值遇偶然命运的时刻，发出了怎样尖细而痛苦的喊叫，释放了怎样的决绝和勇气？

“垮掉”只是个名相，借由这个形式，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那创造了玫瑰和烛火的——“造物主”，或者人类所起的其他名称——“神灵”——他们，或许只是让我们有幸目睹融化瞬间的人，让我们明悟：美，有另外一种可能、两种可能……万事万物以此交叉组成一幅荒诞、完美却没有规律而言的神奇画卷。

无形的“造物主”，一次次帮助我们，要做的似乎只有一件事：打掉我们的自以为是。

不要以为自己的生活道路就是最正确的，更不要把自己所做的当成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美国二十世纪的这两个作家，布考斯基和凯鲁亚克，就做了这样一桩漂亮事。他们就是舞台上——上帝用来说事的——玫瑰和蜡烛。

这样说，不免残忍。但我们也在这舞台之上，也是这游戏布局中的小小道具之一。隔了时光和空间，在不断上演着幻相轮回。如若把人的一生压缩成一场戏剧，不过几十分钟，更惨的是，百分之九十的人这一生一巴掌拍下去，空空如也，除了吃饭、睡觉、工作，留给这个世界的也没什么，布考斯基和凯鲁亚克，却是人生戏剧长河中足以挂上历史枝条的两粒珍贵光影。

从生命终局来看，布考斯基更为彻底，凯鲁亚克却因为终其一生的“蓝色忧郁”而拖了后腿，燃放得不够彻底。更可悲的是，1954年，在他接触佛学中的禅宗之后，道路走向了中间，一边是似是而非的禅学，一边是内心不断涌现的“生命冲动”，这些“冲动”像不断产生、不断爆裂的小型粒子，在凯鲁亚克体内四处冲荡，惹得他身心烦乱，但是他已没有了当年“在路上”的勇气和体力，酒成为他最后的暖心丸。

凯鲁亚克的后十年，无论是作品，还是人生，让读者伤心。他失败了。而布考斯基，赢了。

布考斯基生于1920年，凯鲁亚克kerouac生于1922年，两人仅差两岁。他们出生在二战前西方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上帝手中随意抛出的这两枚小棋子，似乎都以直线条无可选择地坠入到了城市贫困家庭中。

1933年，当13岁的布考斯基因为家庭的不幸遭受挨打和受虐时，11岁的凯鲁亚克，他生命的轨迹也暗示出“不幸”的来临——父亲惟一赖以生存的酒吧倒闭——这是那样一个父亲，个头很大，戴着绿色眼罩，从法国移民而来，那条从染着油迹的上衣口袋里耷拉下来的手帕，暗示着他对法国贵族细枝末节风范的一些誓死撼卫；因为长期酗酒，喝两口酒，他就要停下来，深深地喘息一下。长时间的操劳过度，使他脸上的表情彻底被厌烦和闷闷不乐占有，以至当凯鲁亚克无意中在箱底翻到一张抱着橄榄球的年轻男子的照片时，以为那个灿烂大笑、身体雄健的男子根本就是另一个人，这个人怎么会是自己被生活拖垮、衰老臃肿满面厌烦的父亲？

凯鲁亚克伤心欲绝。他疯狂游走，一直企图扼杀掉这个恶梦。他不断地成立家庭又迅速解体，也是想扼杀这个恶梦——摆脱成为他父亲那样的影像。

他不想成为那样一个失败男性的庸常模板。二战之前的经济危机，影响了整个世界，它使六十一个国家卷入战争，它，成就了几个男人，使他们名垂青史，却摧毁了无数个男人，使他们成为历史巨轮下被压碎的草籽泥屑，使他们的生命被淹没在滚滚而来的恐慌、诸多艰难和不如意之中。

除了战争这残酷的试胆剂，男人们一旦跌入庸常生活，体内的勇气极易被粉碎，就像狮子不怕猛虎，却极易被身上的虱子咬得心烦意乱。男人们很容易被庸常拖垮。女人们却毫不畏惧生活的琐屑。她们坚强地存活着，扎实而长寿。战争造成的衰败和伤痛的余温还在，新一轮的经济大战开始了，父亲们不得不转入为另一场“战争”，但这里拼的不再是勇气和力量，而是各类曲折心理的战争，为了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许多人被金钱掌控，更多的男人企图以另一种方式挽救生活，他们沉湎于赌场、赛马场、酒场，以此博取天上掉下来的幸运。女人们则胆战心惊地生存着，她们用全家人的旧衣服拆下来的碎布编织地毯，想尽办法为孩子们做出一顿胡萝卜土豆花样层出的“丰盛”圣诞大餐。

这样的家庭，其实和五十年后，也就是现在，步入他们经济模式的中国多数城市家庭一模一样——成千上万个家庭，在形成同一个模板。人们仿佛被一股无法脱离的漩涡气流吞了进去。男人们体内那种荒野般的生命本能，被深深地掩埋了，他们一再压低着这种本能，以便在文明世界中，更好地扮演各类成功角色，但那些角色本质是荒诞的，四围扭曲的磁场，足以使每一个落入物质时代的男子汉们，耗掉青春，丧失勇气，变得步履沉重，抑郁而寡欢。

二十几岁的凯鲁亚克和布考斯基体内涌动着的力量，使他们足以抗衡这种气流，他们挣脱出来，企图寻找另一种与上一代不同的——保存生命力的方式。他们以敏锐和痛楚感觉到——城市在壮大，表面光鲜，实则脆弱荒凉。这种恐慌的气息连小城市也无法避免。凯鲁亚克在1948年的日记中这样记录他所到达的小城珀基普西：

“它没有大城市的力量，却有着所有的丑陋、卑琐。阴郁的街道，阴郁的生活——只有淳朴和自然力量，才能挽救我们。”

布考斯基也把这样的字句写到纸上，这是他生活的城市洛杉矶：

“一个荒凉的、被遗弃的世界”、“黑暗笼罩了人性，因为想要的太多，人脸变成了可怕的东西。我们每一天都遭受着意想不到的屈辱——”

生存的问题一直纠缠着这两个人，布考斯基几乎什么苦工都做了，屠宰场工人、看车人、卖报工……他一生的行当简直可以上演一场莎士比亚戏剧。

凯鲁亚克也一直在打短工。他仿佛无法接受自己步入正常的社会工作秩序，“为了买得起像冰箱、电视、汽车（至少是新款汽车）和其他并不是真正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被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工作——生活——消费，这样一个系统里”，他拒绝这样做。说出来脸红，他把母亲的小屋当成自己暂时喘息的避难所，每当他远行回来，母亲总是看着他把冰箱里的东西一口气吃光，她看着他，用同一种声调，眼睛里永远闪着那种幽蓝的光，说：“瘦了！你瘦了！这阵子你去了什么地方？”

母亲在各类工厂做工，使生活得以继续。直到1957年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出版，有了一部分收入，他企图改善这样的家庭状况，就写信告诉母亲——

“应该来南方和家人团聚，而不是整日在鞋厂做牛做马。苏联人给国家做奴隶。在我们这里，人们给钱做奴隶。人们忙忙碌碌地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样日复一日……”

他把信寄出去，转回家去，看到寄宿在他那所“花了一千元租下，却一无用处的”房子里的妹妹和妹夫，看到他们正在“铺着白色瓷砖的厨房里为金钱、工作、保险、安全之类的东西而犯愁。”

他的心一下子坠落。他感到自己必须马上上路。

《在路上》的出版，使凯鲁亚克的生活仿佛蒙上了好运。事实却相反。他再也写不出《在路上》这么好的作品，再也写不出如此美好而庞大的史诗般小

说结尾――

“于是，在美国太阳下了山，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上，望着新泽西上空的长天，心里琢磨那片一直绵延到西海岸的广袤的原始土地，那条没完没了的路，一切怀有梦想的人们，我知道这时候的衣阿华州允许孩子哭喊的地方，一定有孩子在哭喊，我知道今夜可以看到许多星星，你知不知道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临之前，把它的闪闪光点撒落在草原上，使所有的河流变得暗淡，笼罩了山峰，掩盖了海岸，除了衰老以外，谁都不知道谁的遭遇，这时候我想起了迪安·莫里亚蒂，我甚至想起了我们永远没有找到的老迪安·莫里亚蒂，我真想迪安·莫里亚蒂。”

这是足以在世界小说史中永恒闪光的结尾。

除了衰老，谁都不知道谁的遭遇。被打上“垮掉的一代”的标签、成名后的凯鲁亚克，差不多成了一个“佛学爱好者”。他与金斯堡一起学习禅宗，但也只是浅浅地涉及了一下佛学而已。他们迷恋寒山的诗。寒山的诗经过日本禅宗文化的翻译，然后再经过英文的过滤，简直与原诗境有了天地之差，“垮掉的一代”们能吸取的也只是寒山的禅式“疯”韵而已。在第二本小说《达摩流浪者》中，凯鲁亚克借主人公一再阐释他对佛教的理解，在小说中会时不时从背着麻袋的公路流浪汉嘴里听到《长阿含经》、《金刚经》等佛陀教典，但主人公却常常在兴致来临时的祈祷开场白中呼唤着上帝、观世音、佛陀，祷告结束时又呼唤“阿门”，这种眼花缭乱的诸神狂欢非常符合禅疯子的境界，主人公企图深入禅学，告诉我们——

我根本不是“我”。我也向上帝（观世音）祈祷，求他赐我足够的时间、智慧和能力，好让我可以把自己所领悟到的，清楚地给我认识的所有人（我迄今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让他们从此不再那么绝望无助。

是的。凯鲁亚克没有做到。他没有再深入下去。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禅宗学习，都没有化解掉他那带有深深的自我意识的沮丧和忧郁。在日记中，他以几近愤怒的笔调写着下面这段话——

我在黑暗中行走，除了属于自己的疯狂的自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想与远在天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联系，还想问问老麦尔维尔，他是不是仍然那么沮丧？为什么沃尔夫38岁就死去？

凯鲁亚克体内这些幽蓝的沉郁海水，一遍遍冲旋着他的内心，以至于让他在日记里不断地写下“不管干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对生活有信心”，他用这样的警句来鼓舞自己，以此生活下去。

而布考斯基远比凯鲁亚克粗砺，他像一块巨石一样，轰隆隆地滚动着，不管不顾向前冲。在凯鲁亚克已出版《在路上》成名之后，布考斯基仍旧一字未出版，他的小说稿件全部被退回。的确，在1950年的美国，海明威和福克纳这些大牌作家们仍健在，他们的作品让读者沉迷，同龄人杜鲁门·卡波特也已享有盛名，没有人看布考斯基那些离经叛道、荒诞生猛的“冒着生活血水和臭味”的作品，出版商如此骂他：你写的都是垃圾。30岁的布考斯基沉湎在酒醉中，有一次胃大出血，差一点死在路边。

然而，到了1959年，对凯鲁亚克和布考斯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年。两人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我是指写作生命。布考斯基在这一年出版了诗集《花朵，拳头，和野兽的哀号》，从此一直到1994年离世，像利剑一样忧伤而勇猛的诗作，频频击中人心。他成了一位诗人。他本身就是诗。他忘掉了以前所写的所有的小说作品。他体内涌动着的忧郁，猛然长成了一头蓝色的雄狮，张开血盆大口，粗暴地呼吸着，咆哮着，冲向生活，直接干脆地将肉体撞了上去。

这种自弑精神，产生了奇异的效果。布考斯基，未死。他赢了。他发现，根本没有那个忧郁的自我，他解开锁链，勇敢地分解着生活中所有的丑陋，所有的悲痛，所有的脏。他和现实中低得不能再低，痛得不能再痛的人一样生活，分解着道德，分解着评议，分解着那些已成规定被束之高阁只用来炫耀贴金的美。他用自身试验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非常干脆，从淤泥中产生的美和痛感，形成了布考斯基独一无二的诗歌美学。外在现实的一切，都成了自身内心戏化的映照，他已不再在意那个忧郁的“自我”。他胜利地干掉了自己。

凯鲁亚克却至死也未解决掉“我”这个问题。中国的禅学也因为土壤文字的隔碍，没能帮他。十年以后，1969年，凯鲁亚克在酒的疼痛中离世。

站在他墓地前的只有他的母亲和妹妹，不远处，圣·彼德斯堡大街上的行人们各怀心事匆匆而过，各种新鲜事物正在冉冉升起，世界与以往一样，凭借一股不动声色的力量生长。电视里人们为美国宇航员第一次登上月球而欢呼，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签署美国第一部允许“无过失离婚”法案——相互厌恶至极的夫妻们再不用非到发生激烈冲突才能结束婚姻了。

躺在泥土里的凯鲁亚克嘴角微微一笑，他再也不用担心第一任妻子追着来要孩子的抚养费了——他一直拒绝承认那是自己的孩子。

此时，洛杉矶，49岁的布考斯基正在屋子里给《花花公子》等色情杂志写专栏文章。除此，他做各种短工以糊口，活一天算一天，他酗酒，乱性，以坏得不能再坏的形象，消解着固有的美。他为四围的知名人士上演着各类可怕可憎的生活形象，使熟知或不熟知他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听到他的名字，就胆颤心惊、嗤之以鼻，以至在街上碰上他，就远远地避开，免得和他发生任何关系。

就这样，谁也没料到，25年以后，这个面部坑坑洼洼、皮肤难看，身上散发着酒气，无视穿着和阶层的家伙，在他死后，会有无数个贫穷失意人，无数的另类人（这个群体里有的是酒鬼、乞丐、妓女、衣衫褴褛的流浪艺术家），他们穿得奇奇怪怪，胸前没有戴小白花，也没穿黑礼服，没打领结，只是随意自发地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他们中有的人在笑，有的流下泪水，因为——看哪，那即将融回泥土的肉体粉尘，在活着时，它们组成的那个男人，那个全美国“惟一”的男人——那个身上带有远古气息的酒神男人，他粗砺豪放地畅演了各种坏的形象，谁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们甚至嘲笑他污蔑他轻视他，就像痛恨自己体内所有恶的种子一样。然而，当一阵风吹来，天空中抛下大颗的雨滴，干涸的地面分解出湿晕，路边的乱草猛烈地左右摇晃，人们才仿佛听到了上个世纪才有的那种——低沉迷人的鼓声，那悠长的荒原歌声，它们因为这个人的离去而再次响起。

这，到底是要唤醒我们什么？

我们不得不深深地低下头去，因为，此时，他们——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个——已经离去的诗人，用他自身消解痛苦的力量创造出活生生的形象——那些毁坏力，恰是诸神赋予的，目的就是为了启迪我们自身——人类本身无穷的生命力，让它们不被表象围困，击垮。

至此，我们终于看到，凯鲁亚克和布考斯基，他们的双手，缓缓地握在了一起。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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