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飘/文 最近几日以来，民众聚焦于河南滥用健康码事件。河南几家村镇银行的线上储户反映，尽管其来自低风险地区，但赴郑州后，本为正常状态的健康码被转成红码。被赋红码的，还包括一些并未到访郑州的相关储户。

作为电子通行证，健康码具有极强监控力和强制性。按照相关防疫规定，红码持有者应立即向社区疫情防控部门报备，在没有转码前，禁止外出。前述被赋红码的储户，随即被工作人员带往相关隔离点。

所以，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是否赋于某个人红码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实质上，这是一个关乎每个人的人身权利问题。

在疫情爆发期间，健康码通过识别个人数据，对可能有染疫风险的人群予以识别、管理，有其一定的正当性，但这个服务于防疫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健康码，可以在其他方面随意使用，就像此次因为事涉存款纠纷的储户被赋红码，一时实质上人身自由受限。

其实，民众高度关注储户红码的问题，不仅仅是“随意红”或者防疫过度。更核心的是，大数据背景下的行政权力如何不被滥用。

这种滥用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当政府掌握海量个人信息，借助大数据手段，很容易限定某些特定人群的权利，包括人身的自由等。

因为疫情防控，政府收集了很多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健康、交通等各方面信息，这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数据安全，乃至如何保护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不受侵害等问题，包括相关数据的使用——不能用于非正当的用途。

其次，大数据技术加持下，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从储户红码事件看，更重要的是如何依法依规行事，不越界。

技术拓宽了政府行动的可能性范围，但是并不是所有有能力做的行为，法律都赋其行使的权力。当行政部门获得了更强大的能力之后，必须考虑，怎样做才是合适的。

其三，当有相关部门的越界行为发生时，这时候谁来监督，谁来纠正。

上述三个方面，就储户红码事件看，河南有关部门的表现都没有及格。

就健康码的使用，2020年2月出台的《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就明确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针对此次河南发生的“储户红码”事件，法学专家认为，有关做法涉嫌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乃至相关公职人员可能涉嫌《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等。

但是事件发生到今天，没有一个权威解释，互相推诿，没有谁来纠正、问责。

民众之所以不停追问，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一旦轻易放过了，这种大数据技术的能力和行政权力的滥用捆绑起来，必然有权任性，造成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肆意侵害，后果不可想象。

此次储户红码事件，并非偶然，之前发生过多起与健康码信息相关的过度防疫甚至滥用行为。

比如，在收麦农忙期间，一地方甚至曝出“没有核酸证明，不能下地割麦”的奇闻；外省人士“入豫即赋黄码”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从全国看，一些地方其实早已出现将健康码集成到其他“码”的延展应用。其法律依据如何、延展应用正当性如何、审查程序如何、个人权利保障如何等等信息，都很难从公开渠道了解。

或许是一批没有被及时纠正和追责的事件，形成了很多人对于法律的轻慢。一定意义上，此次储户红码事件，是上述若干“小病”，最终变“重疾”的结果。

就健康码的储户红码事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调查清楚事实，追究直接相关人责任。除此之外，应综合分析问题，理清权责边界、失责情形，追究相关部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并行动：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大数据时代的新课题。

就健康码的案例，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首次全国性、高效率、高精准地收集、掌握个人信息的案例”，也有人认为是“在非常时期一举突破诸多制度和规范的非常之举”，是“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第一场全局性大考”。

“储户红码事件”，明示了中国数字社会建设和治理的潜在风险已经在不断累积。

终究，助力抗击疫情的健康码，不能因为各种私利的扭曲，成为危及全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负面因素。

民众期待着所有的过程能够在正确的伦理和法治的轨道上顺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