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北京三联版《读书随笔》出版时，书前的两篇序文都提到了叶灵凤的藏书和《新安县志》，大有“不提《新安县志》，说尽叶氏藏书也枉然”的意思。我们因此知道，那部嘉庆版《新安县志》，不仅在叶灵凤的读藏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研究者乃至官方眼里，同样也很重要，一直是一个大家都津津乐道的话题。

沈慰的序文《凤兮，凤兮》中，把叶灵凤的爱书与爱国联系起来，嘉庆本《新安县志》即是首屈一指的证据。文章说：

“他收藏有这部书，而且和广州、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版本比较过，据他说，以他手头的这一部最全（胡按：后来的版本研究证明此说不确），内地就只有那两部，而香港却只有他这一部孤本。英国人虽然在香港抓了一百多年的统治权，却并没有抓到这样一部和香港有关的地方志。好几次有外国人，以当时的几万元港币（相当于如今的过百万）的代价，伸手想抓走这部书，他都一一拒绝了，只肯让香港英国官方的图书馆复印一份，作为参考资料。他生前不止一次表示，书要送给国家。在他死后，他的家人完成了他的遗愿。这一部《新安县志》现在是藏在广州中山图书馆里。”

另一篇序文，宗兰的《叶灵凤的后半生》中也说，叶灵凤视嘉庆《新安县志》为“稀世珍本”，常在朋友面前津津乐道。这部书在香港颇有名气，以至于叶灵凤去世后，他的家人怕“树大招风”，等不及叶氏全部藏书一起运回内地的日程，赶紧把《新安县志》率先捐给广州广州中山图书馆，以完成叶灵凤的夙愿。结果，其余藏书竟然未能及时运出香港，而是就近汇入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藏书楼。

今天翻港三联的《叶灵凤日记》，我却有一事不解：既然《新安县志》在叶灵凤的藏书中如此重要，日记中为什么没有购藏记录？厚厚两大本日记，叶灵凤对订书、购书、读书、写书等事都有细致记录，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他何时在何地自何人手中买到了这部《新安县志》。

《新安县志》第一次出现在叶灵凤日记里，是在1947年5月30日。当时他正筹办报纸上的《香港史地》周刊，以香港政府纹章做周刊版头这些事他都要事必躬亲。那天的日记中说，“又以《新安（县）志》中之'鳌洋甘瀑'制版作插图。”

“鳌洋甘瀑”乃嘉庆版《新安县志》“图卷”中所载“新安八景”之第七景。

据此可知他当时已经收藏了嘉庆版《新安县志》，且放置案头，时时引用。据1951年5月2日的日记，他当时写作《佛堂门与赤湾的天后庙》时，查阅了《新安县志》，得知“佛堂门天后庙有南北二庙，北庙建于宋咸淳二年，遗碑（嘉庆二十四年）尚存”。

这部《叶灵凤日记》收入叶灵凤1943年9月至1974年5月的日记。叶灵凤是1938年开始定居香港的。所以我猜测，他是1938年至1943年间在香港买到的嘉庆《新安县志》，所以后来的日记里没有记载。他先后为这部县志写过两篇不算短的文章，都收在三联版《读书随笔》中，但文章中均没有提到他和《新安县志》是如何相遇的。还有其他原因吗？迄无读到相关文献。

之所以想找到准确日期，是因为叶灵凤和《新安县志》的相遇太重要了。他是香港最早重视《新安县志》的读书人和藏书家之一。他津津乐道自己的“稀世珍藏”时，深圳河这边的宝安县，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世上有这样一部书，说的是宝安和香港的共同历史。要到近六十年之后，一个叫张一兵的东北人，才把这部书连同康熙版《新安县志》一起整理了出来。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