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昨）

在我有限的”写作史”上，稿子有幸得到如此大刀阔斧的批改，这还是第一次。秘书长双臂抱在胸前，沉吟不语了一会儿，然后指着那些我自以为精彩的段落问，这些话都是哪个文件里说的？

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支支吾吾回答说，意思都是各种文件上的意思，有些说法我改了一下。

为什么要改呢？他瞥了我一眼。

我觉得变一变说法讲话稿会更生动，更有吸引力。我说。

你觉得……那么，这个讲话稿是谁讲呢？他问，脸上闪过一丝嘲讽的神情。

嘿嘿，当然是书记讲。我干笑两声。

他站起来说，那不就完了嘛！你回去改吧。需要重写的地方我都画出来了。每一种提法都要有文件出处……。

我赶紧拿起茶几上的那几十页稿子，准备撤退。还没走到门口，听秘书长咳嗽了一声，我赶紧停下。关键时刻，领导的咳嗽都是有特定含义的。

秘书长看了我一眼，然后望着窗外，轻声地说，你年轻，我再给你强调一句：你写的是领导讲话稿，不是搞文学创作；最后讲话的是书记，不是你。

上面我忆述的这个场面，过去已经三十四年了。这几十年间，想起自己在地委研究室度过的岁月时，我常常会想起张秘书长，想起批改我起草的不成体统的领导讲话稿时他对我说过的话。他似乎在写公文方面对我没有抱过什么希望，我自己亦复如是：我承认公文写作是一门不易掌握的本领，但我不认为我能够学会。我甚至厌恶写这样的东西。一位资深公文高手传授经验说，谁又喜欢写这玩意儿呢？但这是敲门砖啊，是垫脚石啊，是桥梁啊，是阶梯啊，碰准了这还是让你一飞冲天的翅膀。写这些东西，不就是为了将来不再写这些东西？不就是为了让别人为你写这些东西？

最不堪忍受的，是你东拼西凑写出了一两万字的讲话稿，你还得一字一句从头到尾读好几遍：小组讨论改稿时读一遍；主任或秘书长批阅之后形成修改稿时再读一遍；最要命的是还要在类似常委会那样的场合坐在会议室后排音调高亢地给坐在前排的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声情并茂声音宏亮地朗读一遍。两三个小时读下来，我终于可以完美实现老牟对我的“三不”训诫之“不许大声笑”：我都笑不动了，笑不出来了，没有多余的力气笑了。

每到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做记者的日子。那是何等快活的日子啊。我得“重回新闻界”。

我没敢给家科透露这个“计划”，因为我还没有任何计划。他批评我工作作风不踏实，浮躁，不沉稳，我都接受。我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脑子里念头太多。一位同事也曾语重心长地说，表面上看你嘻嘻哈哈，其实你心里很复杂；想那么多干什么呢？人还是简单一点好，一复杂，就危险；少看点没用的书，多串几个有用的门儿……

我不想这样。我不想活得像螺丝钉那样简单。简单的人容易平庸，容易随波逐流，容易满足现状，容易心甘情愿地被骗。我必须让自己复杂。我嫌自己还不够复杂。

可是，我要重返的那个“新闻界”在哪里呢？我知道绝不在衡水，也不在河北，那么究竟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海南建省的消息，知道那个人称“海角天涯”的岛上将会出现一个大特区。记得是我和跃平去他们安平县城出差时，在县招待所开始讨论这个话题的。然后就是默默筹集钱粮，搜集各种人脉线索，准备从此告别父老乡亲，远走他乡，不再回来。

既然抱定一去不回头的心思，我也没有向家科报告我的计划。临行前一天晚上，我在地委三楼那间办公室里给家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内容现在记不得了，无非就是倾诉、解释、道歉、检讨、求他原谅之类。把信从他办公室门缝塞进去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一声重重的关门声。那是我自己关上了命运中的一扇门。时近凌晨，楼道昏暗，四壁寂寂，阒无一人。一步一步行过楼道，一阶一阶走下楼梯，我尽量放轻脚步，可是声音依然很大，且隐隐然有回声传来。

为什么要表现得如此决绝？现在想来，那不是因为信念坚定，而正是因为当下心中没底，前路未知太多。谁知道自己貌似冲天的决心，究竟能不能经得起领导的阻拦、朋友的劝说？干脆就先让横空出世的念头，独自野蛮生长些时候吧。

这就又来到了那个月夜：

“1988年的秋天，我听着、唱着《外面的世界》去闯海南，无奈求职失败，满怀沮丧回到衡水。10月1日那天深夜，我思来想去，睡意全无。天涯归客，哪里又是你‘外面的世界’？窗外秋月高悬，我却情绪低落。焦虑中忽然有一扇门轰然而开，冥冥之中那个声音传来：考研究生吧！“

实际上，那个月夜除了决定考研究生之外，我还做了另一个决定：辞职。

去海南前本来就要辞职的，因担心辞职不成反而连海南都去不了，无奈就选择了和家科及研究室不辞而别。败归之后，如何回去上班呢？况且离1989年2月份的研究生考试只剩不到5个月了，必须全力备考了。

不管如何难为情，我都得到研究室当面向家科报告海南之行和我的新想法。他似乎对我的失败并不感到意外，说，就当开阔了一下眼界吧，回来好好上班。

我说，我还是觉得没法在这里呆下去了，我还是想当记者。

家科说，实在不行，你就回衡水日报。

我说，我也不想回去；我想考研究生。

家科的那只本来还在做手势的手突然停在那里，头也保持一个姿势足足有五秒钟。然后他看了看我，说，考研究生？你有这个想法啊……

我说，有这个想法好几年了。我学历太低，哪儿都去不了。数学那么差，高考没门儿。只好考研究生了。

家科作为恢复高考首届大学毕业生，不会不知道学历对一个人的命运是何等重要。”重学历不唯学历“只是文件上的漂亮话而已，”不唯学历“怎么能算是”重学历“？我对他说过，我曾经上过某青年杂志的刊授大学，也报名参加过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简直有些饥不择食了，可是文凭低微一事，黯淡了多少表格，辜负了多少目光，错过了多少机会。师范毕业，对当年的我，是改变命运的机遇，而于现在的我而言，竟然近似一个错误。我得通过研究生考试来改正这个我无心犯下的过失。

家科斜在椅子上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坐直身子，盯着我说：去考吧，我支持。你说吧，怎么支持？

我从裤兜里掏出准备好的报告递过去，说，我要辞职。

（待续）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