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文茂/文

有朋友常在我面前发这样一种议论，说：三种人不宜读书。悟性太高的人不宜读书，心术不正的人不宜读书，读死书的人不宜读书。朋友的话，“于我心有戚戚焉”。

悟性太高的人不宜读书，此其一也。叔本华在《读书和书籍》等文中，就反对读书，认为“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主张“由自己思想得来真理”，不要把自己的大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这是天才之论。在中国历史上，我最佩服两个读书不多而成就大业的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读《高祖本纪》，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没看到他读书的记录，但他也应该略通文字，不然也坐不到亭长的位子。但他“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说明这个人格局很大。刘邦即皇帝位，总结得天下的经验，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平定韩信、彭越、黥布谋反之乱，回到故乡沛县，“置酒沛宫，悉召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短短三句，既有气势，又有思想。朱元璋年少时条件更差，更没有机会读书。但他的格局也很大，能够审时度势，把文臣武将收归帐下，愿意为他建功立业。当了皇帝也不装逼，圣旨明白如话，通俗易懂。洪武三年，他给户部下发清查登记户口的一道圣旨：“说与户部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人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期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有倭寇来犯沿海，地方官请示应对之策，他下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朱元璋还有一道训谕太学生的圣旨也很接地气，篇幅所限，不再引述。有时我想，古代的文人不会好好说话，朱元璋的白话经让一群所谓的大儒给念歪了，以至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后推了五百多年……

心术不正的人不宜读书，此其二也。这种人读书越多，做的坏事越多。郑孝胥诗、书都有成就，可惜骨头软，因劝进有功，伪满洲国一成立，他就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大肆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再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书读的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精，但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大义”面前，丧失了骨气，总结出一套“曲线救国”的理论，卖祖求荣，成为民族的败类。这些人的追随者周作人、胡兰成等人也算得上读书人，也都当了汉奸。前几年，有一批当代的所谓文人，大肆鼓吹周作人、胡兰成的文学成就，宣扬作品与人品要分开论，人品虽差而写的文章还不赖。看来当代汉奸也不少，这些人的书也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读死书的人不宜读书，此其三也。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食而不化，甚至于成为书橱。这样的人有一大批。《南史·陆澄传》：“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下》：“且夫胸中无识之人，即终日勤于学，而亦无益。俗谚谓为‘两脚书厨’。记诵日多，多益为累。”在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归来的一批所谓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言必称马列，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不作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文章，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毛泽东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当今社会，读完名牌大学不能融入现代社会，学非所用，学无所用，不能自谋生路，做不到自食其力，这样把书读死了的人为数还不少呢！

我自认悟性不太高，为人还正直，又不会死读书，所以读书、思考就成为我每日必做的功课。

2022年6月7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