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们即将从学校毕业，在青春的母校留影。图片来源：东方IC）

记者 李静 田进 我是81级的高考生，从青海省西宁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个令人振奋的年代，是重新开始重视和尊重知识的年代。1979年改革开放，社会开始涌现出很多新鲜事务和新鲜的思想。那时高考恢复不久，我和我的同龄人，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发自内心的憧憬和向往未来，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回望当年，我们年轻、朝气蓬勃、带着理想主义。

我很幸运，生于1964年，家中还有兄长和姐姐5人，他们都生于四五十年代，只有我参加了高考。而且，还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师。

就在高考前，我的父亲从一家国营企业退休，那时候子女可以接父母的班，能够进入国营工厂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而高考招生的学校并不多。像北京就只有北大、北师范等4所大学在我们这里招生，真的是万里挑一的录取率。所以摆在全家面前的问题，就是我要么立刻去工厂接班；要么继续参加高考，错过接班的机会。在经过了几个弥漫着焦虑气息的夜晚和父母的期待中，我勉强决定听从了他们的劝说，先去工厂看看。

刚开始去的时候想自己也算是有理想的青年，在学校时老师也说过我的文笔很有天赋，就算在车间当工人，也能靠着这支笔走出去。但真进入车间，工作环境以及每天繁重的工作，让我无法再拖着疲惫的身体日沐书香。而且社会的规则，也与学校截然不同，在那个年龄，这种反差让我异常地想念学校。那时候我到家就哭，整整哭了一个星期。

就在这时，当时的历史老师发现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来过学校，并从同学口中听说我参加了工作，马上跑到我的家里极力劝说父母让我继续读书，还和他们打包票，说我就算发挥失常，也能考上大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样子已经模糊，但他终于打动我父母的那句话，我依旧逐字记得：“连这样的学生都不上学了，会给班上其他同学带来极大地不安；如果连她都考不上，还有谁能考上。”

最终，我这个全校学习成绩第一名的学生，如愿回到了学校。

直到现在，我依然很感激我的这位老师，是他在当时那种境遇下给了我支持和力量，也因此改变了我的一生。人们经常说一生会有很多境遇，但一次足以改变人的一生，直到今天，我每次回想那个年代，这件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在上世纪80年代能够上高中，并参加高考的人少之又少。在我印象中，80年代，在我们那里高等学校录取率只在2％-3％，整体不超过5%，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形容，大概就是那时传开的。

当时的社会百废待兴，鲜少有学习资料，学校更不会有什么图书馆，复习资料就算有，囊中羞涩的我们也没有钱购买。差不多能获取学习资料的唯一机会，只有老师通过他们的途经找到的一些高考模拟题，还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每当提起这些，无数个埋案不眠的夜晚，无数个执笔破晓的清晨，都恍如昨日，我们是真的带着理想去坚持。虽清苦，但乐享。

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高考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也是中国最公正的一项选拔人才的制度，尽管这些年会有媒体相继曝出一些地方存在暗箱操作和腐败。但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所相信的高考，是最接近公平的一次考试、最能让那些发奋有志于未来的年轻人，去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