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文

【生活中的经济学36-高铁该不该让第三方卖饭？】

过去在高铁或普通列车上，吃饭时只能忍受铁总15、30或40元的难吃盒饭，因为没有选择，要不就自己泡方便面。从2017年7月开始，高铁上也可以叫外卖了。例如，我从北京去苏州，经常提前预定南京“老娘舅”的快餐，好歹一个南方人在去南方的路上可以吃到南方饭菜了。但是从铁总的角度讲，这未必是利润最大化的措施。如果铁总独家垄断餐饮供应，好处是自家盒饭的销量大、利润高，坏处是很多乘客会用自带的餐食替代盒饭，久而久之可能会导致自家盒饭的市场不断萎缩。如果铁总对第三方开放市场，每次可以收取8元手续费（这几乎是净利润），但是短期内会导致自家盒饭的销量锐减。我相信，铁总应该经过权衡，发现开放市场虽然会导致利润下降，但是从法理上不能总是垄断，而且这毕竟赢得了乘客的好感，也算是一项便民措施吧。

【生活中的经济学37-谁该成为铁塔公司的股东？】

2008年8月27日，国家审计署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2002-2006年，中国移动、电信、联通、网通、铁通5家电信企业累计投入1.1万亿元用于基础设施（主要是铁塔）建设，重复投资问题非常突出，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1/3左右。2014年7月11日，在工信部的协调下，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共同成立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即后来的中国铁塔公司）。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谁应该是铁塔公司的控股股东？按说，中国移动的用户数量最多，多达9亿用户，占据全国15亿用户的60%，肯定应该控股铁塔公司，但是实际上三家企业都没有控股。它们三家分别出资40.0亿、30.1亿和29.9亿元人民币，分别持有40.0%、30.1%和29.9%的股权。为什么不能让某一方控股呢？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解释，当多个企业依赖于共同的基础设施时，为了防止任何一方利用关键资源对其它企业敲竹杠（holdup），最好的办法是相关企业对关键资源联合投资并且分享股份，同时防止任何一方“一家独大”。例如，几家石油公司会共同投资建设一个管道公司。如果某家企业拥有管道，那么其它石油公司就会被敲竹杠，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因此，基于这种制衡的逻辑，虽然中国移动公司用户数量最多，但是也不能控股铁塔公司这一关键资源。

【生活中的经济学38-奖励越多越好吗？】

每个员工都喜欢单位发奖金，而且管理学一般都认为正面激励比负面惩罚要好。为了激励员工做一件事情，通常给“胡萝卜”比给“大棒”要更好。从这个角度讲，单位给员工的奖励花样越多，金额越高越好。例如，某个单位开会时每次要签到，但总有人缺席。于是，领导规定，缺席一次就扣除奖金200元，结果惹得很多员工不高兴。后来领导思路转变，改为每参加一次就发奖金200元，结果大家开会的积极性大幅提高了。但是后来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发奖金、给补贴，否则就没人乐意干。常规的事情还好办，一旦出现紧急加班的情况，就有员工开始和领导讨价还价，要求提高加班补贴，否则就不干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有钱的事情就干，没钱的事情就不干。但一个非企业的单位，有多少事情能够直接盈利呢？长此以往，人心涣散，风气变坏，人人势利。可见，凡事依赖奖金的制度，也未必是好制度。那么究竟哪些事情应该发奖金，哪些事情不应该呢？我认为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需要额外付出努力的活动，或者出类拔萃的业绩，应该给予奖励；凡是本职工作范围内的活动，不应奖励，应该用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鼓励。总之，奖励不是越多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少越好。

【生活中的经济学39-腐败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还是沙子？】

老百姓都痛恨腐败，因为腐败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中国2012年底掀起的反腐败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净化了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也赢得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然而，经济学家对腐败的评价依然存在两个极端。一种观点认为，不合理的管制导致了腐败，因此个人或企业通过腐败行为绕开管制，能够增加投资和产出，此时腐败相当于润滑剂，是一种“次优”的选择。例如，你想开一个早餐店，但如果严格按照规定，你永远拿不到卫生许可证，也不可能通过消防检查，只能花钱找中介“摆平”。此时，你不但认为腐败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腐败相当于对个人或企业征收了一种额外的税收，扭曲了生产或投资的激励，因此是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沙子。长期以来，两派观点相持不下，各有各的道理，而且各自都能找到经验证据支持。

【生活中的经济学40-高薪能否养廉？】

传统观点认为，高薪有利于养廉。背后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一个人的腐败违法行为是有成本的，工资越高，腐败被抓后损失越大，也就是说腐败的机会成本越高，因此高薪有助于减少腐败。这是效率工资理论的翻版。一说到高薪养廉，有两个经典案例总是被提及，一是新加坡政府官员的高薪，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最高年薪可达220万新加坡元（相当于1100万元人民币），资深部长是176万新加坡元（870万元人民币）；二是雍正年间推行的养廉银制度，例如总督的养廉银是1.3-2万两白银，最高可达本薪的100倍。最近，几名以色列学者使用全球58个国家18800个人的调查数据，发现高薪并不能养廉。第一，高工资并不必然对应好绩效，因为公务员的绩效往往难以衡量；第二，利用高工资来激励工作，会让一些热爱公众服务的公务员产生负面效应；第三，高工资激励体制会增加公务员对腐败的容忍度或负罪感。对于一个乡镇长来说，如果一个月6000元可以贪污的话，一个月1万元为什么不能继续贪污呢？总之，腐败和高薪之间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