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我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无所有》的公号文章，其中说道：”1988年的秋天，我听着、唱着《外面的世界》去闯海南，无奈求职失败，满怀沮丧回到衡水。10月1日那天深夜，我思来想去，睡意全无。天涯归客，哪里又是你‘外面的世界’？窗外秋月高悬，我却情绪低落。焦虑中忽然有一扇门轰然而开，冥冥之中那个声音传来：考研究生吧！“

写到这里，似乎就没写下去了。今年高考季节又到，我干脆”旧话重提“。

”考研究生吧！”这个声音从何方传来？那个月夜，我并说不清楚。现在想来，那声音不啻一声召唤，它来自“改变命运工具箱”。

物理世界中当然没有这样的箱子，但是我相信我的脑海里有。起初，它是一堆念头，后来，有些念头我从“工具箱”中取出且将其变成了现实，有些，则一直未动，或着始终用不上。我也不断将一些新的念头装入箱内，以备不时之需。

考研究生这一“工具”，我是1984年将其增添到“工具箱”的。那时的设计目标，是全力冲刺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报告文学专业，且心中暗暗盯准了导师。后来生活中的“小气候”与“大气候”都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我只好将考研放回“工具箱”，尽力应付扑面而来而我又完全陌生的生活。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改变命运工具箱”。只有正值可以改变命运的年龄，又身处通过个人努力足以改变个人命运的时代，这个“工具箱”才有可能形成，才有使用价值和储存价值。父母相继去世二十年了，此刻想象他们一生的遭际，我可以断定他们不会有什么“改变命运工具箱”。终其一生，他们生于贫苦乡村，之后的生活似乎都是默认的程序，规定好的动作，难得有个人发挥的余地。他们的所遇所求，无非是在按部就班的节奏中，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他们甚至只求温饱平安，不希望甚至恐惧命运有什么改变。他们认命；命既如此，还能变出什么花样？听说父亲年轻时倒是有一次改变命运的冲动。1948年冬或者1949年春，四野大军有一路沿运河南下，经过我们那里，边行进边扩招队伍。村里有年轻人毅然跑去当了兵。父亲和他的一位堂弟悄悄计议，也要结伴参军，到“南边”闯荡闯荡。他们原是闯过东北的，因为兵荒马乱，才回到村里。可惜这一次他们行事不密，我奶奶大哭大闹，要死要活，他们终于大事不成，不仅错失了他们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从此也断送了多少年后我成为“南下干部子弟”的前程。熬到年老之后，他们才有权改变一下原来的规矩，在承包的责任田里自己决定种什么庄稼或者干脆什么也不种。这样的时代对他们而言是来迟了，小小的改变，已不足以改变命运。

相比之下，我幸运很多。1977、78年那会儿，我忽然意识到生活是可以改变的，焦点则是"农村是可以逃离的"。至于工具，陈旧一点的，是当兵、当临时工或合同工或当民办教师，最新的工具，则是高考。

作为改变命运的工具，当兵一途最有想象空间，且听着好听，看着风光。当时的口号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可是，这”全家光荣“的门槛，有时有些高。我父亲当年想”参加革命队伍“，”全家“不让；二十多年后我二哥又想让”全家光荣“，可是因”革命队伍“里没有“自家人“，人家不收。记得二哥得知参军不成呜呜大哭时，我母亲一旁低语劝解，我父亲则外间枯坐，一言不发。他是不是心情有些复杂？他会不会有些埋怨？如果当年他追赶革命队伍成功，如今也大小当上某个级别的干部了吧，那还用发愁自己的孩子当兵吗？

我家与当兵这事无缘，曾经让我非常沮丧。那些年常有同学穿军装军裤，再破再救我都羡慕不已。他们还有军帽，有红五星帽徽，偶尔还摆弄摆弄领章。样板戏里少剑波唱道：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这是当年的时尚标配，我只能望“红”兴叹。后来还是我姐姐把这一遗憾稍微弥补了一下：人家给她介绍了一门亲事，对象是邻村当兵的，她好像立刻就同意了。这虽然不够“全家光荣”的分量，起码也“光荣”了“半家”吧哈哈。不说笑了。往事不堪说笑，说着说着，眉开眼笑，心却会酸。

时代毕竟变了。那些年似乎人人都在寻找改变命运的工具，有些人还真就找到了。我大哥经由考试，改变了教师的“民办”身份，成为心目中曾经高不可攀的“正式教师”。二哥经由数次考试，先做通讯员，又成“半脱产”，很快也被录取为“正式”的乡政府干部。这”正式“二字，曾几何时，字字千钧。原来以前我们的人生，都是“非正式”的。

1978年我不过15岁，可是我已经可以拥有自己的”改变命运工具箱“了。我先是放进去了几本书，又曾塞进几篇屡次投稿不中的稿子，终于，我把”高考“放了进去。

明天继续。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