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洁/文

我在三个城市生活过，北京、杭州和上海，都是中国城市扩张最快的地区。我的创作就来自我在这些城市生活的体验。

一开始，我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课题或研究项目，只是以一个生活其中的散步者的眼光来观察周围的建筑、街道、广场等等，有时候会停下来有意识的去看、去观察，有时候只是匆忙地经过，这形成了我的记忆并塑造了我对空间的感知方式。

我经常会经过不同的广场，广场的中心往往树立着一尊雕塑，当走得离它很近时，雕塑和远处的建筑会叠加在一起，此时，建筑的表皮和雕塑的表皮在光的作用下结合在一起，建筑变成了雕塑的一部分，同时，雕塑变成了建筑。

这让我开始思考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形状上的分割以及它们被生产出来的机制。

我所说的这些建筑和雕塑大部分建成不超过30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即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城市化急剧扩张的三十年。据统计，北京、杭州和上海最近十年城市规模扩张了好几倍，这些城市就像每座城市一样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里面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流行趋势，并且有些风格刚刚确立起来便会迅速的消失，建筑的寿命非常短暂，城市陷入一个不停拆建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停变化中的风景。

这和中国城市建筑的制度有关。

在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建筑大部分都是由各个城市的建筑设计院设计建造，改革开放之后，建筑需求的多样性和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私人的建筑事务所。在这个市场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被引进，这些风格在一种对“效率第一”的追求中被扭曲和变形，甚至很多都是对这种风格的严重误读，譬如许多建筑中圆柱体和圆顶的大量运用以及对蓝色玻璃的广泛采用，便是对日本“新陈代谢派”的生硬模仿，一种视觉上生硬的“现代化”。

在城市公共雕塑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和建筑一样，雕塑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从最初的纪念碑雕塑到各种城市雕塑的泛滥，从写实的现实主义雕塑到抽象的现代派雕塑，这是一个剧烈并且快速的发展过程。例如仙鹤，一个中国传统的建筑装饰元素，从最初的石头浮雕到铸铜再到今天广泛采用的不锈钢材质，形体上也经历了一个抽象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城市的规划无法与之保持同步，永远处于后规划状态。

造一把好椅子 —— 是包豪斯时期的格言，而在此之前的1917年，荷兰风格派建筑师利特维德（Gerrit Thomas Rietveld）已经设计了著名的红黄蓝扶手椅，其剖面让人想到了同为风格派的蒙德里安的绘画作品。

30年代，芬兰建筑师阿尔瓦尔•阿尔托（Alvar Aalto）和设计师阿诺•玛赛奥（Aino Marsio）在长达五年的木料弯曲试验之后设计了白桦扶手椅41号，其灵感出自包豪斯的建筑师马塞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其在1925年设计完成了最终以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的名字命名的瓦西里椅，考虑到结核病疗养院里那些备受折磨的身体，阿尔托用蒸汽加热的桦木取代了马塞尔•布鲁尔冰冷的钢管。

我们暂且不论红黄蓝扶手椅和瓦西里椅子之间的亲缘关系，同样受此影响的还有柯布西耶和夏洛特•佩里安（Charlotte Perriand）合作设计的躺椅，以及更晚近一些的例子譬如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纸板椅子等等。

建筑史学家彼德•史密森（Peter Smithson）从中敏锐地意识到椅子在建筑的变革风潮里所扮演的风向标的角色，他曾说椅子中有某种特别的因素，似乎被幽灵所缠绕，使它具有在一夜之间塑造新风格的能力。显而易见，这一特别的无形的因素中包含了人的身体的抽象观念，尼采曾惊呼我们竟然不知道身体能做什么，建筑师从中觉察到了巨大的生产力——任何两种不平衡的力都可以构成一个身体。椅子是高度概念化的，似乎只有处于失重状态下的身体才能坐下。

与这一疏离的关系相反，人体工学椅作为义肢正在重新构造身体，从对身体姿势疲劳的延迟，到手臂和眼睛的姿势调整，一整套技术建立了人体工程学的符号系统，失重的身体被人体工程学（人体工程学 [Ergonomics] 的词源来自古希腊的工作 [ergon] 和自然法[nomoi] 也称作人机工程学 [human factor]）所俘获，甚至侵入到我们对未来的想象——科幻电影中的太空椅是人体工程学的激进表达。椅子在建筑师和人体工程学的张力之下不停畸变，身体却无从坐下。

也许画家们早有所察觉，梵高在名为《高更的椅子》和《梵高的椅子》的画中，高更的身体缺席被一支点燃的蜡烛所取代，画家自己的身体也只是留在椅上尚未被点燃的烟斗。而波洛克干脆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后弯下腰在画布上滴撒颜料。建筑和绘画不过是围绕椅子展开的游戏。

富埃特教授（Karl Rudolf Fueter，1880-1950），苏黎世大学著名数学家，他曾是兴建巴黎大学瑞士馆的令人钦佩的组织者。在70岁退休之时，他请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为他简朴的湖畔住宅的建造提一些建议，他打算在此安度他的晚年。

自然，柯布西耶高兴地主动为他提供了这套住宅的全套方案，以此表达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这栋住宅回应了一份最朴素的任务书，它将满足主人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这样的问题是真正的代数问题，就像一盘象棋游戏。于此，建筑的解答是如此清晰，简朴的住宅亦显现庄重高贵，一个老学者希望在此度过余生。数学的和谐主宰着它全部的尺寸。

这份“蓝图”本将满足或者说是更进一步地规划它主人的余生。万幸，死神的降临终止了这一切，通过死亡，富埃特教授从这个完美精确的现代生活中逃逸。

这是一个未能完成的方案。如果，我们假设，在死亡之后，建筑仍然照着计划完成，那么，这个和谐的尺寸该如何定义呢？

没有居住过，自然不是故居，身体从未在场；也不是坟墓，这是个为生活规划的尺寸；纪念碑？纪念什么呢？纪念未能实现的美好的晚年或是一个建筑所完成的精妙的数字游戏？

柯布西耶带来的现代生活，那些“解放妇女儿童，解放人类”的伟大计划、方案、咏叹调的宣言，总是让我困惑。科学地，经济地，高效地，在可预测的每个节奏下，被解放的人们生活在井然有序的风景之中，规范的生活。

在这里，数学和建筑，数学和数学家，建筑和建筑师，人与现代生活最终达成了共鸣。因为，灵魂不在这里，灵魂早在波浪屋顶盖上之前就离开了。

斯韦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曾在她的著作《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的导言中写道：

“二十世纪始于某种未来主义的空想，结束于怀旧（Nostalgia）。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信仰被抛弃，就像过时的、1960年代的宇宙飞船一样。怀旧（Nostalgia）本身具有某种乌托邦的维度，只不过不再指向未来。有时候，怀旧也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侧面。怀旧者感到被窒息在时间和空间的常规界限之中。……过去变得比未来更为难以预测。而怀旧（Nostalgia）就取决于这样的奇异的不可预测的特质。”

石油总部大楼（Oil Ministry Building），位于中部非洲西海岸加蓬的首都利伯维尔，它是这个城市最主要的一个建筑群的局部，是国家机构和银行的办公场所，它经常出现在旅行网站的页面的背景图中。中部非洲国家银行（Bank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位于非洲东西部的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得。几乎每一个西非或中非首都的天际线都由这样的一栋高楼所控制，这些机构和大楼是在60-70年代非殖民化浪潮的初期创建的，至此以来一直是该地区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利益的相关者的所在地。

Western City Gate是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的天际线，采用野兽派风格设计，建成于70年代。它面朝西部，是从机场进入城市的入口。

建于1984年的Rowell Court是位于新加坡的中央区的新的住宅楼群。60年代，在改造中央区所需要的官僚和法律机制建立之后，这个有150年历史的定居点以进步的名义被改的面目全非，当局和媒体都将中央区描绘成“贫民窟密布，需要紧急工作来减轻居民的痛苦”，媒体甚至写道“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全面解决贫民窟清理和城市更新问题的城市，摩天大楼开始向老城区推进，取代了人们被挤在噩梦般的小隔间里的摇摇欲坠的公寓。”之后数千人被重新安置，一些人搬到了中心区的新的住房Rowell Court，但大多数人都搬出了中心区。

Salam Tower位于多哈的Al Dafna的海滨，在80年代的海湾石油危机之后，它是90年代政府再次开发此地区的项目之一，如今它被淹没在多哈新的天际线之下。

新北市政府大楼是2003年落成的，我对它的兴趣在于它和东亚的很多城市的政府建筑外型上有共同之处。

画面中的这些雕塑是中国雕塑工厂提供给客户的草图模型，这些雕塑往往会被放置在城市的中心广场。这些雕塑草图的作者是匿名的，我认为它们是某种现代主义的或未来主义的风格的山寨品。他们往往将一些未来主义的元素重新组合，或者根据客户喜好添加或者夸大某些特征。这种山寨的逻辑在中国大量的城市建筑中也可以看到。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把山寨当作中国的一种特有的解构模式。

由于这些建筑都带有玻璃幕墙或者是被反光材料所包裹，所以建筑本身有点像是一个镜子，记录了周围的光线和空气，我根据这些信息来反向来制作背景的颜色。

上面所讲的这些城市我都未曾去过，但是这些建筑对我来说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似乎在北京和上海见过，但是被拆掉了。过去的四十年，在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发展过快，这些建筑的寿命非常短，所以对于过去的回忆只能通过想象来完成，就像这个英语词nostalgia，它来自两个希腊词语，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

本文编辑自崔洁参与的数个展览项目自述，包括2018年深圳OCAT的“富埃特教授的别墅”、2019年上海天线空间的“造一把好椅子”，以及2020年台北双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个星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