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宋笛 杜涛 胡艳明 沈怡然 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云南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进一步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参加会议包括十二省政府负责人,其中十省经济总量居全国前十。
云南座谈会是近两个月时间中,总理的第二次座谈会,4月11日,李克强在江西主持召开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辽宁、浙江、广州、四川多省政府负责人视频发言。
这样密集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不常见,2021年两次相关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在3月和11月。
在江西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中,李克强表示,“既要看到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拥有很强韧性,坚定信心,又要高度警惕国际国内环境一些超预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正视和果断应对新挑战”;在云南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中,李克强表示“部分行业和企业困难加剧,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两次会议中,总理均提及了“紧迫感”一词。
云南座谈会五天后的5月2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措施,采取“一揽子针对性强、有力有效的区间调控举措,稳住经济基本盘”。
上述33条措施,围绕财政、金融、供应链、消费与投资、能源安全、基本民生六个方面展开,多方面措施在即有的政策路径上,进一步提供了增量的政策空间和力度。
“增量”的财政政策:退税、专项债与基建期望
在多位研究者看来,财政政策是目前需要发力的主要政策方向,特别是通过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支撑基建投资增长,以此创造更多的内需动力。
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常会提出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
留抵退税是2022年财政政策减税降费的重头戏。山东大学财政系主任李华对表示,留抵退税政策会通过影响留抵税款的时间分布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实施留抵退税政策,一方面能够实现增值税就增值额课征的本源,推动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现代增值税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承担的这部分税费成本,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促进企业转产转型,有利于企业发展。尤其是经济下行时,具有退还给企业的现实必要性。
在李华看来,此次国常会提出的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作为一项针对性强、纾困直接的高效措施,留抵退税政策对于增加市场投资、提振消费具有直接的资金支持作用,有利于推动经济尽快回归正常轨道。
国常会提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合作业务新增1万亿元以上”。再担保是风险分担机制,1万亿元的业务新增可以为企业带来5万亿元的融资。2022年2月份发布的《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提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全年完成再担保合作业务规模7542亿元,累计再担保合作业务规模达1.46万亿元,服务各类市场主体118万户,合作机构平均担保费率降至0.82%,同比下降0.13个百分点,与商业性担保机构2.5%的担保费率水平相比,全年为融资主体节约担保费超100亿元。
本次国常会围绕专项债、基建等方面也出台了多项措施。
在专项债方面,此次国常会中提出,今年专项债8月底前基本使用到位,支持范围扩大到新型基础设施等。同时还提出要优化审批,新开工一批水利特别是大型引水灌溉、交通、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引导银行提供规模性长期贷款。启动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改造。支持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加大以工代赈力度。
基建是2022年中国经济的重要抓手,一季度基建增速持续扩大,但是1-4月增速又呈现收窄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吴亚平对表示,疫情一定程度影响了基建投资,这种影响不仅在新开工建设方面,也包括在建项目需要的人力物力供应保障。
基建投资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资金和项目,专项债的提前发放预计将会对二季度的基建投资带来积极作用。
中财-中证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表示,专项债8月份用完,尽可能形成实物工作量,可以拉动2022年的基建和经济增长。在温来成看来,如果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也有可能加大政策力度,比如经过人大批准,增发部分的地方债券或者国债,也有可能提前下达2023年的专项债额度,但是,以往提前下达都是集中在年末。
在吴亚平看来,资金是目前基建投资增长的一个影响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制约。新项目开工是一个系统工程,除资金外,需要土地、规划、环保和节能等各类资源要素配置“齐步走”,这些资源要素配置还涉及很多部门的审批手续。希望各地区各部门能够加强信息公建共享,建立协调协同机制,让资源要素配置跟着项目“齐步走”。
吴亚平认为,从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看,我国仍处于基建投资高强度时期,不过目前好收益项目比较少,总体对于政府投资和融资的依赖性更高了,因此,有必要创新市场导向的投融资模式,包括综合开发投资模式、PPP模式和公募REITs等。
金融政策:货运车贷解困、普惠工具扩容
根据新华社消息,李克强在云南曲靖农产品商贸城考察,与货运司机交流时,得知他们购车时向汽车生产集团的财务公司贷了款,现在收入减少,还贷压力大。总理表示,“司机们靠一辆车撑起了自家生计,也丰富了千家万户餐桌。要引导国有车企发挥作用,银企联动,帮扶司机缓解还贷困难”。
此次的一揽子措施中即有回应。金融政策层面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货车车贷、暂时遇困个人房贷消费贷,支持银行年内延期还本付息;汽车央企发放的900亿元商用货车贷款,要银企联动延期半年还本付息。
疫情下,以物流等为代表的行业受到明显的影响。4月,金融监管部门曾发布支持货运物流保通保畅的相关举措。此次国常会,提出对“汽车央企发放的900亿元商用货车贷款,要银企联动延期半年还本付息”,范围更加“精准”。汽车央企主要包括一汽解放、东风汽车以及长安汽车。汽车央企发放的900亿元商用货车贷款,或主要涉及上述汽车央企的财务公司或汽车金融公司。
“货运物流行业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之一,本次会议提出优化复工达产政策,保障货运畅通,有助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确保经济平稳顺畅运行,有助于提振企业恢复生产信心,加快企业复工达产进度。”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对表示。
除此之外,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也落在了金融方面。国常会提出,将今年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额度和支持比例增加一倍等措施。
在国常会后,金融监管部门密集召开会议部署落实。5月23日央行召开全系统货币信贷形势分析会;央行、银保监会召开主要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会。
对于国常会提到的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项工具刚刚在年初经历了转换:今年1月1日起,央行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并提出从2022年起到2023年6月底,央行按照地方法人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的1%提供资金,按季操作,鼓励持续增加普惠小微贷款。
周茂华表示,工具扩容主要是为应对复杂经济环境,国内出台增量支持政策,加大小微企业等领域支持力度,保市场主体、稳就业,加快推动内需复苏。
除了部署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外,5月5日召开的国常会还对大型银行普惠贷款增量明确了要求,提出“今年国有大型银行新增普惠小微贷款1.6万亿元,引导银行主动加强服务”。
中金公司研究团队指出,国常会提出“今年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额度和支持比例增加一倍”。虽然这个口径还并未明确,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央行之前公布的一些措施进行估算,目前普惠小微再贷款支持工具的额度已公布的有4000亿元,再增加一倍就是再增加4000亿元,相当于再增加1.3%的基础货币投放。
从数据来看,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加大。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3.54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总额20.5万亿元,同比增速21.64%,较各项贷款增速高10.6个百分点。
对于支持银行对于部分贷款延期还本付息,5月23日,央行、银保监会召开主要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会上也提到,“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贷款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等实施延期还本付息。”
受疫情影响,居民的购房和消费需求低迷,4月的居民住房按揭贷款年内第二次出现负增,个人住房贷和消费贷分别减少605亿元和1044亿元。近期,监管部门已通过降低按揭贷款利率下限、下调5年期以上LPR等方式刺激需求。
“在金融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已经做得比较到位,目前市场流动性很平稳。关键在于信用端,由于疫情没法扩张,等疫情逐步可控之后,金融政策的效果就会逐步体现出来。”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对记者表示。
杨畅建议,应对稳就业给予更高权重。他认为,从稳就业的角度来观察,增量政策或许需要聚焦三大类行业,第一类是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代表的行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第二类是以批发零售、租赁商务等为代表的行业,既容纳大量就业,也受到疫情一定的冲击;第三类是以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科技勘查、文体娱乐等受疫情冲击最直接的行业,挤出就业的可能性相对更大。
产业“稳定”:供应链、航空、能源
在33条措施中,多条围绕产业稳定、产业纾困和安全展开。
国常会提出,要“优化复工达产政策,完善对‘白名单’企业服务。保障货运通畅,取消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通行限制,一律取消不合理限高等规定和收费。客货运司机等在异地核酸检测,同等享受免费政策。”
随着保物流的推进,货运指数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相较仍未恢复至去年同期,G7货运数据显示上周(5/16-5/22)全国公路货运流量指数99.9,环比上涨1.9% 增幅收窄,较去年同期下跌17.8%;全国主要公共物流园区吞吐量指数环比上涨2.6%,同比下跌25.3%。
针对目前正面临多方压力的航空行业,国常会出台了多项扶持措施,包括增加1500亿元民航应急贷款,支持航空业发行2000亿元债券。有序增加国内国际客运航班,制定便利外企人员往来措施。
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津认为,此次的补贴政策是“雪中送炭”,对国内航空业作用主要有四个:第一、保障基本航空供给,满足非疫情地区旅客基本出行需求和部分货运需求,特别在物流运价高企当下,增加客运航班可以直接提升腹仓运力,平抑货运价格。第二、保障航班运行安全,安全是航空业的底线,需要基本的成本投入。第三、保障旅客享受基本服务的水准,这里的服务不仅是空中服务,而且包括地面服务,不仅有传统迎送服务,而且包括防止疫情的服务。四、保障产业链生存,通过航班运行不仅扶持航司、机场、空管、地面服务、OTA、机务维修等环节,而且扶持出差旅游、外贸物流、航油等环节的企业。
增加1500亿元应急贷款和2000亿元债券,这个额度能够发挥输血和造血作用。以2019年为例,全行业运营收入大约为1.1万亿,此次应急贷款和债券总额大约占运营收入的1/3,可以为行业在一段时间内发挥输血作用。而增加国内国际客运航班、制定便利外企人员往来措施等可以为行业发挥造血作用。两个作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扶持行业发展。
此外,李晓津建议政策力度可以更大一些,毕竟民航业的运行对国民经济整体影响较大。在国家层面,民航业对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业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大面积停飞客运航班不仅影响客运,而且影响货运、物流及其他相关产业,后果非常严重。
根据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测算,2019年中国民航直接创造产业增加值在全国GDP中占比超过1%,间接影响的产业增加值(保守估计)占比超过5%。民航业影响的产业不仅有旅游、物流、外贸等,而且有房地产、金融、商务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在李晓津看来,我国现有城市约663个(不含港澳台),其中拥有机场的城市208个,占30%,2021年这些城市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比例超过70%,人均GDP大约是其他没有机场城市的平均水平的2.2倍。因此,随着国家防疫工作逐步见到实效,更需要民航发挥对国民经济相关行业的支撑作用,赋能国民经济加快发展,将疫情造成的损失尽快夺回来,为实现2022年度5.5%左右的增长目标做出民航贡献。
“总结来说本次政策是比较现实的政策。另外建议,民航局、航司、地方政府等及时观察市场变化,当发生某些意想不到情况时对政策进行微调,增加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使国家给予行业的好政策发挥更好效果。”李晓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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