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笛/文 接连披露的经济、金融数据呈现了4月中国经济面临的全面压力：在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消费、社融信贷等多项数据上，出现了增幅收窄、由增转降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5月16日新闻发布会中表述，数据的下降“是由于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变化，都是阶段性和外在的”。

疫情对经济确实会带来诸多冲击：比如疫情以及防控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供应链，从而对企业生产带来冲击；疫情出现的城市，人、物的流动减缓，线下消费会受到直接的影响；疫情会影响工地开工率，从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进度。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影响是短期的，在疫情结束后可能会自然恢复，但是，也有一些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比如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的预期会转弱。

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混沌体，我们不能“机械”地假设疫情结束后，工厂会自然地复工，倒闭的餐饮店会自然地被新的市场主体取代，人们会自然地重新进入商场填补此前的消费空缺。

这很容易理解。比如你想开家火锅店，但看到一些城市偶发疫情中餐饮行业的艰难处境，你可能就决定缓一缓；你想买辆汽车，但失业的风险比平时高了，你可能就劝劝自己，还是先买辆电动车。

当成千上万的经济决策主体都抱有这种想法时，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就不仅仅是“阶段性和外在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在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提到了武汉疫情的影响。盛松成表示当年武汉疫情发生时，人们普遍认为是短期的，很快会过去，但现在随着疫情持续，不少市场主体面临深层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而下降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往往是很难弥补的。

预期一旦形成，再扭转需要的成本只会更高。时间不等人，政策应该尽早、尽快、尽兴，扭转预期、激活市场，切莫让“外部的、阶段性”的影响变成中国经济“内生的、长期的”困扰。

从2021年下半年，我们能陆续看到财政、货币、产业各项政策的释出。在财政上，实行了大规模的留抵退税，1-4月留抵退税总额8000亿，同时提前下达新增专项债券限额，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为基建发力提供保障；在货币政策上，下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和“房贷降息”；在产业政策上，对于服务业、工业出台了纾困及平稳运行的各项配套政策，调整了部分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

这些政策对于市场主体无疑是有积极效应的，但从政策释出节奏和力度看，仍有空间。

上述多项政策从去年下半年起陆续释出，从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上，更倾向于一种“回应性”政策，即回应经济出现的各项变化，在“靠前发力”的总体政策方向上，还可以走得更快。

在力度上，政策普遍符合或者弱于市场的预期，而要达到扭转市场预期的效果，往往需要超出市场预期的政策。

尽管中美利差、地方债务等问题对更宽松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宽松政策可能永远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窗口期”，只能平衡收益和成本。目前亚洲地区的通胀已有隐隐抬头的趋势，中国CPI尽管保持了稳定，但下半年乃至2023年无疑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可能是一个宝贵的“窗口期”。

要用好这个窗口期，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都要加大力度，货币政策的总量依然很重要，但也需要更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需求的问题。对于一些收缩性政策要更加谨慎，对于既有的收缩性政策调整力度可以更大。

有关部门也可以尝试推出一些更具创造性的政策工具，上海或许可以成为这些政策的“试验田”。

5月17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丹表示，目前，全上海16个区都已实现社会面清零。

尽管从社会面清零到完全恢复常态还有一段距离，但可以说从5月17日这天开始，上海的经济恢复情况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上海怎么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哪些指标恢复得慢？遇到哪些问题？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基本盘受到影响的真正态势。

上海的恢复周期可以成为各项扶持政策的“试验田”，比如多位经济学家争论的是否该给居民端进行直接补贴？该补贴采用消费券还是现金？这些事情在数学模型中讨论可能辩不清楚，完全可以在上海进行不同程度的尝试。

改革政策也是如此。在一线大城市，户籍、统一市场、“放管服”、财税等方面都还有可以改、应该改的空间。上海是否可以借助此次疫情的恢复期，大胆推动一些改革政策，进一步激发城市的活力和潜力，为其他一、二线城市打好样本？

基于这些现实情况，政策不妨更激进一些，更大胆一些，要让市场主体感受到的不仅是“不冷”，而是“有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