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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作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写小说的，虽然作家也写诗歌写散文写评论，但看起来，作家协会更多像小说家协会，除写小说之外都疑似边缘。写作的行当中有句行话，叫“用作品说话”，这话有两层意思：一、作品是主业是正业；二、作家抛开作品鼓捣正业以外的都是不务正业。毕飞宇是小说作家，写红的小说不少，但让他近年来大红不是小说，而是一本叫《小说课》的讲座集，主要收集的是毕飞宇在各大学讲授小说的课堂笔记。作为正式出版物，他的讲稿不是提纲挈领，而是像录音速记，口语化又极富现场感。

评论家评论小说、语文老师讲解小说都是主流，怪的是写小说的出来拆解小说，这就是别开生面了。虽然其他圈子里有，比如聂卫平挂牌讲解实时围棋，但至少在作家圈子里，还没这么干的。需要提到的是，很多作家进大学开课或者说各大学聘请作家当教授开一时之风，复旦、南大、北师大等聘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等做教授，这是“全民阅读”中的一件事，毕竟读小说相对于读散文、诗歌、评论的，在人头上站压倒性优势。

作家教授中有些人也出版了自己的课程书，典型的像王安忆，但这还脱不掉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方才说的课时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予了格式。”一个“规范格式”就把小说的命革掉了。有规范即无小说，因为创作本身就是打破规范。王安忆的课是这类作家教授的主流代表，毕飞宇的课则是用作家之眼看穿作家。

一

如果没有毕飞宇，小说就不可说。不但如此，所有的故事都不可说。

这是因为一来小说本身就是故事，已经是就是大说特说了，你再来横插一嘴，太饶舌。二来是即便是短篇小说，也有几千字，人家听你说小说起码得看过小说才行。没看过你跟他说小说，差了一口气，那就口口接不上；三来小说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各行各业无所不包，是一个全才的东西。全才的东西只有全才方能说的明白。说上个三言两语，扔进去水波不兴，本身就化成了小说的一部分。说的不对的，小说拿来放光彩，说得对的，小说听了更肚儿圆——主要是犯不上，除非讲座或讲课。说起来，拿小说当话题的，历史上真不多。因为没有大才不敢说——不说还能装个高人，一说就露怯。

从前把小说当法螺至今还能吹响的，一是金圣叹为坐纛的李贽、叶昼系，二是新中国伤痕文学之来以后的王蒙系。

金圣叹在点评界是不世出的高手，他能在秀才贡生的层面上做到“老妪能解”，关键的，他能从小说中总结出笔法来，笔法这东西，写作和阅读都用得着，像鲁迅说的汗没有阶级性，谁都出汗，所以认同范围从封建社会直达社会主义社会。比如我们现在写作中的伏笔，明线暗线，就出自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比如现在修辞中的衬托，就是出自金圣叹说的“背面铺粉法”。

王蒙系的点评以王为代表，都是所谓的“创作谈”，对象是内行的作家群体，相当于冯骥才的那本《文学自由谈》，词句策略是黑话（术语）多、概括多、纵横多的三多大法。所以，单从写作上说，我们所亲近的和遵循的还是金圣叹，王蒙系的就敬而远之，这是看似比较奇怪的地方。

金圣叹比之于王蒙，一是评论者也是创作者，那么，创作者写创作，不是更能贴身贴心？王蒙还是现代人，那现代人认同现代人是不是就一定比认同古人更多一些？这个就不能想象，而要实事求是。金圣叹的白话水平虽然烂，但让人看得懂；王蒙本身是现代人，但都是专业术语；金圣叹评小说开创了短兵相接式：一段就是一段，一句就是一句，按着这句不松手不喘气的说；而王蒙一般不按句子也不按段，甚至连篇目也是隔山打牛，即使说到具体了，也是又加包浆又电镀——本来这句就懵懂，再添一轮新作料让你重新打包理解，就成了鲁迅所谓的“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说我倒越糊涂”了。

看王蒙的评论，除了觉得可高可高了之外，好像什么都得不到；看金圣叹的点评，繁花烂漫朵朵好看，但想找出哪条枝叶对应哪朵花，难；看毕飞宇的小说课，眉有眉的好脚有脚的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用看原作，既是，本身也是一本书——省大事了。

《小说课》

毕飞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二

任何学科都有入门课，也随之派生了诸多的门径之学，比如书法课的大字描红和临帖、中医课的汤头歌、格律诗课的平水韵，这些都是。再小一些，中学的作文课、大学的写作课，常见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名著鉴赏，就是门径之学，可惜的是，这种门径尺寸太小太粗糙，隔靴搔痒性很重。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同时壁垒又是一层纸一捅就破，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这里面就隐含这一个行家专家的概念。会者不难，这个会者就是行家。假如你只看不想写，那怎么蒙都还好，但作文和写作是要写的，这就需要搬山，需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而这个就必须行家来捅。窗户纸行家才一捅就破，山行家才一搬就走，所以，必须是作家本身去解剖作家作品。但可惜，目前为止这么做还做得好的只有一个毕飞宇。所以，《小说课》能做珍藏。

不是谁拿起手术刀都会解剖。毕飞宇是怎么解剖写作的？他不但能说好，还能说哪里好，为什么好，好的标准是什么。不含糊，不躲闪，不似是而非，是直捣黄龙，是十分清晰具体。《小说课》里所有举例子的篇目，都是清一色的短篇小说名篇。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的。鲁迅说解剖自己是最痛苦的，因为这既难下手又不客观。而解剖别人的则基本没什么负担。你看他怎么解剖的。

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促织》，第一段85个字，毕飞宇打了许多点来说。“……一起手就是一个大全景：大明帝国的皇宫：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相对于1700字的小说而言，这个开头太大了，充满了蹈空的危险性。但是，因为下面跟着一句‘岁征民间’，一下子就把小说从天上拽进了人间。”这就是说实际的写作技法：写大了怎么收？蒲松龄只用了4个字。那你就要意识到，在此刻，这4个字的价值被发现的同时顺手就被提炼了，作者和毕飞宇共赢，双方都体现了高超的功力。写出来是功夫，同等重要还有就是一眼就能发现并锁定它，单拿出来让它发光，无所遁形再光辉灿烂。这样的解剖对写作者的参考就不是游移不定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精准聚焦，从而就能定点爆破。

一个老故事说，改革开放之初，国外引进百万元级别设备，使用中出现故障，全拆除检测费用太高，就请来该国工程师，工程师检测完之后用笔在上面化了一道说在这儿拆。故障排除收费一万块。有人看了愤怒说你不就划一道线么，为什么收一万块？工程师答：划一道线值一块钱，知道在哪儿划这道线值九千九百九十九块。这个故事和毕飞宇找出这四个字意思一样，不一样的是，工程师不会教你为什么在哪划线，而毕飞宇教了。这就叫值钱。终其一生你会遇到明白人，或者也知道他是明白人，但他会教你吗，会教到这个份儿上吗？

《促织》只有1700个字，按现在的标准，属于微型小说，只是8条微博的体量。毕飞宇却说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用了《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的题目来形容。在毕飞宇的眼里“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吏’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我愿意发誓，我这样说是冷静而克制的。”在课堂上说“我愿意发誓”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具体而微地想象一下课堂氛围和效果，推想下他这把手术刀的亮度。

小说接下来，有一个情节是一群人向一个“驼背巫”求签问卜。《促织》用了14个字“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各各竦立以听。”对这几个字，毕飞宇是怎么解剖的？容僭越下，我们痛快地引用下大段原话：

“蒲松龄所用的方法是白描，‘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唇：严格地说，上嘴唇；吻：严格地说，下嘴唇；翕辟：一张一合的样子。很神，既神秘，又神奇，也许还神圣。驼背巫是不可能说话的，即使说了，你也不可能听得懂，——否则他或者她就不是驼背巫。一个作家去交代驼背巫说了什么是无趣的、无理的，属于自作聪明，很愚蠢；最好的办法是交代他或者她的动态：上嘴唇和下嘴唇一张一合。这一张一合有内容吗？没有，所以，读者 ‘不知何词’。这不够，远远不够。它不只是神，还有威慑力，下面的这一句话尤为关键，‘各各悚立以听’——所有的人都惊悚地站在那里听。这是一个静谧的大场景，安静极了，仅有的小动作是‘唇吻翕辟’，还是无声的。‘各各悚立以听’是‘唇吻翕辟’的放大。如果这一段描写到了‘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就终止，可不可以？可以。可我会说，小说没有写透，没有写干净，相反，到了“各各悚立以听”，这就透彻了，干净了。”

说到这份上，哪位还能更入肉附骨些？更通透些？更周延遍历些？或者再加减几个字？谁见过哪个作家这么解剖一部作品的？

三

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创作”的“创”都是开创，开创就是从来没人写过，至少没人那么写过：技巧、角度和表现等。耳朵听出茧子来的话叫老生常谈，听了不会惊，闻所未闻的说出来才让人惊。创作就是说出闻所未闻的，一旦说出来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滚滚春雷不会惊，但霹雳一声就会。就创作态度而言，如果“语不惊人”怎么办？杜甫的答案就是“死不休”，死磕，磕到语惊人为止。所以说到底，杜甫这句说的是正确的创作态度。

作品本身当然是创作，那么反过来，对作品的分析研判和解剖算不算创作，当然！它本身就是独立于解剖作品之外单独的作品。前面说了，读小说的解读，无需看过小说。正如毕飞宇在解剖《促织》中说，“读者不是万能的，他也有知识上的死角，可是，无论我们这些无知的读者有没有见过真正的促织，蒲松龄的交代也足以迷人了：是巨身，是修尾，脖子是青色的，翅膀是金色的。在这里，有没有促织的知识一点都不重要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足以启动我们的想象。”《小说课》的独立价值正在于，我们可以不必看小说就能体会到小说高明之处，并且有了把这些高明之处用到自己写小说中去的可能，这是多美妙的事情。

小说的属性决定了它是包罗万象的。从事理上看，解剖小说就也必须有同等或相应的包罗万象，否则不足以涵盖，即所谓的兼容。在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时候，毕飞宇发现了一块大石头，“入得庙门，（林冲）再把门掩上，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就是这块石头，毕飞宇不落痕迹地引入了哲学解释。

他说林冲的噩运之所以是社会性的，就在于他的落草之路上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这就出现了问题，试问那场大风雪难道也是必然的吗？是的。这必然就费解了，费解了就是问题出现了。毕飞宇说，这风雪都不是偶然的，它注定是必然的。东京来的两个“尴尬人”就是要把林冲逼到绝路上。他们的计划是把林冲的工作调到草料场，随后再一把大火把草料场烧了，给林冲系一个死扣。那这中间就有个问题，大军草料场面积广大，冬天如果没有风，火势不够，就有各种努力可控，如果火被控制，林冲就没有必死之罪，所以必然要有风，还得是大风或者暴风；而风这东西不是谁家的，说刮就刮，所以就必须得等。这样，谁还能说这场风是偶然的？偶然等来的不仅是大风，还是暴风雪。这里头的逻辑关系：林冲杀人——为什么杀人？林冲知道了真相，暴怒——为什么暴怒？陆虞候、富安肆无忌惮地实话实说——为什么实话实说？陆虞候、富安没能与林冲见面——为什么不能见面？门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门后有块大石头——为什么需要大石头？风太大。所以小说中用了一个“靠”， 石头大，但林冲力气也大，不用思索就把那块大石头搬过来了，靠在了门后。

“这一靠，小说精彩了，一块大石头突然将小说引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