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春萍 / 文

我是不怎么看电视剧的，更不可能去追剧，也不明白追剧的人怎么会把大好时光，浪费在虚假到有悖常理的电视剧中。一天，在央视工作的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人世间》电视剧说很不错，我从第一集一下子追到二十四集，然后跟着播放节奏，每天两集直到看完。那熟悉的岁月，似曾相识的场景，经历过的苦难，都让人深陷其中而回味，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剧中，冯化成为周蓉不能在父母跟前尽孝讲了尽孝分两种：“养口体和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

当时听的我砰然心动，从周秉昆的身上看到了我亲弟弟国柱的影子。我们家兄妹三人又和周家三兄妹有些重叠，那感人深处是生活的真实。远在广州的哥嫂也觉得这部电视剧多少有点儿我们家的影子，尤其是剧中的周秉昆和他媳妇郑娟对父母、对哥哥姐姐、对发小儿朋友、对侄男外女都映照着我的弟弟国柱，弟媳铁梅。

我弟弟有一个是精神病医学博士的哥哥，一个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的姐姐，而他就是那个管爸管妈顾全家的老儿子，他从未离开过家离开父母，母亲卧病在床的最后几年也是他的媳妇铁梅伺候的，他的发小比周秉昆的多……

国柱弟是1961年出生的，正赶上困难时期，上有六岁的哥哥四岁的姐姐。总喊吃不饱的哥哥在弟弟出生不久就送到了老家爷爷奶奶身边，等哥哥三年级从老家乡下转回张家口市读书时，我和国柱弟对他都很生疏，哥哥也整天不着家游离在同学中找各种书看，哥哥对这个家里的每个人也是生疏的。

国柱弟从小长的好看又听话，不像哥哥和我那么拗，勤快爱干活儿。

我的父亲是一个十六岁就参加革命的干部，也是历次运动都挨整的运动员，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

母亲是一个认命的传统型家庭妇女，遵从三从四德，上要侍俸奶奶婆（在老家从十七岁到三十二岁伺候，后来是每月寄钱）；中要伺候多病多难的丈夫，基本上是给父亲单做饭；下要养育三个孩子。孩子小家里所有活儿都是母亲干：挑水买煤做饭和煤坯搬家拉车彻炉子搭锅灶……

父亲除了早出晚归负责近五千人企业的财务工作挣钱养家什么也不干什么也干不了。

从文革开始父亲就挨整挨斗，本来就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因此卧病在家和住医院就成了生活常态。

国柱弟从十岁就开始，在附属医院给父亲夜间陪床，他给父亲接尿或父亲扶着他去楼道里的厕所。家远无人会骑自行车他还给父亲定饭洗饭盒……天亮母亲赶来他去上学。大他六岁的哥哥母亲不大放心，母亲的心里只有小儿子国柱靠的住。

我们兄妹三人学习成绩都好，国柱属于听老师话当班长成绩好的好学生，课外时间就是和小伙伴同学玩帮母亲干活儿。我和哥哥是除了学习成绩好还爱到处找闲书看、有书看可以不吃饭的学生，特别是哥哥更是难着家的在外找书游荡。

1974年哥哥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去了苦寒的坝上，十三岁刚上初中的国柱就开始承担起了挑水、买煤、拉黄土和脱煤坯的所有体力活儿。疯狂革命了几年的老百姓，到头来还得过捉襟见肘的穷日子，孩子们长大了房子拥挤的只能在以前是鸡窝的地方盖起了小房，从院门口往里一家家都在搭棚盖房。

国柱弟也琢磨家里添置东西，父亲在修理厂劳动改造，让木工师傳下了椅子腿大样，国柱找邻居老木工范大爷借了工具开始做椅子。这一发不可止，他在课余时间，用不多的几件工具做了两把椅子、两个单人沙发、一个小茶几，后来又用耐火面做了酒柜，无师自通的国柱弄不清楚的就去问范大爷，连多年的老木匠范师傅都对没学过木工的一个初中生做的家具赞叹不已。

家里的烟筒用了多年锈出了小孔，冬天一倒风从烟筒小孔中漏烟，母亲把离炉子远的烟筒小孔用报纸糊上凑合着用，烟筒紧缺又要票还贵，对于父亲工资降了三级的穷家能省则省。国柱让同学的父亲帮忙买了两张白铁皮，自己做板金工打出了几节烟筒，他是一个心灵手巧又实干的孩子，十四、五岁的他开始顶起了门户，当然了还是个学习成绩不错、人缘极好的中学生。

1977年刚从坝上抽调到钢管厂的轧钢工哥哥考上了医学院；1978年已经是水电建筑安装公司电焊徒工的我也考上了师专，刚能挣点钱养活自己的我们，兄妹更加大了这个穷家的压力。

那时父亲沒平反，母亲在街道干点苦活儿，国柱弟在上高中。考上大学的孩子并没有给这个穷家多少欣喜，好在当时不用交学费。

家里太窄小了，一间半房子加起来不足十五平米。院子前面是玉皇阁，基座四周的石条，被院子里儿子多已长大的人家撬起弄到自家门口做了小房的地基。已经是高中生的国柱在同学和院子邻居帮助下也弄了够围一圈的石条，他要把半间外屋前的一块空地，借西面邻家山墙接出一间有南窗、东门的房子。准备门窗砖瓦泥灰椽檩，还找了两个瓦工。

记得那天下着小雨，瓦工垒墙安好门窗吃饭喝酒走后，国柱弟扒倒了石条地基上刚垒的墙，他认为墙砖不齐活儿干的不好，他让放假在家的哥哥当小工，他的发小同学帮忙，他自己重新垒墙安窗装门上椽檩上瓦，接出了一间象模象样的房子，那时他更像是这个家的长子。

1979年国柱弟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在等待高考成绩时他去火车站铲了半个月煤，每天黑头土脸，到高考成绩出来时他挣了七十多元钱。七十年代的七十多元钱可是个大数目，对我们这个穷家太及时了。他的高考成绩低于他平时的成绩，离高考录取线仅差一分，同学们都感到遗憾，认为再补习一年考个象样的大学不成问题。铲煤挣的七十多元钱让他觉得挣钱对这个家最重要，父母对他依赖惯了，也就默许了这个老儿子的选择。后来他当临时工，食堂做过饭，当过修理工，最后成为一名大货车司机。

父亲平反后搬到了单位分的楼房，我和哥哥也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们一家才过上了像人一样的生活。哥哥和我结婚请客都是弟弟和他的同学张罗操持的，我的女儿在姥姥家长大，国柱弟开着货车远离了上大学的道路。

1986年哥哥考上湘雅医学院的研究生，嫂子带着三岁的侄儿离市区二十多公里的医院生活工作。国柱弟开车路过就会绕到兄嫂家，带一点路上的特产看望嫂子侄儿，问候照顾侄儿的亲家，哪怕是几斤杏或几尾鱼，或是车上的煤底子扫下留着烧吹风灶，不太会说话的他就是这样。

1987年7月父亲死于脑血栓，母亲从此就和弟弟一起生活二十多年。

母亲老了，身体越来越差。骨质增生让七十多岁的她上下楼越来越困难。弟妹铁梅也早早下岗了，国柱弟开始跑客运往返于津张。母亲是比较传统的老式女人，难免有些挑剔。弟妹铁梅是一个朴实勤快的媳妇，话少手勤，受了委屈自己悄悄流泪，与婆婆住一起从未红过脸。弟弟有时会背母亲下楼让开出租的同学拉着母亲在市内转，上半山腰，他和铁梅扶母亲站在山上看她以前走过的地方，年迈的母亲总是乐呵呵地说我的国柱。我住医院做手术丈夫女儿都回不来，铁梅白天给母亲和上高中的儿子做饭，给我往医院送饭，夜里还要给我陪床，她从不多说就那么自然地去做。

母亲最后的两年肾衰竭严重，透析也折腾不起。在广州医学博士的哥哥听了医生的建议，每天用中药给母亲灌肠。铁梅每隔一天就要煎一次药灌两天，她给婆婆灌肠坚持了两年多，我曾灌过一次，把汤药洒在了床上，铁梅笑着说姐我来，利落的操作起来。母亲最后一次住医院，住院医生是哥哥的学生，惊异于母亲肾衰竭能坚持这么久，都是灌肠的效果，铁梅就是我们家的郑娟。

国柱的发小同学从未走散，我知道的就有二十多人，有男生有女生，有厅局级官员有企业老总，有个体老板有大学教授，每年的大年初三都要聚会；大年三十晚上我和先生还会在弟弟家过，房子换了老物件还在，还有父母留下的念想。那晚我开车不喝酒，在年夜里我的车副驾驶上是先生，后排坐着弟弟，路上再接上两个他的发小，我要把他们三人送到从北京回来的小五家，小五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正等着这几个“儿子”去喝酒吃年夜饭呢！

前些年的三十夜晚，国柱会开上公交公司接司机上下班的车，他的发小同学把自己的好车停在家里都坐在国柱开的车奔向市区南边郊外，路上唱着曾经一起唱过的歌，在郊外放花放炮，在欢笑中回忆着曾经。

现在国柱和他的同学发小已经过了花甲之年，退休后的他们在郊区租了一个院三间房两亩地，屋里贴着一个有故事的名字：农业社小院。院里种蔬菜养鸡养兔，更多的是有属于他们的温暖。

国柱弟和我说今年大年初三中午他们二十多个同学在小院吃莜面，有凉菜热汤，有搓窝搓鱼儿，热闹到不够吃。

我曾打电话给国柱说你就是我们家的周秉昆，电话中憨憨的他说，我得到了多少回报，我的哥哥姐姐比他的强多了！

你说，国柱是不是我们家的“周秉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