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万敏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线上召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讲席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论坛上发言表示，现在进入（疫情）第三个年头，我们还是应该采取一些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

黄益平表示，“经济形势到了应该采取不计一切代价政策的时候”，最初是欧洲央行行长在欧债危机的时候提出来，当经济面临较大危机的时候应采取能采取的措施来稳经济、金融。尤其是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平常大家比较关注的因素，包括杠杆率的问题、结构的问题或者是效率的问题可能会变成第二位的考虑，应该把经济或金融稳下来作为第一考量。

据他观察，我们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一次今年4月份的经济数据非常不好，可能要采取比较大力度的措施。但在每一次主要需要应对的问题不太一样，这也意味着政策措施需要有一些变化。

黄益平指出，目前客观的问题是很多企业和家庭在抗疫第三个年头时流动性变成了非常大的问题，如果流动性断裂，即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生存也会有困难。所以维持现在的抗疫政策，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措施支持企业、支持老百姓的生活。只有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定经济的措施，重点保障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

对于货币政策的讨论，黄益平表示，经济困难比较大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风险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第二是俄乌冲突，第三是美联储加息，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给经济带来了一些困难。

央行过去一直说要执行“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但是黄益平认为“以我为主”可能需要一些前提条件。黄益平说，在一些经济比较成熟、金融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采取相对比较自主的货币政策可能问题不太大，可以接受资本的进出、汇率波动等等。在经济、金融基本面比较弱的国家，有的时候很难承受比较大的资本流进流出、政策较大的调整。货币政策“三元悖论”，是汇率的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间只能选择两个。后来经济学家Hélène Rey的研究认为是二元悖论，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只能选一个。

黄益平建议，不论是哪一种理论，今天如果还想采取力度比较大“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可能需要考虑在跨境资本流动上做一些文章，这样才可能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拓展空间、增加更大的自由度。

关于货币政策应该怎么做，黄益平认为，现在货币政策可能还是要把主要精力集中放在宏观总量的变量上，结构型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推广来做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当前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讨论比较多，黄益平对此有一点担忧，“如果我们过多关注结构性的规则，但实际上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总体来说还是以总量为主。”

他举例称，央行增加流动性让中小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的贷款在2020年、2021年都有很大的增长。但根据其研究和观察，中小企业贷款增长最重要促成因素有两个：一是直接的监管要求，二是近年来在风控方面的创新，包括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新型数字金融机构的创新。“原来不知道怎么做风控、做不好，现在有能力改善，所以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数量、规模提高，如果指望把钱放给中小企银行帮更多中小企业贷款，观察结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道理很简单，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没有给中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做有效风控的手段，所以实际上看到的是给了金融机构流动性之后，银行反而更多愿意给擅长做、能做的企业贷款，而这些企业反而是规模比较大的。对这一些措施，我们应该仔细评估再考虑推出新的政策。尤其像增加流动性的政策，银行本身来决定把钱投到什么地方，此时要考虑银行有没有能力做是很重要的条件。”黄益平说。

对于所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更直接的看法，黄益平认为，央行直接给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让他们推动指定领域的活动，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跟原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出现一些模糊？尤其是货币政策越来越多的结构化跟政府过去传统的资金配置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黄益平说，是不是应该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作用于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尤其是更多的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另外即便要采取比较大力度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更多关注总量层面、宏观层面的效应，而对于一些结构性的措施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