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近日，中科润达等若干核酸检测企业被曝检测结果报告“假阳性”。上海市黄浦区多个街道居民反映，他们核酸检测检出阳性，但多次抗原自测均为阴性，在复核结果出示前，已被集中转运至仅接待阳性病例的方舱医院，且次日复核结果显示为阴性。北京、上海等地卫健委均表示，将对相关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调查，对相关违法违规问题，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

在中国，核酸检测仍然是目前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的“金标准”。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中国多地对中高风险区域乃至整座城市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更是要求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可达的核酸“采样圈”，核酸检测的地位被抬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随着各地对核酸检测网点便捷性、产能供给弹性提出更高要求，更多第三方检测机构可以在居民区、交通设施周边灵活布点，在全国调度核酸检测人员，并拥有一大批具备P2等级实验室资质。这都意味着商机。2022年，迪安诊断、金域医学等核酸检测龙头企业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服务占营业收入比重高达五成左右，部分企业的利润增速仍然超过一倍。

面对传播力更惊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一些地方的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24小时内完成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将交付效率拉高到“魔鬼级”，倒逼核酸检测企业分秒必争地扩张产能、组织采样、运输样本、设备检测、出示结果，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时限完成检测任务的企业则遭到政府通报甚至处罚。4月23日，合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和合医学、诺为尔医学等两家实验室在蜀山区区域核酸检测中，超能力承揽检测业务、严重超过承诺时间出具检测报告，影响合肥市对疫情形势及时研判。

在高涨的需求和时效的压力之下，核酸检测结果不准确的现象时有发生。两年多以来，北京、河北、河南等地都通报过第三方检测机构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案件，多为伪造检测结果。笔者认为，核酸检测假阳性的因素相当复杂：一方面是检测技术局限性，业内公认的假阳性率在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另一方面是个别企业主观恶意，以额外的阳性病例驱动更多的复核检测量、全员检测量，并获得超额利润。

为解决“管测不管准”问题，笔者建议如下：

一是强化核酸检测公司资质管理。有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面向全社会发展采样点的代理商，向其输出标准化硬件能力，但对服务人员等软件疏于管控；有的上游耗材、设备企业受国家带量集采影响利润稀薄，打起下游独立检测实验室的主意，一些新成立不到半年的核酸检测企业便在上海等地大规模提供服务。核酸检测正成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应当破除过度逐利的动力机制，建议各地叫停创收驱动的城市代理商模式，并在地方政府采购项目的竞标规则中设置成立年限、规模优势、历史绩效等门槛，遏制“皮包公司”中标。

二是从管价格转向管服务。当前，各地医保局将核酸检测服务收费从三位数压缩至“多人混管”模式下的个位数（广东定价为3.2元/人份），但保本微利的成本定价法对明星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不太适用，后者还可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拉高一二级市场的估值/市值，继续获得更高商业回报。因此，地方政府要理性看待成本价格政策的局限性，从绩效产出政策更好发力。

比如，加快建设用于远程监管的区域级核酸检测监管平台，并培训市场监管执法队伍具备核酸检测服务现场监管能力；在地方政府放宽“仅限医护人员”资质后，要强化对市场化检测员的招募、培训、管理、退出等一条龙管理；各地卫健委要联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采而不检”“样本掉包”等严重违法行为，决不能让企业的欺诈行为误导高层防疫决策、浪费公共财政资金。

三是调整配套政策确保“又好又快”。在抗疫“持久战”“极限战”高压之下，一些地方的运动式防疫导致执法标准扭曲、基层人员疲惫，对核酸检测阳性结果的个体，或者直接取消二次把关的复核环节，或者在复核结果出具前就按阳性病例予以隔离。为此，要将核酸检测阳性复核、抗原检测交叉比对作为确诊病例的强制标准。同时，教育系统（如中小学和幼儿园）和社会面核酸检测要推进结果互认，避免师生重复开展核酸检测，拉高不必要的需求量，造成核酸检测系统负担。最后，在完成核酸检测后，上海一度出现疾控中心、市民健康码（城市健康云）“一阴一阳”现象，背后可能是CT值的新旧标准认定不一致问题，也可能是检测结果数据传输的不及时问题，挫伤社会公众对合规核酸检测服务的信任度，后续要加以避免。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