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文

2022年3月10日，韩国总统选举最终结果揭晓，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以微弱优势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

尹锡悦作为“政治素人”，初次参加总统选举即获选。而他作为检察官查办李明博、朴槿惠的履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历届韩国总统——有人戏称为“世界最高危职业”，除了现任总统文在寅之外，其余要么流亡，要么入狱，乃至自尽等，下场凄惨，以至于有所谓“青瓦台魔咒”之说。韩国民主制，看起来是乱象丛生。

但是，在很多政治、经济研究者看来，韩国的民主主义制度已经相对巩固，程序性民主制度已建立起来，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是实现“实质性”的民主主义，追求“和谐共生的正义资本主义”。

一

过去六十年来，韩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1948年韩国成立时，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当前的韩国，已经是一个拥有坚实工业基础的全球化经济体，民主化和多元化也在韩国社会扎根。韩国是二战之后将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成功结合的少数国家之一，被称为“经济奇迹”。

韩国学者、曾任韩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财政部长的司空一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经济60年腾飞之路》一书中指出，韩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可以总结为“工业化”和“全球化”。20世纪50年代，工业部门在总增加值中所占份额为17%。80年代，该份额提高到38%。服务业在总增加值中所占份额也从1950年代的41%提高到21世纪初的60%。同一时期农业份额急剧下降，由最初的42%降至3%。韩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大大加快，其对外贸易总额在GDP中的份额由1950年代的10%增长到目前的80%-90%。跨境资本流动在此期间同样增长迅速。这一时期，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1342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9227美元。同时，韩国的政治体制也从威权政体转变为功能完备的民主政体。

但是，积极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金融业欠发达、企业过度依赖债务融资、银行不良贷款增加、财阀垄断经济权力、持续的通胀，以及岌岌可危的民主主义等。1980年代，韩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努力开放市场，重新定位政府在市场中应该扮演的的角色。政府改变政策，从过去重点关注经济增长，转变为强调物价稳定。政府还鼓励发展私营企业，放开市场。同时，在国民健康、福利和教育等方面提高了公共支出。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全部有效实施，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全面放开才得以实现。

司空一指出，韩国经济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发展总体成功的背后也难掩失败之处。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对金融业实施的抑制政策，阻碍了金融产业的发展，使其未能成为具有全面竞争性的服务行业。大型企业集团即所谓“财阀”，在政府的支持下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集权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80年代中叶的劳工运动之前，韩国也一直未能建立起良好的劳资关系。政府还频繁地救助困境中的大公司，强化了所谓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60年代以来的超低利率，政府与企业的风险伙伴关系，促使金融机构向私营企业过度放贷。70-90年代期间，企业负债与净资产比达到300%-400%。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额庞大，金融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愈发脆弱。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遭受了极大打击，最终成为解决韩国经济痼疾的催化剂。诸多财阀破产，公私风险伙伴关系不复存在。政府主导的市场重组提高了银行的财务健康状况。金融业的外部自由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加快了韩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同时，韩国政府加强了审慎监管制度和竞争政策，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制。

进入21世纪，人们开始担忧韩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扩张，低技能劳动者处于劣势，收入分配差距从1990年代开始拉大。制造业与服务业，重化工业与轻工业，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也逐渐拉大，国民获得高质量就业机会变得困难。

二

司空一等人所指出的韩国经济增速放缓、国民收入差距拉大等现象，在有些研究者看来，是进入“成熟阶段”的发达经济体必然会面临的新的经济增长阶段中的新问题。

美国学者巴里·艾肯格林、德怀特·铂金斯、韩国学者申宽浩等人在《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一著中探讨了韩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经验，认为根据韩国经济增长态势、经济结构、创新能力、资本流动、金融体系等方面来判断，韩国经济已经展现出作为一个成熟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完成了从经济增长奇迹到成熟经济体的转变。

该著指出，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最初的农业经济体，在只有有限的工业资本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并保持高度投资率，实现快速增长。但是，建立在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高投资率和快速出口基础上的高速发展时期是有限制的，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农村劳动力会耗尽，国外市场的需求会饱和，简单的投资机会也会耗尽。增长到此时点会减缓，需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韩国的高速增长期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持续了约三十年。

韩国的经验表明，对于阻止这种经济减速的过度努力，或者拒绝接受经济发展模式调整、转换，将产生不利于经济稳定的后果。1990年代，韩国经济露出增长减速的迹象，但经济政策制定者屈服于压力，提出对策阻止经济减速。为此，韩国政府放松了国内银行和大型企业集团（财阀）获得国外廉价资本的管制，鼓励大型企业集团进一步提高投资率，以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全球高科技市场的疲软和亚太地区的市场动荡，破坏了韩国企业集团和银行的财务状况，结果受到了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

该著强调指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要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并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韩国的制造业就业比例已经达到峰值，随着制造业增长减缓，服务业必须调补空白。要想进一步缩小与最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的差距，韩国需要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包括进一步对外资开放服务业并加强创新。这些方面，韩国做得并不够。

同时，作为日渐成熟的经济体，韩国经济增长已经接近世界科技前沿的边界，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中的模仿红利、后发优势、追随战略等边际效应将会减弱乃至消失，而必须进行自主的科技创新、高端生产。韩国部分企业已经成功实现了向高科技生产转型。韩国也正在发展创新文化，专注于高科技领域的小公司有机会得到风险投资，以创造新的技术和产品，并开拓国内外市场。

韩国经济学者李根等人在《经济追赶与技术跨越：韩国的发展路径与宏观经济稳定》一著中，即以“跨越”这一概念为焦点，指出后发展国家不能简单地追随先发国家的道路，而是可以跨越某些发展阶段。

李根等人认为，韩国是儒家思想浓厚、奉行中庸之道的国家，社会精英组成的政府机构能够调动私有资源，激励民众，实施精心设计的产业政策。韩国的经济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致力于企业能力建设，这种能力建设与高等教育机构和私人的研发投入有关。仅靠低工资或单纯的价格竞争，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后发经济体必须在进行“经济追赶”的过程中，实现创新性的技术跨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动力。

李根等人分析了韩国企业三种不同的追赶模式：路径跟随式追赶、阶段跳跃式追赶、路径创造式追赶。韩国企业先采取路径追随式追赶的安全模式，经历了能力建设的过程，然后转向快速的阶段跳跃式或路径创造式追赶。韩国在能力建设尤其是技术能力建设和升级的基础上，通过跨越式发展，成功实现了经济追赶。

三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境下，韩国式的资本主义，究竟会走向何方？现任韩国驻华大使、曾任文在寅总统政策室长的韩国学者张夏成在《韩国式资本主义》一著中，剖析了韩国政治经济现状，提出了极富理想色彩的“和谐共生的正义资本主义”。

张夏成同样指出，今天的“韩国式资本主义”问题重重，不仅如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存在着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日趋加剧等现象，还有许多韩国特色的问题，如市场竞争极不公平、社会财富和经济力量向财阀集中，不仅加剧两极分化，还阻碍了竞争和创新；在劳动力市场上，打零工者和自雇者在就业人口中占比过高，导致就业结构极度不稳定；对社会福利重视不够；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导致政商勾结。所有这些，导致民众对韩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现状极度不满。

韩国式资本主义的出路何在？张夏成认为，既不应该是韩国左派推崇的“应勒紧市场经济的缰绳”，也不是右派鼓吹的“财阀才是韩国经济的出路”，而是应该扎根于“韩国资本主义”的现实，追求“和谐共生的正义资本主义”，建立“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的资本主义”。而关键则在于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实现公平分配及公平竞争的正义社会。

张夏成认为，要建立和谐共生的正义资本主义，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与市场经济有关的领域进行相应的政策设计。比如，重新理顺市场领域与公共部门的界限，明确区分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与性质。具体的政策中，优先考虑的分配政策，以解决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痼疾，构建正义经济的第一步；另外，培育制定竞争政策的公平竞争环境，建立合理的市场结构和秩序。此外，应将包容性市场政策与福利政策、税收政策结合，以实现经济发展和分配的良性循环。

在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方面，应考虑改善财阀结构，缩小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差距，扶持、培育中小企业、创业企业、个体经营者；在劳动结构方面，应着重解决临时性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问题，在搞活劳动市场的同时，确保劳资关系稳定。人口政策方面，应考虑维持长期劳动供给和国内需求的生育政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要考虑企业经营的透明化和责任制，还要与社会总体的反腐败和公平竞争政策结合。金融结构方面，应该使金融业发挥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后盾的作用，同时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社会结构方面，应缩小首都圈和地方发展差异，加强地方自治分权建设，国土资源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与环境政策。

张夏成强调，要实现“和谐共生的正义资本主义”，首先是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减少收入不平等，巩固中产阶级结构。分配政策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企业利润中，须扩大分配给居民家庭收入的份额。第二，缩小工资收入水平差距。第三，强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而财阀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根源上改变所有制结构，建立透明的负责的经营型态。为此，张夏成提出了针对企业的巨额利润留存，可以征收“超额内部留置税”；取消非正式职位，实行保护非全日制劳动者的保护性立法；强化累进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强化集体诉讼制和惩罚性赔偿机制；改革财阀的所有制结构，解决大企业集团循环出资等痼疾，建立透明、公平、可问责的经营型态。

张夏成总结说，实现“和谐共生的正义资本主义”的希望，就在于民主主义。程序民主在韩国已经扎根，现在是实现实质民主的时候。民主主义应该成为带有民众色彩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并对市场竞争和不平等起到调和作用（崔章集语）。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劳动者和资本不断博弈、不断冲突又不断调和的历程。消除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构建美好新社会，是张夏成所谓的“和谐共生的正义资本主义”的义务和责任。韩国国民通过民主化的程序，追求民主主义、公平和效率，确保个人收入，实现正义分配和福利的权利，就是韩国人民追求的民主主义。

尹锡悦下个月即将就任，据说已经对文在寅政府的“贪腐问题”发出了“清算”的威胁。文在寅会不会重蹈“青瓦台魔咒”的覆辙？而张夏成充满理想色彩的“和谐共生的正义资本主义”，究竟有多少政策前景和推进可能？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