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平  / 文

记得那是1981年10月，张家口市委给胡开明、葛启、解峰等人彻底平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张北县城关乡瓦窖湾村，家住这里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热泪盈眶，嘴里不时喃喃自语：是时候了，是该告诉孩子真相的时候了！

我1955年出生在河北省宣化区，1959年随母亲迁到了怀安县田家庄村居住，这个村是姥姥家所在地。

幼时对父亲基本没什么记忆，仅有的一次是父亲带我到张家口一家澡堂子洗澡（长大后根据儿时的记忆前去考证，那个澡堂子是桥西区新华街浴堂，现已拆除），澡堂子有个大的厅堂，厅内设施较简单，有几排高靠背外边包着人造革的长条躺椅，每两个躺椅对放，中间放置一张小茶几，这样就形成一个小隔间。洗完澡的人在躺椅上铺上大浴巾躺卧休息，跑堂的拿来干净毛巾，递给洗完澡的人，还给倒上一杯劣质的茶叶沫水，客人们品着茶水，个别人磕着瓜子，海阔天空地聊着侃着。父亲帮我洗完澡，叫来跑堂的买了些蛋糕，当时是1959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吃糠咽菜，蛋糕那可是奢侈食品。因我是第一次在澡堂子洗澡，年幼好奇，四处乱跑玩耍，不小心将放在桌子上的蛋糕碰落在地上。当时内心非常害怕，认为父亲会狠狠地打我。因自幼调皮，母亲脾气不好，经常被母亲责打。但出乎我的意料，父亲蹲在地下将撒落一地的蛋糕捡起来，把脏了的地方轻轻的剥掉，看着坐在一旁瑟瑟发抖的我，和蔼地安慰，儿子没事，吃吧。这是我对父亲仅有的一点儿记忆，而且记忆特别清晣，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再记得就是1960年春节来临前的一个夜晚，母亲带着我和三岁的妹妹，来到村子北边一个叫窑壕的地方。记得母亲一边点燃印着图案粗糙的纸，一边痛哭，母亲边哭边念叨着我听不清的话，只记着反复哭诉的一句话就是：你好狠心啊，扔下我们孤儿寡母，让我们怎么活呀！那时我和妹妹都还不太懂事，疑惑是父亲死了，但死是什么概念，还不全明白，但是看到母亲伤心欲绝的样子，我和妹妹也跟着放声大哭。时值深夜，万籁俱寂，娘儿仨凄凉的哭声久久回荡在空旷的夜空……

从此，再没见过父亲，父亲离开人间，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懂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是在参加单位举办的运动会，长跑后立即喝冷水，“水炸肺”而死，从此，我剧烈的活动后，概不敢喝冷水。

祸不单行，就在那年夏天，三岁的妹妹患天花病，整日高烧不退，哭泣不止，身边没个亲人，母亲心急如焚。俗话说得病乱投医，母亲找来隔壁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给妹妹打了几个火罐，火罐打完不一会，妹妹撒手人寰。后来母亲每当说起妹妹，都后悔不已，痛哭流涕说不打火罐，妹妹不会死。

半年的时间，母亲相继失去了丈夫和女儿，每天以泪洗面……。

1961年春节过后，母亲改嫁到张北县，继父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人很开明，脾气也好，待我如己生，疼爱有加，我又享受到了父爱。

我家庭出身是贫农，父辈无任何历史问题，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我的出生可以说是又红又专，从读小学到高中，从入团到参加工作都是一帆风顺……

1981年10月的一天，母亲给我单位打了个电话，让我马上回去一趟，听口气很急切。母亲家距县城15华里，我与单位领导请了假，骑自行车没一会就赶了回去。一走进胡同，老远看到母亲站在院门口等着我，平时我也经常回去，但从未见母亲在门口等过，而且今天母亲神色与往日也不一样。

“发生了什么事？”我迫不及待地问母亲。

“儿子，进家，妈慢慢与你说。”

当我在坐下后，母亲神色凝重地说：“孩子，妈有件事瞒了你21年，今天是该告诉你的时候了。你生父不是‘水炸肺’死的，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劳教一年，悲愤交加，得肝炎病，因无钱治疗，最后转为肝腹水而死的。”

听母亲说完，我顿时懵了，半天才回过神问母亲，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真相？为什么？为什么？……母亲顿了顿说，你是右派的孩子，如果告诉你真相，你自小就会背负压力，不利于你健康成长。再说，那时你还小不懂世事，如果你对外说出真相，你还能顺利读书找工作吗？这么多年，你平平安安生活着，妈心里安然。

母亲从小生活在怀安县柴沟堡镇一个富裕的小业主家中，读过书，知书达理，明辨是非，她亲眼目睹当时“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受管制、受批斗。他们的子女受到牵连，入团、入党、参军、考学都受影响，甚至连找对象都很困难。由此，她把我父亲去世的实情深深地埋在心底，自己受着煎熬，也不敢告诉我，也实属无奈，我完全理解母亲的心情。

儿子满月那天，母亲早早从村里来到我家，说要去给父亲平反，那天陪母亲去了爸爸工作的单位，几经辗转查寻，最后在法院找到了我父亲的判决材料，我迫不及待打开父亲沉封已久的档案，急切翻阅那因岁月而泛黄的判决书，历史真相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1957年开展的反右政治运动，我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判断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爸爸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在档案中还保存着爸爸在报纸上书写的“反党言论”。在一张发黄的半张报纸上，在空白处有很多不规则大小不一的字迹，我久久盯着这半张报纸，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慢慢道出当时的实情：1958年初春的一天，你爸爸被叫到单位一位领导的办公室，当时屋里坐了几个人，其中一人拿出半张撕碎的报纸指着上边的字问，这些字是你写的吗？报纸上有很多用钢笔书写的横七竖八的字，左下角有“推倒”等字，右边空白处有“共产党的说法”等字词，而这些字都可以在报纸标题里找到，很显然这是你爸爸在思考问题或者无聊时选取标题中的一些词语随意写上去的。你爸爸久久盯着上边的字迹，半天才回答说好像是，那好你签字吧，一位领导指着办公桌上的一张纸，当天你爸爸就被带走了。

事后，妈妈探望爸爸时才得知，有人在厕所里捡到这半张报纸，有关部门根据笔迹追查到我爸爸的头上，他们将爸爸随意在报纸上涂写的字拼凑起来，组成“推倒共产党的说法”一句话，就定为反党言论，将爸爸打成“右派”，劳教一年，又被下放到农村进行改造。由此，爸爸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在劳动改造期间，爸爸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但石沉大海，最后积忧成疾，1960年春节撒手人寰，年仅28岁。

听完母亲的哭诉，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

在那个年代，给父亲造成的痛苦，只有父母才知道，或许只有他们离开人世才得以解脱。就连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多少留下那个年代或多或少的创伤，以致整个民族也被深深烙上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都无法消除的烙印。这种悲剧的发生，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作为他们的子女，我们也随着时间的流逝，以一个客观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这场历史性运动，希望这种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但我会永远感恩母亲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