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军/口述

宋馥李/访＆文

王军一直焦虑。

写作《城记》时，他眼见着老胡同一个一个消失，“担心北京城会从地球上被抹掉”。如今，北京老城不会再拆了，但焦虑并没有减少，用他的话说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北京城的历史价值”。

为此，王军曾一趟一趟往故宫跑。

2016年，他有了一个机会，从新华社记者转身为研究者，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霁翔将王军引入故宫，谓为“养士”。王军摆脱了繁杂的新闻工作，将研究方向框定为：紫禁城的时空格局，北京城的历史价值。故宫的老院长张忠培嘱咐他要遍览古籍，沉下心思考。

王军开始埋首故纸堆，在浩瀚的史料间穿梭游历，积数年之功，有了这本《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

《析津志》载：“至元四年二月己丑，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都，以为天下本。”对元大都城市空间的全面溯源，是王军涉入中国文化深处的一条时空轴线。循此，有着800年的建都史的北京城，回答了他的很多疑惑。

这本书有别于王军以往的作品，很学术、很烧脑，读者要有时空一体这根弦，才能进入古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好在，王军并不追求畅销，只求准确和详备。他希望能告诉读者一个基本常识：中国人的“中”，龙的传人的“龙”，究竟是怎样来的？而由此代表的中国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存在，不能只看血统。

我专访了仍在史料中跋涉的王军。

尧风舜雨: 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
王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3月

秩序

宋馥李：我们讲过了中国古人的时空观之后，也就是时空密合，那这套时空观应用于城市营建，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空间秩序，也就是梁思成先生所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王 军：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都有南北轴线和东西轴线，这都是有时间意义的，建筑就是空间的设计，古人通过空间测定了时间，空间就被时间赋予了意义，这就定义了城市与建筑的营造之道。

比如说左文右武，因为东边是春天的授时方位，一定要把文庙摆在东边，把武庙摆在西边。就像故宫的文华殿和武英殿一样，因为春是生养，即文；秋是刑杀，是阴气杀阳气，即武。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营造的基本法则。梁思成先生说中国建筑的平面分布离不开环境思想，环境思想就是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还有风水，其内核皆是这样的时空观。

在《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这部书里，我试图阐释的正是这一整套规划方法。比如堪舆家选址，称点穴，穴即所谓的龙穴，这实际上是一个理工科的概念。龙穴之龙，指山体，山体潜入地下延伸，为建筑提供支撑，是最好的地质条件。所以，古人在确定建筑基址时，要打探井去看地下有无岩体，这就是宋代李诫在《营造法式》里记录的“凡开基址，须相视地脉虚实”。

雍正皇帝的陵寝在东陵堪舆时，查得一建筑基址，可是打探井下去是流沙，没有“龙”，也就是没有山体，于是就去开辟西陵了。你再看明十三陵，所有帝陵的朝向都不一样，就是为了顺山梁，以获得最稳定的地质条件。

建筑基址选定了，其前后左右、东南西北就确定了，春夏秋冬就匹配上了，时间就赋予了不同空间不同的人文意义，时间就变成“规划师”了。

你看，北京紫禁城南部，天安门两侧的官署，凡是与生养有关系的部门，如礼部、户部、太医院，都在东边，因为东为春，春是万物生养之时。甚至兵部也在西边，这是取仁义之师保家卫国，不是为了杀人。而与刑杀有关的部门，都在西边，如刑部、大理寺，刑场也在西边，因为西为秋，秋为刑杀。崇文在东，宣武在西，也是基于文武春秋之义。这就是中国古代时空观的体现。

再比如，南边是夏天的授时方位，所以说从紫禁城往南边看，一定要看到万物竞相生长，一定要热闹，一定得是“清明上河图”那样的繁华景象。《周易•说卦》：“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是说万物在夏天彼此相见，旺盛生长。

永乐皇帝定都北京之后，于正阳门外开辟廊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形成今廊房头条至四条格局。《日下旧闻考》“臣等谨按”云：“今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足徵皇都景物殷繁，既庶且富云。”就是说，正阳门前廊房街市“较前代尤盛”，即寓意本朝“向明而治”功逾前朝。

永定门外，有元代下马飞放泊，即明之南海子、清之南苑。这处皇家苑囿，经明永乐帝增扩后“方一百六十里”，草木繁茂，禽兽出没，麋鹿成群，呈现的正是“万物皆相见”之盎然景象。

“万物皆相见”是对夏时万物竞相生长的描述。天子居紫禁城南面而治，即见“国家丰豫之景”，这正是对“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表现。这样的规划，也是源于中国古代的时空观。

北京紫禁城交泰殿。王军/摄

卦象

宋馥李：元大都的空间规划应合了《周易》里的诸多卦象：随卦、泰卦、大壮卦，这些解释还是第一次看到，目前应该说还是一种推测吧？

王  军：它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元大都北垣的健德门、安贞门，就得名于《周易》的乾坤二卦，健德门位居都城西北，《周易系辞下》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再看坤卦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安贞门居都城东北之艮位，与西南坤位相呼应，是西南得朋之坤在东北丧朋之所，以“安贞吉”得名。所以，健德门和安贞门都是取义乾坤二卦。

元大都乾坤交泰分析图。王军/绘

《说文解字》里说鼓是春分的声音，钟是秋分的声音。春分之卦是八卦的震卦，秋分之卦是八卦的兑卦，二者相重即为随卦，表达了“得时则天下随之”之义，这可不是我的猜测。

你再看大壮卦的卦象，下面4个阳爻，上面2个阴爻，如同大壮卦，这是元代文献有记载的，寓意阳气大动、大者盛壮，这就是“重威于帝京”。如果从都城营造的模数来分析，元大都平面由15个寓意天地之和的√2：1的矩形所覆盖，南部阳实之区为9个模块，北部阴虚之域为6个模块，又是一个泰卦，表达了“天地交而万物通”的意义。其实，以泰卦布局，唐长安城已经运用，这并不是我的猜测。

宋馥李：这应该和刘秉忠的知识体系是密切相关的，《元史》记载他“于书无所不读”，他对《周易》一定有极大的偏好。

王  军：元朝的元就是“大哉乾元”，元朝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元朝第一个年号是“至元”，也来自《周易》， 这些制度都是刘秉忠制定的，他真是个高人。他是元大都的规划者，在其中倾注了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深刻理解，并将之化为都城平面布局的指示思想，这是十分伟大的。中国古代的营造，是经学与匠学的结合，这在元大都的规划中有着极为经典的体现，这是刘秉忠的伟大贡献。

我在拙作中，以元大都北部取义乾坤二卦的健德门、安贞门为基点，画出联系左祖右社、太史院与城隍庙、崇仁库与和义库的三组建筑交叉连线，它们分别表达了乾坤二卦的卦辞，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的哲学理念，这样的规划思想又被明清北京城所继承。你看，北京老城是这样规划的！它完美地体现了《周易》的哲学思想，这是最令我激动的学术发现。

模数

宋馥李：元大都规划设计的模数体系，这部分非常有趣，应该说模数并非从元朝开始吧？应该是古代城市营造的一个基本手段？

王  军：模数制是城市规划的基本方法，也是建筑设计的一个基本方法。根据冯时老师的研究，距今五千年的牛河梁遗址的圆丘和方丘，其圆丘之三圆，是用表示天地之和的比例来划定的，方丘之三重方形，是以内方为模数来划定的，即通过方的积累来表示大地，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建筑模数制，其中包含了极为深刻的文化意义。

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最早发现了中国建筑的模数制，即宋代《营造法式》所称“以材为祖”之制，即以斗栱之横栱的截面为度量单位，令建筑的所有空间为其倍数或分数，生成乐律般的空间秩序。西方建筑则是用柱子的直径做基本的模数单位，即order，一般翻译成柱式，所有的建筑空间都是它的倍数或者分数，这与中国的“以材为祖”的制度高度相似，是东西方通用的方法。

这个发现，是梁思成、林徽因为东西方建筑史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遗憾的是，今天一些人，既不懂何为“以材为祖”，也不懂何为柱式，竟以为梁林二先生是以西方古典诠释中国古典，借以抬高中国建筑的地位，导致了中国建筑史研究之“悲剧”。这是多么可怕的误读啊！

元大都十五个扩大模块（乾九坤六布局）分析图。王军/绘

宋馥李：天圆地方的构图，在城市规划也好，造器物也好，为什么处处都要体现？

王  军：首先还是格物格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说天圆地方，这绝不是古人臆想出来的，我们需要用理工科的思维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所谓天圆，并不是天长成那个样子，这在古代文献中说得是十分清楚的。“天圆”是测定时间的方法，古人是在一个圆周里测定天体的位置以获得时间，圆也就代表了天；那么“地方”呢，我们搞大地测量时，要“计里画方”，打上矩网，立表参望，以测定空间。两个表杆的刻度差即水平高差。立表参望的两支表杆大约相距30米左右，因为30米是人眼能够看清细部的极限距离，在这个距离内能看清楚表杆上的刻度。如果看不太清楚，就拿个阴阳板，一边黑一边白来比划，然后标清楚刻度。

你去看红旗渠，当年的老农民就用这种方法测量，解决一个大概七八公里只有一米多水平高差的测绘难题，就是通过30米30米这么一段一段来测的，不断积累这个方，所以“地方”就是来源于测空间的方法。

宋嘉定六年本《周髀算经》刊印的“圆方图”及方圆图

这样，用测时间的圆代表的天，用测大地的方来表示地，方圆合了，就表示天地合了、阴阳合了，阴阳合和而万物生，就产生了哲学观念。阴阳是中国古人对万物生养的一般性解释。为什么有生命？你说是有男有女，有雌有雄，这都不是哲学，这太具体了，直到思辨出一般性概念——阴和阳，这就产生了哲学，这就是格物致知。

故宫博物院藏良渚文化五节玉琮。王军/摄

宋馥李：古人通过圆方和方圆的不同组合得到√2：1的比例、得到√3：2的比例，这些比例是怎么推演发现的？

王  军：这两个比例是清华大学王南老师研究发现的。《营造法式》的第一张图示就是圆方方圆图。《周髀算经》里也讲到：“万物周事而圆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它告诉你，不用圆不用方，就测不清楚时间和空间，那还怎么“万物周事”啊？这讲得非常实在，那么“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规是画圆，矩是画方，所以大匠要取法它，因为这是让我们活下去的知识。所以我们要表现它，而且要处处表现它。所以你看故宫的大门，外面看是方的，里面看是圆的，而且方圆相合，就是天地相合。

√2：1和√3：2，方圆作图的基本构图比例。王南/绘

√2这个比例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在圆方方圆图中，外接圆的直径就是内接方的对角线，匠人称之为“斜”，将内接方的边长称为“方”。斜与方的比就是√2：1，约等于1.414:1，这很不好记啊，那就用整数比来记，“方五斜七”这句口诀就是这么来了，因为7:5=1.4，近似于1.141。还有，√3：2比例在《营造法式》中被表述为87：100，即“六棱径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这一比例接近于整数比6：7。

清华大学的张杰老师指出，元大都的总平面为一个内含等边三角形的矩形，即√3：2的比例。王南老师又进一步指出，这一平面包含了12个√3：2的小矩形，元大都大城的总平面图与皇城的总平面位为相似形，相互呈90°旋转布局。

在写作《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一书中，我又发现，在√3：2的平面中，又包含了15个√2：1比例的小矩形，那么，你要想一下，12代表什么，它代表了一年12个朔望月，这是阴历；那15又代表什么，一个节气15日，这是阳历。这个比例的平面，表示了阴历与阳历，即阴阳合历，不但体现了中国的历法体系，还表达阴阳合和而万物生的哲学理念，这个比例真的是太伟大了。

北京紫禁城神武门门道。王军/摄

宋馥李：这些比例敲定了，我们都市营造和古代建筑的基本审美取向也就框定了吧？

王  军：这就是梁思成先生讲的，专制的规律，这当然是不能改了，就像人想扮美自己，你别试图在身材比例上创新，你可以在胖与瘦、单眼皮或双眼皮、瓜子脸或圆脸上去创新。这是不会犯错误的方法，即《墨子》所谓：“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圜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依放以从事，犹愈于已。”掌握了这样的方法，你只会越做越好。

口诀

宋馥李：那些比例后来都成为了口诀，通过口口传承下来，所以说我们的匠人是可以只记口诀不读书的？

王  军：匠人主要是记口诀，注重师徒传承。而且口诀记的都是整数，不记余数。比例“周三径一不径一，方五斜七不斜七，里外让个大概齐。”记的都是整数，这样最方便记忆。所谓“周三径一”是指圆周率，指周长是三，直径是一，省去了余数；所谓“方五斜七”，即7：5=1.4，近似于√2比值，说不计余数。匠人知道这不够精确，所以说“周三径一不径一，方五斜七不斜七，里外让个大概齐。”

反观经学，则是在计算余数的。经学家在研究问题，苦心孤诣在研究历法之余数怎么处理。只为任余数积累，历法就乱了。但匠人们不管这个，只用整数来表达，这样最好记。

宋馥李：那么现在这套口诀还在用吗？

王  军：还在用啊！我们故宫的大匠现在还在用这些口诀，我们的学者正在整理、研究这些口诀。用数字来记录知识，是比文字记事更加古老的方法，而且高度稳定，比文字记事还稳定。因为文字会演变，而两手之数是不会改变的。这样的记事方式承载了文化，亦成为文化的表现方式，故宫建筑的比例，其用数皆与这一极为古老的方式相关。

元大都总平面分析图。王南/绘

（来源于《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

宋馥李：完全靠着口口传承，就把古建筑的营造技艺流传至今，这本身也是个令人惊叹的事情。

王  军：我有一次在故宫食堂吃饭，对面坐着李永革先生，他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北京故宫）传承人。我向他请教了一个匠人口诀，李先生一听就激动了：“不能改啊不能改，老祖宗传下来的口诀，一个字也不能改！”我问：“为什么不能改？”他说：“我们用这些口诀做出来的建筑，四称啊！从四面看，都称心如意，比例都是对的！”他最后说：“这些口诀是什么意思，是你们的事儿！”你看，在故宫，我们还面对如何打通经学与匠学这一艰巨的任务啊。

直到今天，我们的匠学传承是一套独特的体系。古代匠人学艺，徒弟伺候师傅一辈子，关键几句口诀师傅就是不说，等到快咽气的时候，叫到身边轻声耳语几句，问记住没？答记住了。好，靠着这几句口诀，徒弟就可以做大匠了。

1930年，朱启钤先生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把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请进来，就想沟通儒匠，打通经学与匠学。梁先生后来就写作《中国建筑史》，将沟通儒匠阐释为“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结构技术即匠学，环境思想即经学。他想把经学和匠学贯通起来研究，可惜后来，他遭到了批判，再没有机会了。

北京紫禁城太和殿正立面分析图，是两个√3：2的矩形。王南/绘

中轴线

宋馥李：中轴线往北延伸，越过小汤山一直到这个燕山的山脊线，我看了您配的Google的地形图啊，似乎南北方向的山脊线也并不是唯一的？

王  军：但是，中轴线指向了环抱形山体居中的山脉，即表达了“龙脉”即山体南延之意。中轴线的确定，是几个因素的叠加，首先它应该是一条正南北的线，但实际东偏微旋了两度多，这一是为了与山梁相顺。二是为了避让北极，因为那里是天帝所居，是敬天信仰使然。三是要体现一个哲学上的观念——顺天行气。在古人的观念里，万山所宗是昆仑山，那是黄河长江的源头，昆仑山在西北，古人看到昆仑山顶上雪气蒸发，哦！想来那就是混沌元气，由此造分天地，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以为北极是最早生成的天，昆仑是最早生成的地，创世纪就在那个地方发生，昆仑乃元气所出，所以都城的轴线如果顺山梁，就是和昆仑建立了联系，这就是顺天行气、生化万物。

北京中轴线经小汤山北抵燕山分析图（底图来源：GooleEarth）

宋馥李：那这条中轴线的确定，应该是带着这个目的而选定的？在燕山前面这片平原，哪条山脊线更合适，我就选定它做都城的中轴线。

王  军：前面已经讲了，建筑基址的择定、轴线的规划，包含了获得稳定地质条件及体现相应的人文因素等多方面的因素。风水师选建筑基址，首要的任务是“格龙”，就是寻找山脉走向，寻找山体没入平原的具体方位，以获得稳定的建筑基址。所以，中轴线又称龙脉，元大都的规划，是以今天的什刹海来取义银河，中轴线与之相交，则如同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这就表示了“河图”，古人说河图、洛书出八卦，洛书标识了四方五位、八方九宫，八卦居四正四维之位，是二十四节气分至启闭八节的授时方位。《周易》的乾坤二卦就是通过地平方位——洛书，观测东宫苍龙——河图，来获得时间。这个知识体系导源于前文字时代，实在是太古老了。

宋馥李：从风水学上所谓背山面水的要求，怎么来看大都城的选址？

王  军：“风水”二字，出自晋代学者郭璞的《葬经》：“夫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便有止。故谓之风水。”就是说如果这地方风太大，生养万物之气也就散掉了。你还得让它走走停停，这是最理想的，它不能是一团死气。气界水则止，是说遇到水会停顿一下，确实有水的地方它温度会低一点，这对空气会起到凝结的作用。

《葬经》又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这也是古人经验的总结，古人极重视“得水”，而在山和水之间的平原上，一打井就会有水。所谓背山面水，其实正好反映了古人从山里走到平原适应环境的过程，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的经验，是最高的智慧，并不是所谓的迷信。

《南村辍耕录宫阙制度》记下了元大都的山水胜势：“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师，以为天下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莺畿带甸，负山引河。壮哉帝居！择此天府。”所运用的，正是《葬经》之法。

梁先生

宋馥李：我们谈中国古建和城市规划，很难绕的开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对北京城市规划的坚持，很难再有人对中国古建筑文化理解得那么深刻。

王  军：梁先生和林先生太不容易了，那个时候，测绘古建筑时有多难啊！莫宗江先生（梁思成的助手）跟我说，他们去调查的时候，都得找当地警察保驾护航。为什么呢？那会儿有土匪，而且很多警察跟土匪是勾着的。

他们俩是读书人，赶着驴子去山西，要找到这些建筑，找到后做最精细的测绘，把每一个建筑构件都测下来，然后做成图，又拍摄，一笔一画描出图样。林先生走得早，就是因为太辛苦了！他们对中国文化怀着极为崇高的情感，所以在看到北京城被拆的时候，他们会有多痛苦啊？梁先生说，拆掉一座城楼就是挖掉我一块肉，拆掉一段城墙就是剥去我一层皮！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啊！

梁思成著《图像中国建筑史》载《清工程做法则例大式大木图样要略》手稿，其中阐释了清代建筑斗口模数制。林洙提供

宋馥李：现在回过头来看雄安新区，看北京城市副中心，会陷入很复杂的情绪。我们用了50多年时间才认识到“梁陈方案”的科学性，都城营造首先是个科学问题，不是个政治问题。以今天的视角看梁陈方案，仍然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吧？

王  军：梁陈的伟大之处，就是致力于推动一个城市的平衡发展。平衡发展就是职住平衡，就是这个地方能够工作也有住宅，不能把这么大一个北京城，搞得只有中心区有工作岗位，周边全用来睡觉。梁陈方案提出在老城之外建行政中心区，就是要推动城市的平衡发展，避免长距离交通的发生，这是这个方案最伟大之处，其指导思想，是具有永恒价值的。

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城没必要发展得那么大，没必要搞过多的工业。北京作为一个单一的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就可以了。其实，他和陈占祥还想搞一个大北京规划，把北京周围都囊括进去，但梁陈方案这一步就没迈出去，后来的大北京规划他们也没有机会完成了。

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北京市致力于拆除老城，形成了单中心的城市结构。这样的城市结构，支撑一个小县城是没有问题的，而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在上世纪50年代已经确定要将城市人口发展到1000万人的规模，那它就不被规划为市中心就业、郊区居住的单中心城市，不幸的是，这样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这样的城市结构必然给市民带来交通拥堵、环境质量恶化等痛苦，以致于我们今天不得不去解决这一大宗城市问题。

我们的土地规划和城市功能规划是脱节的，各管各的，实际上这两块儿要建立联系，就是说职业和居住要平衡。所以，梁思成先生说，应该在老城之外做一个行政中心，有城墙和护城河，还有一个绿带，将老城与新城两个中心分开，行政中心能上班，周围又能够居住，那么当这个地方住满人之后，我们就再跳出去搞一个有具有就业功能的地方，就像人的细胞一样，有了城市功能这个细胞核，就形成了一个一个城区细胞，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宋馥李：我读《城记》的时候也很困惑，梁陈方案提出时，不止是领导人不理解，学术圈的很多人、包括梁先生的学生也不理解。是不是只能说，他们的思想太超前于那个时代了？

王  军：其实多数人并没有认认真真看梁陈方案的规划文本。一段时间以来，官员乃至学者们都都说梁陈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就像大修阿房宫一样，国家正在抗美援朝，哪有钱搞这样的建设？

这是极大的误解。你要知道梁陈方案对抗的拆老城的方案，拆老城涉及大规模拆迁，岂不是更花钱。梁思成与陈占祥先生在文本里对此做了测算，拆老城多少成本？建新城多少成本？我在新华社任职期间，在做房地产项目调查的时候发现，老城拆迁费占项目投资一半以上，而新城区的拆迁费用也就是百分之十几，你凭什么说梁陈方案是更花钱的呢？！

宋馥李：最近这十几年，应该说避免单中心格局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的主导思想了。国内很多城市在扩张中都采用了多中心的规划思想。

王  军：是的，深圳的城市规划就很好，避免了单中心格局。陈占祥先生是参与了深圳的城市规划的，深圳的城市结构就很好体现了他关于平衡发展城市的观点。深圳从罗湖区开始，一步一步往外跳，形成了一个带状的多中心结构。还有后来的青岛，也是保老城建新城，还有潮州也是这样。

很典型的是山西平遥，我头一次去平遥的时候，随口问了一个当地的小姑娘，说你们平遥老城太旧了，为什么不拆掉它建新城啊？那姑娘说，我们平遥地方那么大，在老城外面找个地方建新城就行了呗，干吗都要往老城里挤啊。

我说哎哟！真应该把这小姑娘请来当北京市市长！

宋馥李：大同应该也是这样的案例吧？当时大同市“古今兼顾，新旧两利”这两句口号，就是从梁陈方案里摘出来的。

王  军：当年耿彦波先生的做法我是不认同的，他是把老城拆除，以房地产开发方式，把居民全迁走，摧毁了老城的社会结构，建了一个所谓的新“古城”。当年老耿来北京找过我，说他是看过我写的《城记》，才这样做的。我说，我在哪本书上说可以把老城拆了，再建一个仿古的老城啊？！老城的建筑因为长期以来公共政策的原因，产权被搞乱了，市场交易停止了，以致无人交易，无人保育。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靠拆是解决不了的，只能适得其反。

但老城的衰败问题该怎么解决？在经济还在增长的时期，在一个和平年代，我们的古城衰败了，这是我们需要总结的。我想这里最核心的还是产权，产权必须是可以流转的，修建的再好的院子，也逃不过“富不过三代”这个历史规律，到了第三代，家庭成员一多，四合院就得变成大杂院。但是这个房子没法分开，那把房子变成钱，后代把钱分了之后各自立业，院子的新主人会来修缮它。

我认为这一点我们还得和古人学习，元大都的营建，是把宅基地用的院子画了出来，让人们来买来自己建，或者说8亩地一个单元赏你，你自己建，但你的营建必须按照大都城“以至善定”的导则来营建。

“统规自建，流水不腐”，就是是古代城市固有的生长机制，就是鼓励居民自建，以统一的规划导则来管理；这里最核心的还是保护产权，鼓励流通，以激发社会力量来保育房屋。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最重要是复兴这样的生长机制。

（感谢刘蓉林女士对本文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