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立/文

当代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在《数学与文学的共鸣》一文中指出，科学的突变都以深刻的哲学思想为背景。从阴阳与对偶，从五行学与五元素，无论是战国时期或是古希腊的名家，公理思维影响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先后经历了数据处理阶段、信息技术阶段、信息管理阶段和信息业务阶段。当今，来到了数字智能时代，信息科技在组织的职责，更多的是进行新的业务，新服务，新模式的创新。因此，信息科技和数字工具必须具有相当的经营管理自我意识和能力。随着元宇宙时代的到来，所有事物都相互连接和动态变化，数字与文化一定不是冲突，而是共融。

数字智能时代的“求真＋艺术”

元宇宙时代，从商之道远比商业技巧要重要。“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 我所理解的意思是，天下人都知道从别人那里得到东西是“取”，却不知道给予别人东西也是“取”。在这里，中国古训对获取与付出的关系有深刻的阐述。中国文化中对得与失，付出与收益，耕耘于收获的辩证关系有深切的体会和认识。

我们的企业和任何组织，无论是疫情中还是后疫情时代的复工复产，要有随着环境的改变炼就两个能力，其一，平稳地按比例扩大或减小业务规模的能力，其二，同时兼顾对应的应变的能力和应对新挑战与新机遇的能力。老子在《道德经》的结束语中说：“圣人不积，既已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认为圣人不私自积藏，他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富有；他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深刻地把取财之道提高到做人之道的层次来审视，其功利的色彩颇为淡薄，而却闪烁着道德的光辉。 

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以数据和逻辑为主要支柱，数据的精神在于完整性，西方的管理业重视全面性。中华文化以道德和艺术为两大基石，无论是道德和艺术都以善为主。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以道德和艺术为基石的中华文化往往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和阐述的。也基于这点，中华文化的博大性和包容性使它能容纳世界，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遗传基因积累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思维模式。

小数据和大数据并举

我们已经接受了从小数据的因果关系走向趋势预测分析的大数据。随着“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工程的全面推动，大数据已经从概念期走向了产业井喷时代。但，这数字科技和产业融合才刚刚开始。管理学中的计划是一种对于可预见的未来做出有条理，有系统的打算。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更需要更需要提升确定目标，作出决策，制定计划的数字化预测能力。《易经》，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学识，见地，胸襟，涵养，会看出不同的心得。 

互联网3.0时代的来临是完全个性化定制化的时代，如果没有共享，这一切将不可能发生。数字化管理特别重视对事物的分析性探究，在思维模式上善用分析性思维。于是在西方管理学中， 捕入人们眼帘的是与“分析”有关的概念：分部、分类、分层次、分科、分目、分型、分级等等。中国管理哲学基于其概括和总结的需要，往往更重视综合性思考。无论是伏羲氏一画开天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还是西方的学科细分，内容的丰富，按照丘成桐老师的指导，无非就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工具的增加与进步，另一方面是全世界跨界的相互交流。因此，我们在组织内，要尽早建立合作文化和机制。建立超级跨职能团队，专注于数据体验的开发，通过建立聆听平台，尝试着与之前没有交集的团队开始合作。

《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人和至高无上的“道”都应该顺应自然，与之和谐相处。这个言简意赅的经典名句高度综合和概括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人生智慧。“博学而详说之，将以返说约也。”意谓博闻强记地学习，详细地解说，在融会贯通后，才返回到简略地述说大义的地步。这是一种“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境界。可见，综合和概括要以分析为基础，从而使自己处在更高的思维层次而具有包容性。

在预测未来方面，中国人很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这与借助大数据进行预算有相通之处。古代名相管仲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者视之往。”认为对当今有疑问可以去考察历史，对未来不了解可以查看过去。说明以史为鉴的道理。古代平民哲学家墨子也说:“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意思是谋虑问题而无法得出结论时，就可以根据过去推知未来，从已经显现出来的推知尚且隐藏的事情。“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认为镜子能照出人的形貌，历史可以给人提供经验。

中国人在预测方面更重视物的端倪和征兆，善于从显性的东西推测出隐性的东西。“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意思是见落叶而知秋，一年将过去，瓶水结冰而知天气将要变寒冷了。所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成语是告诉人们，月的周围出现光圈，则是有风的预兆，柱下石潮湿，预示天将下雨。韩非子说：“见微以知著，见端以知未。”认为察觉到事物隐微的征兆，就知道它昭显之后的情形；看到事情的开始就知道它的结局。而大数据的今天，给了我们看世界和分析世界的不同视角。

西方科学由于善用分析方法，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其结果是越分越细，更重视事务的细节，于是细节管理应运而生，“细节决定成败”的命题成为警示名言。中国古人对细节也重视，但审视的角度和表述的方式与西方大相径庭。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在这里不仅阐述了事物细节的地位，更主要是从“圣人”的品德修养来审视细节的重要性。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同样说明了细节的重要，但其表述的方式是艺术性的。它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阐述了块土细流能聚合积累成高山江河的哲理，其言辞既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又给人以动人的美感。

《中庸》中说：“至诚可以前知”一个人诚到极点，就可以预测未来的事情。《中庸》的观点认为“诚”是自然运行的法则，叫做“天之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性。人以至诚来体认这种自然运行的法则，称为诚之，就成为“人之道”。至诚可以前知的道理，其实就是“利用直觉，也能够精确地预测未来”。直觉是人的第六感觉，需要相当的开发和训练。高明的直觉，其实是持续用心所积累的功力。古人说：“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听觉灵敏的人，人家未说之前已经耳有所闻了，目光锐利的人，在事物还未出现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透彻事理者，富有先见之明。直觉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直觉是未经有意识的逻辑思维而直接获取得某种知识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下意识活动而直接把握对象的思维过程，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形式。人们常识中的所谓“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直觉思维。所以至诚前知是並不神秘而又十分难得的预测能力，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式智慧。

凡事合理的标准是常式

数字文化重视细节，而重视细节势必导致重视细节的量化。于是分析过程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既是定量分析就要拿数字说话。于是科学研究就与数字化，数据库结伴而行。

因此，凡数字化就必须量化，量化的精确度越高其科学化程度就越高。西方科学相信用数字说话，因为数字式显性的看得见的而且可以测评、比较，于是各种参数、指标纷至沓来，再根据这些参数、指标去给管理流程定制标准。定下标准，就可以评估工作是否达标，是否存在误差，然后又考虑怎么可以纠偏和补救误差，这就又导出了控制的管理思想。这样西方文化中的标准化管理和控制理论就呈现在人们面前。

中国人做人办事并不是不重视数量，而是不似西方科学那样对数量有刚性要求，不至于达到精确量化和数字化的程度，而仅仅是做到心中有数，心知肚明而已。凡事做到差不多，恰到好处，有合理的公差即可。与西方管理科学在量化上的刚性要求相比，更显出其柔性和弹性。心中有数，不说出口，给未来的变数留有余地，这也正反映了中国式的智慧。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高度概括了定制标准的重要性。世上办事不是难在有标准要求，而是难在事事件件都合度、合宜、合式。在中国古人看来，常态时最美的，因为它是常式，是标准。中国古人宋玉形容一个美人说：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所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太赤。”引文中的：“太”就是超过常态，不合标准，而所谓美人，就是件件合乎变标准。正如荀子所说：“不全不粹不足以谓之美”，离开了丰富性和典型性就没有艺术的美。可见，中国文化已把标准化提高到艺术美的高度来审视。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认为称一称，这样才能知道是轻是重；量一量，这样才能知道是长是短。有了标准，就可以测量、比较、纠偏、评估。这就进一步要求人们权衡利弊，决定取舍，从而来平衡事物的发展，这与我们今天数字科学管理中的控制、监控流程异曲同工。

所谓标准，就是通用准则，公用模式。西方管理鼻祖泰勒就是始于标准化的研究。风行全球的ISO质量体系，其本质就是标准展开，个人电脑产业在全球经济领域里迅速崛起，靠的就是标准化激活整个产业链。所以管理就是做标准，管理就是“规矩”更应该是发展的常式。

科技以人为本

西方管理的原始目的仅是解决如何把活生生的人放进一个个框子里，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应该做的事。《道德经》里的“道可道非常道”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而不像今天很多人把这句话读成：“道可道，非常道”。 没有标点的断句，老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空间无限。我们对科技的态度始终是：以人为本。 

在管理中就根据“标准”按“规矩”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人们去遵守和执行。管理是数字、格式、程序、规定等要素的精确运用，用事去制约人的活动，这是以事为本的管理模式。与无情的，缺乏人性色彩的以事为本的管理模式不同，中国管理哲学提倡人性化管理。这也是丘成桐先生讲的，数理与人文的共同，有原创性的科学家，对文艺都有涉猎。

中华文化从不否认标准的作用，但认为事在人为，标准也是人定制的。因此，管理的出发点和重点应该在人，而不是事，应该做到“目中有人”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也就是人性管理。这种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培养员工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员工的全面素质作为前提，运用人性化的激励方式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此为基础去力争完成有标准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并辅之以合情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绩效评估方式来约束员工的不良行为。

管理大师哈默尔说：“在现在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有两个目标并存：管理如何更科学，管理如何更人性。”用中国《易经》的阴阳学说来说，这两种追求就是管理的“阴”“阳”两面。管理的艺术就在于力求阴阳两个方面的平衡与和合。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中之一。“万物之中。以人为贵”，可见，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人的地位，中国管理哲学也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求其不一定能达到善的层次，但求善应该以求真为基础和前提，善的层次高于真。

《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之，成之者性之。”认为一阴一阳相互作用就是天地发展的规律，继承这种天的法则就是善良，使其成为人的规则，那就是天赋秉性。可见善事在认同和遵循自然法则基础上的人的本性，“善”中包容和涵盖着科学的“真”。那种假的善是伪善，从动机和效果统一的角度看，好心办坏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同时，求善，必定会求“美”，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心美化。

总结

高速，高效，高收益，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中，各个行业，人人追求的常态，新“三高“。如果一个人始终是坚持儒家的刚健，时时刻刻自强不息，估计也走不太远。这好比人的神经，如果长时间的处于紧张状态，我看早晚是要出问题的。老子讲得很明白：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是无为，但是效果是无不为。 

我们普遍认为，但凡矛盾的，都是对立的。 这是简单的“0” 或“1”的二分化思维，是非常危险的思想。无论信息科技如何进步与发达， 数据就是一个工具，是众多工具之一，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另外一种途径与视角而已。我们不应该简单的认为这个信息社会就是信息技术向数字技术 （IT－>DT）的转变。

丘成桐先生在他演讲的最后点出，“好的文学诗词发自作者内心，而将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界的感受生动呈现出来。” 《易经》的“乾”指的就是自强不息，而“坤”就是适当的时候要以柔克刚。就好比“自强不息”与“逆来顺受”，看似矛盾、对立，其实是可以化解，可以协调的。“自强不息”＋“逆来顺受”就形成了我们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中式智慧。愿数字管理科学求真与中华文化以道德和艺术为基石相结合，以求善为主，共同找寻找自然界的真实和它永恒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