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那个困在小区门口的心脏病人。没有证明不让出门,任你喊得再大声,也没有用。生命开始倒计时,可你能做的依然只是等待。
我们是那个在医院里等着核酸证明看病的儿子吧。他跟母亲说,看看我的核酸结果出来了没有。他没有等到。结果出来要两个小时之后,阴性。
也许你要说,我们可能会比他幸运一些呢?你能保证么,在生死一线间?实话说吧,没有什么侥幸。我们可能是那个医院的护士,哮喘犯了求治无门,即使在自家医院也不行;我们可能是那个提琴手,腹痛送医却没有地方收治,他疼了一夜最后选择了放弃自己。是怎样的疼痛和绝望,才能让一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是那个被网暴的女子吧,就因为让小哥跑腿给自己的父亲送点吃的。她实在担心他。过后她转给小哥200元钱。但是当网络上的他们看到后,却无端指责她,觉得200元太少,指责谩骂。其实,不管你转账多少钱,得到的也可能是谩骂指责,但是这个想不通的女子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
我们是那个面对上门的民警拼命讲道理的夫妻吧。那个妻子一直试图说明,是医院搞错了,疾控中心也承认了,不能把我们当作阳性带走隔离。但是上门的民警,他始终重复着一句话,我是执行疾控中心的命令。他越来越不耐烦,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女人就是听不懂他的话。执行命令,这有问题么?报告了他的上级之后,他决定执行强制隔离——你可以投诉,但不能妨碍我执行命令。
我们可能是那个半夜求助的母亲,孩子感冒了,她需要退烧药。午夜的寂静中,只有你的声音在沉睡的夜晚的空气里回荡。
我们可能是那个崩溃的居委。听筒这边是困惑无助的居民,那头的他同样无助和困惑。真的太难了,没有人帮助我们,小区居民也不理解我们,我们孤立无援,也可能随时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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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选择,我们也许可以成为电话里的那位浦东疾控的朱医生,讲科学,讲理性,有共情,也有担当。她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医者,或者是一个正常社会里很好地承担着自己职业角色的人,理性,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那个打电话咨询的市民也是,他是礼貌而克制的,但绝不放弃追问。朱医生对那个咨询的市民说,你可以把我电话录音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也许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当小哥送药的政协委员。或者是他深夜遇到的那个女医生。她很长时间没回家了,一直在医院忙碌。这一天终于有机会抽空回家换换衣服。他偶然遇到她,半道上送她回家。最后女医生说,你是个好人,他说,你也是个好人。两个疫情中的好人,都在以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在那个孤单的上海夜晚的相遇,他们都是发光的人,足可以点亮彼此,让前方多一点光亮。
我们该是在领导在小区视察工作的时候,在楼上窗台喊我们没菜吃的那个小伙子。不知怎的,真实的表达变得如此困难。或者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那刻,更多人选择的标准答案都是感谢领导。
我们该是拿着小喇叭不卑不亢地和街道代表沟通的女子。她的表达理性平和,但充满力量。她真让人敬佩。
我们也许还该是那个在昏暗的灯光中喊话,指出你们在这里建方舱不合规的大白。尽管对方,看起来是承建方的工作人员吧,根本不想理会她的反对,声称手握政府部门指令。但是那个大白,她仍然坚决坚定,不合规,她说,我参加过武汉抗疫,你们这样做不合规矩。
或者,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真正的志愿者,选择成为社区自治的积极参与者,选择成为一个团长,帮助社区居民团购日常用品,选择成为那些依然奔走在城市里的小哥,选择在楼梯口放下可以交换物资的邻居,那些温暖的瞬间,我们温暖别人,又被别人温暖。我们在那些时刻体会让我们感受生命尊严与价值的词汇,这是我们的城市啊。
我们可以选择成为帮助老人的Z世代青年。顺便说一句,我们实在低估了这届年轻人。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自我的标签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不能看到别人的苦痛。甚至正好相反,一个没有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人,是不会有对生命的敬畏并尊重和爱他人的。老人们最需要帮助,他们很多是前互联网时代的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获得及时的帮助。
如果我们不能成为他或者她,但是起码,我们不该是那个在大白衣服中准备不打折扣地执行隔离命令的家伙。他说,我是执行命令的。是的,他看不到眼前的每一个人,他们没想过这时候要拉住那些无助的人伸出的手。只是执行命令,他是庞大系统中的螺丝钉,尽忠职守,不愿意有一点分辨是非的思考。
当然有些人会说,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上面规定,执行命令,我也没有办法。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可以选择么——有么——没有么?
真的我们听到了太多这样的表达。规定是这样的。那个电话通知某家孩子去方舱隔离的干部是这样说的。虽然那家人说,之前带他们去方舱,因为没有地方,拉车上转了几个小时就送回来了。这四五天了,他们核酸都已经转阴了,为啥还要去方舱?他说,规定是这样,只有方舱开出的核酸阴性证明才做数。
是的,规定是这样。每一个人口中都在说规定,它高高在上,无可争辩。谁的规定,什么样的规定可以不管实际情况,什么规定可以具有如此魔力,让人忽视现实,忽视眼前正在上演的一切。
我们不该是在社区门口把守着绝不开门,不管病人什么状况,都坚决要求出具核酸检测报告,出具相关证明和通行证的保安和干部。也许在那时候的他们来说,也是执行命令啊。也许他们心里想的是,让你们出门了,出了问题算谁的?所以他要求有疾控中心的指令,有上级的指令,有所有证明你没问题的证明,他不管那时候生命可能已经在倒数,刻度以分钟和秒计算。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有一些歉疚哪怕是不安。
我们更不该是那种人,原本是我们中间的普通一个,忽然穿了大白,站在了封禁的路口和社区门口,就仿佛拥有了无上的权力。我们很熟悉他,在鲁迅的小说里见过,我们本该知道,他会以这样的方式穿越,看嘛,他颐指气使,他得意洋洋,恶语相向,甚至上手上脚。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训斥你我。在他心目中,现在,他就能够决定这群人的生活和命运。
我们是否可以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笃定地说出这样的话:不论发生什么事,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成为他们?
其实,这些人没有搞明白一件事,再怎么样,他们也逃不过命运的捉弄。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转换一个场景,他们分分钟都可能变成那个等待急救的心脏病人,被强制执行的两口子——他们还有个孩子。他们可能也是被拉到手机镜头下读悔过书的市民,被拦在自己的土地外的农民,被要求交出自己家门钥匙的居民。所有这些,只需要一个理由,或者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这可真的是,他们也是我们,没有谁可以例外。我们不会因此就觉得心理平衡了一些。我们也会为他们感到悲哀。因为我们就是他们。所以,千万不要跟我说这是命运的捉弄,这话说出来得多轻佻啊。
于母亲节
文/文钊
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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