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高歌 从4月1日长宁区实施封控管理至今，陈文已经居家办公超过一个月了。因为头发太长了，前几天他拿剃须刀把头发推了个乱七八糟，现在的他即便精神上希望早日复工，行为上也不允许他马上走出家门。

陈文在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工程公司负责业务开发和企业战略，他所在的企业总部位于欧洲。按照营收贡献来看，中国是其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单体市场。上海又是其中国市场以及华东区域的总部所在，它的全球制造中心也放在了上海周边的区域。可以说上海是这家企业最大单体市场的“大脑”。

这家企业在中国有超过110个分公司以及8个区域中心，遍布全国各地。在过去两年中，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地反复，对于可能突然而至的一至两周的居家隔离、远程工作，陈文说，“公司上下已经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备的预案，基本上能够做到无缝衔接，但上海这次的确是个例外，算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

两年前，有关外企在中国更多被讨论的话题是，外企本土化发展迈入新的征程，双方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买卖，变成了涉及整个产业链更加复杂的联动过程，其中涉及由管理人员本土化以及市场重要性提升所带来的决策权倾斜、合作的下沉。经过两年疫情期的“考验”，现在当这一话题被重启，是否会有不同的答案？

陈文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被拆解，但目前来看他所在的行业与企业的本土化速度没有停歇的迹象，“因为我们还在经历中，目前主要的注意力都在如何平稳快速地将影响降至最低，如果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也许会对此加以考虑，但不是现在。”

预估影响

陈文前段时间做完整个公司的战略，疫情虽然会对人员差旅、客户拜访、物流运输、安装维保等工作造成影响，但在整体规划中不算是一个重要环节，目前看来，只是一个不可控因素。

对于此次上海的封控影响，制造端物流所受到的冲击最大，这家公司在上海周边的制造基地一度被封闭，“那段时间我们是很难受的”。但生产流程的闭环管理削弱了疫情的影响，一切都在恢复过程中。

再看销售端，就这家企业的上海分公司来说，目前损失可控，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占全国的1/30，这部分业务被耽误了一个月，对于全年业务的影响目前不足1%。他认为复工之后或许会迎来一轮反弹。

跨国公司物理状态上的区隔使得他们普遍习惯于线上交流办公，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疫情所带来的不便。但即便如此，陈文说，虽然目前受到直接影响的范围不大，但是现阶段能够感受到，封控越久影响就愈发强烈和明显。“当做一些重要决策的时候，现场沟通很重要，这并不是远程连线或者屏幕共享所能替代的，需要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去推演现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决策过程，交流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决策的成功率。”

与此同时，总部的功能也不仅仅是能够代表核心智囊的战略工作，还有大量流程化的工作需要现场完成。陈文举例说，一台电脑的终端机连接了本地的局域网为所有的货物批单，给每笔业务批帐等诸如此类的业务是不能远程完成的。还有很多文件工作也没有完全电子化。“目前的技术手段足够我们支撑一个月，但再往下就不好说了。”

由于是房地产行业的上游产业，陈文苦笑道，相对于疫情，他所在的企业受到房地产政策调整影响更大，“可以说过去一年，尤其是去年下半年的变化比过去五年的影响叠加起来还要大，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只能将视线转到存量的市场，但利润点还是在制造而非维修。”

对于一些侧翼业务是否要涉足，也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去实地勘查，收集前端的市场信息，但陈文说，“现在能做的只有打打电话。”

本土化加速？

陈文所在的行业是最早引入外资的行业之一。他所在的企业在华的发展历程有两个阶段，前期的默默无闻，每年在华的出货量仅有700台；到骤然转入快车道，发货量从3500台一路跃升至4万台，变成了中国市场前二、全球市场前三大的“超级企业”。

据陈文观察，至少现在还没有因为疫情的扰动而出现减速的迹象，反倒仍在进一步加速。因为企业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就行业而言，中国的市场相当于两个美国市场，六个印度市场，在规模上堪比大洲级。“如果疫情反复发生，肯定一些外资公司会去评估政策对市场乃至对自身业务的影响，会去琢磨是否有价值，能否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吃准市场，但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这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你丢不起。”

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在同样的环境下“日拱一卒”。外资企业也开始拿出压箱底的技术，即便存有技术外溢的风险。“从外企的经历看，本土化的过程中有两种思路：搭建壁垒与开放壁垒。现在已经无法用别的市场的二手技术，或者是通过强知识产权控制技术壁垒来在这个市场充分竞争，只能倾囊相授，才有可能拼出一片天来。”

陈文所在的企业正在加速搭建本土技术能力，此前也在说服总部公司将全球的研发能力由印度向中国市场做迁移：通过对欧洲、印度以及中国研发能力的对比，综合成本以及完成质量，中国研发团队的性价比的确变得更高。

以前欧洲总部会将制造业部分全部放在中国，但是精密的部分以及软件部分由欧洲团队负责，在疫情的这两年间，陈文所在的公司把海外的研发中心和软件开发的20%—30%的能力迁移至中国。“在中国生产制造总体来说意味着稳定，当然这是在上海封控前，或许在此之后会有企业将迁移提上议程，但不是现在，因为我们还在应对的过程中。”陈文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