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丁文婷 谢楚楚 晚上10点，张燕医生开始上班。

这条24小时开放的心理热线上，一晚上可能有300多个求助电话打进来，在晚10点到早8点的时段里，张燕最多能接40个电话，其他则会自动分配到值守的更多心理医生那儿。

医生们来自上海16个区和外地一些省市，既有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也有持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志愿加入的心理咨询师。

上海疫情自3月爆发以来，这条常驻的心理热线来电数量激增，与此同时，更多市级、区级的疫情专项心理援助专线被开通，一些高校、社会组织也面向全社会提供疫情相关的心理援助。

一线工作的劳累与压力、封闭隔离滋生的抑郁情绪等，使得心理问题成为疫情中的显性命题，多位心理咨询师接受采访时表达了担忧，作为疫情的次生灾害，心理问题的影响会非常深远。

一位接听热线的心理咨询师告诉，许多人状态已经比较糟糕，觉得很难受，但又说不清怎么了，情绪累积在内心无法发泄就会加重抑郁。痛苦不堪的时候会发泄到自己身上，“最悲哀的方式就是用行动化表达，选择自残、自杀的方式”。目前心理援助热线很大一部分作用就是自杀干预，该参与援助的心理咨询师介绍。

求药

林子是“上海抑郁症药品互助”的创建人，4月15日组建互助群后，两个互助群陆续涌入了700多名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患者的求助信息。

“求助的药物主要是精一类的药物。”林子介绍。中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根据药物所产生的依赖性和身体危害，将其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

林子整理了一份门诊开药和线上购药指南，其中，光是线上购药渠道就有10种，并注明了详细的渠道链接、操作流程。一些本地大药房的工作人员和商业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也加入到互助群里。

但线上药房只能开到极其有限的药物，而精二药，线上渠道很难买到，在林子整理的“安定类药物只能医院开”的表格中，包含劳拉西泮、氯硝西泮、阿普唑仑片等13种安定类药物。

林子介绍，精二类药物必须线下医院开药，要开只能去居委申请出门单，去就近的医院就诊开药。

蒙欣是“上海互助抗疫”平台的一名志愿者，每天至少会花三个小时来解决平台上的求助，她所在的心理咨询小组由200多名志愿者组成。

“上海这轮疫情期间，药品类的求助中，求安眠药的特别多”，蒙欣说，一方面，焦虑容易导致失眠，另一方面，一些老人有基础病，正常情况下，吃安眠药会睡得好一些。但这时，蒙欣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因为安眠药需要医生开处方，没有处方单的，蒙欣只能通过沟通帮对方把失眠减轻一点。

对外国精神疾病患者来说，寻药更为困难。南非人KT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已经和抑郁症抗争了7年，他所住小区4月1日起封闭，在寻找抑郁症药物的过程中，虽然获得了许多药物购买途径，但这些买药应用程序均为全中文界面，且操作起来较为复杂，这导致KT经常错填。另一方面，程序问题也导致KT无法顺利买到药，“我没有中国身份证，的确有护照这个选项，但是名字一项又不能填英文，这就导致我无法登记”。

4月下旬，KT最终在线上找到一家民营商业诊疗机构，花费1500元诊疗费后，对方承诺会给他寄送药物。“我的情况如果去看私人医生的话至少要2400 元，包括药费在内可能要 3500 元左右。我找的这个已经相对便宜了。”看病吃药是刚需，但KT必须精打细算，因为4月10日，他收到了上个月的工资，只有平时的一半。

心理疏导需求

蒙欣接到的所有求助中，精神类药物的求助占了2/3，剩余1/3则来自情绪、心理疏导需求。

很多求助者本身确诊过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疫情中的压力加重了他们的症状。

蒙欣就接到过一个这样的电话，求助者本身有中度抑郁症，她的猫得了比较重的肠胃炎，奄奄一息，她在平台上发了一条求助信息，结果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骂她：疫情这么严重，她还用猫猫狗狗这种事情占用公共资源。之后她的情绪状态变得非常不好。

蒙欣记得4月中下旬还接到过一位独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求助电话，看到志愿者忙前忙后帮他找药，他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没有用。“他说自己很年轻，本来应该付出更多，但疫情封闭不但自己什么也帮不了，还给大家添麻烦了”，这种愧疚感，也加重了他本就严重的病症。

长期隔离可能会导致许多情绪创伤被触发。在疫情封锁期间，KT变得更加沮丧、消极，长期隔离使他感觉被孤立。“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我老婆也在一年前离我而去。”KT认为这些都导致了自己的抑郁情绪不断加重，“我被医生告知需要更大计量的抗抑郁药物，因为医生担心我的病情比以前更糟，给我开了曲唑酮和欣巴达。”KT很后悔自己没有和朋友们一起隔离，他也试图通过运动改善自己的心情，但在一个房间里，他没法移动太远。

“社交阻断和隔离很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参与心理救援的医生远征表示，对许多居住在上海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就是合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他们要在这样的空间里待长则40多天，这其实是非常折磨人的事。

实验心理学历史上有个实验，把一堆小鼠关在一个大的空间里面和同样数量的小鼠关在一个更加狭窄的空间里。更狭窄空间里的小鼠行为特征会表现得更加疯狂，一些激素水平也会紊乱。在一个密闭的狭窄空间里待时间很久其实是很容易崩溃的，“因为人是需要连接的”。

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

在心理医生们接到的心理援助热线中，有参与抗疫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也有阳性感染者等，其中大部分还是疫情期间被隔离在家中的普通居民。来电者中，既有对高强度工作的疲倦、也有生活物资的担心。他们迷茫、焦虑、抑郁、恐惧，普遍充满了对未来形势的担忧。

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新增了5300万例重度抑郁症病例和7600万例焦虑症病例，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在饱受困扰后可能尝试轻生等危险行为。

例如，中国疾控中心周脉耕等人的研究就发现，疫情暴发的前三个月里，武汉地区的自杀死亡率增加了66%。

远征介绍，一些人本身就有诸如与亲人关系断裂、小时候曾被抛弃、亲人去世等创伤经历，而疫情期间的隔离会激发他们这些部分创伤。负面信息过载也会使人容易陷入替代性创伤的感受里，如果不断刷这些负面内容，就会不断陷入难受情绪中。对普通人来说，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因为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但疫情期间对本就有精神类疾病的人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他们的忍耐阈值更低。

远征介绍，在心理学里，应对应激事件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会非常紧张、应激，会不断去想办法，这时候可能会焦虑。“比如我们在刚刚封控时就处于第一个阶段，会想办法囤菜，找各种渠道买生活物资”。

但是随着疫情封控持续，应激源如果一直在，人的应激状态也一直持续，会感到累，慢慢地能量耗竭了，就会进入到衰竭期，之后可能会进入低迷、抑郁的状态。“抑郁的人，进入这个状态的过程会更快，一旦进入，他的求助意愿和能力是很弱的，没有办法求助，或者说，他压根没有想求助的心思”。

一位接热线的心理咨询师告诉，一些人觉得自己很难受，但他也不知道怎么了，情绪累积在内心无法发泄出来就会加重抑郁。痛苦不堪的时候就会发泄到自己身上，“最悲哀的方式就是用行动化表达，选择自残、自杀的方式”，目前心理援助热线很大一部分作用就是自杀干预，该心理咨询师说。

心理助热线主要是在线上进行，时间有限，也不是连续性的，无法充分了解被求助者所处境遇，以安慰为主，陪伴和倾听为主，一名心理咨询师告诉，“这与常规的心理咨询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应受访者要求，张燕、远征、蒙欣、KT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