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杨大巍 薛倩/文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说过，“经济学的第一课是有关稀缺性：我们永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当政客们发现一些团体在大声嚷嚷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之时，‘ 解决办法’就是给他们更多。政客们从哪里得到‘更多’？他们抢劫彼得以偿还保罗。”

超级富豪税

犹记2017年年末，上任不到一年的特朗普强势推出税改，在降低各项税收的同时，更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利得税。新政之下，各大企业或者把留置于海外的利润带回美国，或者在美增设工厂，着实热闹繁华了一阵。

四年之后，白宫易主，拜登出任总统。甫上任之际，其新任命的财政部长耶伦就在言谈中流露出向个人征收未实现收入税的想法。言论即出，四下哗然，质疑和担虑之声不绝于耳。不过在那以后，人们并没有再见到下文，仿佛耶伦只是言之所至，一时兴起而已。

今年三月底，拜登将其税收方案提交国会。拜登的方案不仅着力于逆转之前特朗普的税法，更增加了耶伦曾经谈论过的未实现收入所得税。当初特朗普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推行其政，而今日拜登的身后，则是民主党的激进派。

拜登政府试图提高税率，早已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毕竟，特朗普的税改之下，个人和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拜登在2021年9月曾经提议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37%逐步提至39.6%，回到特朗普减税之前的税率；他同时还计划将资本利得税从20%提高到25%。

尽管之前已经由耶伦放风，拜登此次把向超级富豪征收最低所得税正式列入提案，还是让人们感到难以置信。这一方案中，拜登首次明确呼吁对富人的股票、债券等“未实现收益”的资产征税。富人们的企业价值以及在市场流动的尚未兑现的资产，将被一并算作收入而进行计算，其最低缴税税率不得低于20%。

根据拜登提案，超级富豪税只是针对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顶级富人，这部分富人占全美人口0.01%。在这一方案中，如果一个富人家庭已经支付了全部收入（正常收入，加上未实现收入）的20%，就不需再缴纳额外的税款。如果加上未实现收入以后进行计算，其交税税率不足20%，则需补缴不足部分，以达到20%最低税率的规定。

考虑到资本或在流动之中，一次性缴纳税款可能会有困难，拜登提案允许富裕家庭将未实现收入的初始补足款分摊到九年内，而以后新增的未实现收入税款将可以分摊到五年内缴纳。

超级富豪税虽然引起颇多争议，民主党提出此案却有其原因和理由。长期以来，美国富人在出售所持有的股票和债券前，联邦政府并不对这部分资产进行征税，所以有些资产一直是在“免税”状态下悄悄增值。根据有关数据，2014年至2018年，美国25位最富有的人总资产增加了4010亿美元，合计缴纳联邦税仅为136亿美元，税率为3.4%；而同期中位数收入家庭的税率为14%。

差距如此悬殊，税率听起来又如此地不合理，民众当然深为不满。而与此同时，为解决贫富悬殊，政客和税务专家实际上也一直在讨论着应对之策。

拜登的方案可以算作对此种不公现象的回应和对策。白宫新闻简报办公室特别就此发文，指出美国的税收政策在过去奖励的是财富，而不是工作，这也导致了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简报认为，拜登的亿万富豪最低所得税将会使得美国的税收政策更加公平，同时也有助于美国在未来的十年内，减少赤字，增加收入，使美国政府在财政基础上更加稳固。

赞成者半，反对者半

民主党诚当为此雀跃欢呼。包括伊丽莎白·沃伦在内的民主党激进派认为，美国最富有的个人，如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索斯，由于没有太多实际收入申报，只需缴纳很少或根本不用缴纳所得税，而这些超级富豪通常可以获得以资产价值为担保的贷款，为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融资。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恩·怀登说：“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会计说，‘确保我不赚任何收入、任何薪水。’然后他们又说，‘确保我能买、能借。’几年前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现在人们对此很感兴趣。”

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常常听说的，有些富人不拿或拿极少薪水的原因。

沃伦在之前竞选总统时，曾以她所提出的财富税而闻名。她提出应该对5000万至10亿美元的家庭和信托资产净值征收2%的年税，对10亿美元以上的家庭和信托资产净值征收1%的年附加税，或总的3%。对此，拜登此前基本持回避态度，更支持提高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对资本收益和房产增税、提高公司税等传统做法。此次拜登提出亿万富豪税方案，沃伦不禁大加赞赏，认为这将解决她自己的计划所引发的一些宪法担忧，因为一些共和党人批评她的计划是在违反宪法攫取财富。沃伦赞扬道：“一些人想就我的提案提出宪法问题，而总统相当优雅地回避了这些问题。”

但并不是每一位民主党人都对此持赞成态度，民主党的中间派参议员乔·曼钦就反对这一计划。曼钦认为，这将开创一个不好的先例，即对一项资产在实际出售和转换为现金之前的理论增值征税。“你不能对没有挣到的东西征税。挣到的收入才是我们征税的基础”，曼钦的理由相当明确而简洁。

共和党理所当然地反对拜登的方案。参议院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持有同曼钦相似的观点：“我们的税收政策一直有一个原则，必须先收到收入才能征税，这完全破坏了这一原则。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税务专家们总体来说更喜欢拜登从前的态度，即只有当资本收益被实现时才对其进行征税。保守派和其他法律学者认为，对财产（即未实现收入）而不是收入征收所得税，可能存在违宪问题。一些税务和金融规划专家也警告说，拜登的提议将很难实施，并将对富人造成巨大的税收打击。

最为关键的是，人们认为权力是掌握在富人手中的。如果国会予以批准，富人可能会提出法律挑战。富人也会进一步动用游说力量，以影响拜登的政策。更致命的是，立法者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大多财力雄厚，两院因富翁聚集而被人戏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让富人拿自己开刀，可真是有点天方夜谭。

税收及累进制税收

如果税收制度的唯一目的是增加收入，那么它可能会很简单。但它还有其他目标，包括公平、效率和可执行性。它的根本特性是重新分配财富资源。长期以来，美国国会正是利用税收制度影响社会政策，并为特定群体和行业提供福利。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完全拒绝征收所得税，不得已而为之时，则强调需要统一和平等地保护所有公民。美国宪法如此规定：“所有的税、关税和消费税在整个美国都应该是统一的”，所以早期的所得税税率是统一的。直到1913年，美国才开始引进累进制税收。

累进所得税原则是，赚的越多，必须缴纳的税款的比例就越大。今日美国的整体税收制度是累进的，收入更高的人不仅要缴纳更多的总税，交税税率也应更高。累进税广受欢迎，尤其是低收入的民众，因为这将纳税负担转移到了最有可能纳税的人身上。

税收政策对不同种类的收入规定有不同的税率。政策给予某些收益以优惠，有时会导致高收入人群的纳税税率低于低收入的人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长期资本收益的优惠税率有时会导致富裕纳税人支付的总税率低于中产阶级。

早期的政治家抗拒所得税，对于累进制则更加抗拒。第四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认为，如果国会能够对一组公民征税，并将福利授予另一组公民，那么“党派精神”将占上风。而内战期间由林肯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费尔德更是预言：“一个很小的累进税将会成为日后更多更狂暴税收的基石，直到我们的政治博弈演变成穷人对富人的战争。”

确实，税收政策很快成为政治家手中的武器。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以萧条和战争为借口，永久性地扩大了所得税。胡佛执政期，最高税率从24%提高到63%。罗斯福则更将最高税率升高至离谱，先是提高到79%，后又提高到90%。他曾说：毕竟，税收是我们为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享有会员特权而支付的费用。1941年，罗斯福甚至提议所有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实行99.5%的边际税率，尽管未被国会批准。

罗斯福无疑成为第一位大规模实践麦迪逊所说的“党派精神”的总统，他也充分诠释了菲尔德所说的“ 穷人对富人的战争”。随着大幅累进所得税的实施，罗斯福利用联邦财政部奖励农民、银矿工人，以及拥有大量选票的田纳西河谷的南方人。这一切，尽管是出于同情，有着良好的初衷，却也为他自己在日后赢得了大量的选票，可谓公私兼顾。

新税收方案恐会夭折

有必要通过一些数据，来了解一下美国的财富分布和缴税现状。

美联储的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47%那部分人不缴纳所得税，收入前1%的那部分人缴纳税款占全部税收的39%，前10%的那部分人，缴税占71%以上。

另一方面，最顶层1%的美国人，其总净值为34.2万亿美元（占美国家庭财富的30.4%），而最底层50%的人口，其总净值仅为2.1万亿美元（占所有财富的1.9%）。

法国经济学家祖克曼的分析指出，最富有的0.01%，大约18000个美国家庭，其财富超过了镀金时代的财富水平。这些家庭如今拥有美国10%的财富。相比之下，在1913年，最顶层的0.01%拥有9%的美国财富，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比例仅为2%。

与此同时，美国现时的税率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年代，以至于美国成为当今全世界的避税天堂。

尽管那些最富有的人群也缴纳了最大份额的税额，这仍然是一个贫富日益悬殊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拜登的新税收方案听起来格外地激动人心，并且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即便如此，拜登的方案大概率不能获得通过。不仅是共和党人均持反对意见，民主党的一些成员包括上面所说的曼钦，也对此持表示迟疑或不赞成。

总体来说，拜登的方案，在现实中实施起来可能遇到的阻碍要远大于人们的预想。未实现收入的税收计算无疑会给原本已是复杂繁琐的税收法则带来更多的麻烦，虽然技术上的难题自有无数聪明绝顶的税收专家予以解决，但是目前美国国税局人员的极其短缺却是不争的事实。2021年，无数家庭收到了来自联邦税务局支付的利息，原因是国税局未能及时向那些应该收到退税的家庭支付退税，这表明国税局的工作是如何的置后。事实上，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家庭尚未收到2020年应得的退税，意味着国税局仍然存有难以置信的积压事务，而且，我们仿佛仍然看不到这些积压事务何时能够得到解决。

财政赤字向来是美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之前的几任总统都致力于解决。拜登政府的愿望值得尊重，不过向富翁征收未实现收入的所得税，难免有寅吃卯粮、杀鸡取卵之嫌。当这些未实现收入的税额终于交齐，政府将会无从继续获取额外的收入。而当这批未实现的收入终于实现之时，政府在事实上就会缺失了一笔本应该在那时获得的税收。不仅如此，当未实现收入数值下降之时，原本缴纳的税额是否应该退还？或者交完税款的收入，是否会抽出市场而对其时的经济造成伤害？

估算起来，马斯克目前未实现收入的税额高达500亿美元，贝索斯可能高达300亿美元。坊间流传有一则笑话：我们是应该把500亿美元交给马斯克，让他再搞出一个星链呢，还是应该把这笔巨款交给政府，任由他们胡乱花费？

与此同时，如何让富豪们在没有如此巨大现金流的情况下缴纳这笔税款而不影响市场，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这些可以预料的后果，如果不加以考虑，显然失于仓促和不妥。

从另一方面来说，未实现的收入数额确实巨大，不过因为属于企业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那些巨型企业，这部分的资金事实上在其领域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一方面解决了庞大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财富正在用于创造新的财富，在科技的研究及开发方面，作用尤其非同小可。这完全不同于用于个人的支出或挥霍。被视为冒险家乐园的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正是由于较少受制于各种限制，尤其是税法税收方面的限制，才显得生机勃勃，随时随地涌现出新兴的企业和新观念。向未实现收入征税这样一种颠覆性政策，会在现实中扼杀多少蓬勃生长的企业和思维，显然不难想见。

拜登政府试图让人们天真地以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不会随着税收政策的改变而改变。这有点像是要在每天车流量稳定，而原本不收费的高速上收费，简单地以为车流量乘以过路费就是高速公路的可得收入，却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形之下，有多少车辆会绕道而行，又有多少车辆会因此而减少出行。同样地，拜登的新税方案之下，那些商业和金融富豪们一定会据此来调节和改变其商业行为。这种改变不一定是出于富人们的本意，但一定是出于资本的本性，因为资本永远是趋利避害的。

所有上述论述，都不是反对拜登新税收方案的最关键原因。反对其实源自于一种恐惧心理。人们对于这一方案感到忧心忡忡，既是认为这有违美国宪法，也由于这样一种颠覆社会规则的方案一旦予以通过和实施，一种社会的底线就可被跨越：私有财产可以被任意处置，政府的权限会越来越大，贫富之间立场的对立会更加加剧。人们尤其担心这种政策有一种向下辐射的趋向。可以想见，一开始是向亿万富翁增加税额，待到政府的支出仍旧难以为继之时，则可能会向百万富翁们增税，最后则是面向普通的中产阶级。这些顾虑虽有杞人忧天之嫌，但是底线的失守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民众在决定自己命运之时的溃不成军。

人们的忧虑其实不无道理。一年以前，耶伦谈论征收未实现收入所得税之时，人们一面嘲笑，一面抗议。然而这个听起来荒唐又荒诞的方案，在一年多的酝酿之后已经付诸书面，速度之快远超过人们的预想。一叶落而知秋至，方案虽难获得通过，但是人们大概已经预感到秋天将至，冬日也快来临。

醉翁之意仍在中期选举

如果新的税收方案能够得以实施，拜登政府预期，在今后的十年里，可以由此获得3600亿美元的税收。这一数据虽然让人心动，但在美国2023财政年度5.8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之中，却只占区区的0.62%，这对于解决美国的财政困境，提升美国的经济，所起作用实际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毫无疑问，拜登新税方案的政治意义远大于财政意义。今年年初，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曾经警告民主党，如果再不采取积极措施并付诸行动，民主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恐怕会一败涂地。今日美国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拜登治下自然也没有得到多少解决，有些问题甚至变得更为严重。城市犯罪、供应链短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等社会及经济现象，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更影响到选民们的情绪，尤其是那些深受经济萧条影响的贫穷区域。民主党的民调处于历史低点。民主党急需采取某些行动，既给民众以信心，又能够让民众的注意力和情绪得到分散和解脱。

拜登应该也知道他的税改方案完全不可能获得通过，因为要对财产而不是收入征税，不仅执行成本很高，也很难产生预期收入，更会导致资本外逃。然而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选情堪忧，拜登急需找到激励党内活动人士、吸引选民支持的办法。而白宫此时呼吁向富人增税，旨在通过“融资”提振国内政治议程。所以，即使国会并不可能批准此提案，拜登还是需要努力摆出姿态，迎合党内激进派，以推进其他国内议程，为岌岌可危的中期选举找寻一线生机。

与此同时，陷入停滞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谈判或有可能得到恢复。这是拜登政府继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约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后，推出的第三项关键经济立法，但因遭到民主党温和派反对而未获参议院批准。眼下，拜登需要拿出为其巨额支出计划增加收入的办法。在提高公司税、提高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等提议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拜登的“融资”选项所剩无几。

向富人们增税之举具有诸多益处：几千亿美元的税收数额，无疑是一幅迷人的愿景，既庞大又美妙，足以让一般民众欢欣鼓舞和肆意想象，更能够让民众多多少少地平息心中的怨气。这个世界发展是如此地不平衡，富人们好像拥有魔力一般地赚着越来越多的金钱，其迅速积累的财富足够颠覆许多小国的国家政治。而另一方面，贫穷的人们一日做着数份工作，却仍在为住房、子女的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而愁眉不展。即便是拜登的新税方案无法通过，从某种角度来说，“向富人们征税”依然是一句响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它诉诸贫穷选民的困境，诉诸善良义士的情感，更诉诸富人们的良知。本世纪以来，美国商业及金融帝国的巨头们，包括索罗斯、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曾不止一次地致信总统，要求向富人们增加税收，因为低于普通人及他们雇员的税率，使得这些富人们深感良心上的不安。

拜登的这一方案，其关键并不在于公平与否，而在于道德与否。在疫情发生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凋敝的商业和慵懒的人群，亟须一种兴奋剂来焕发激情。所以是否能够通过新税方案确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能够让一众选民集结到民主党的麾下，为公义和平等而战。

民主党崇尚社会公义和平等，关注穷人边缘人及所有的弱小群体，其道德理念传承于遥远的法国大革命的先烈们。然而民主党是如此地痴迷和执着于道德的崇高，对于穷人的同情和关注（或者如民主党自己所以为地那样），使得他们对富人常常持有一种仿佛是天生的敌意。民主党的一系列措施仿佛也均以此为出发点。于是，向富人们增税——这种杀富济贫，罗宾汉式的口号，不断地出现在民主党的考虑和政策之中，成为民主党几十年来挥之不去的情结。

撇开党派之争，民主党的这种“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行事风格，用于社会实验，其害也许远大于利。民主党擅以良善初衷来忽视或掩盖依据此种愿望而行，可能出现令人失望的结果。政治家们固然希冀通过向富人们更多地征税来解决问题，然而社会问题如此地复杂和根深蒂固，远非增税就能解决。而历届前任总统们，也早已在这种尝试中屡屡地败下阵来。

里根总统曾说，我们有上万亿美元的债务，是因为我们花费太多。肯尼迪也如是说：今天的税率太高，税收太低，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从长远来看，提高税收的最合理方法是降低税率。

时世纷乱，天下英雄同出而谋大略。11月的中期选举到来之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正使出浑身解数，在仆仆风尘之中冲出一条路来。

（作者系财税专家，现居美国亚特兰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