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四五月间，是洋槐花开的时节。道上走着，冷不防相遇，那种直透心脾的浓郁味道，经久不散。只是这香味儿浓随浓，但却不腻，始终是清淡的。花色纯白，花蕊的部分却透着点儿明黄。一挂一挂，风吹过，荡漾起来，像一串儿舞动的花灯。走在树下，心却安定了。

槐花能吃，这是打小就有的记忆。槐花拌了少量的面蒸，这是最常吃到的一种风味。出了锅的槐花疙瘩，花香犹在。吃起来清清爽爽的，似乎并没有特别的味道。槐花性凉，可入药，据说有清热去毒的功效。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劝小孩儿吃，就说对身体好。偶尔家里蒸米饭，也有点几朵儿槐花的。还见过人家泡槐花茶，我试过，其实也喝不出什么感觉。

妈喜欢吃野菜。苦菜、苜蓿，小蒜（一种长得像野生蒜的植物，蒜头很小，陕西人叫小蒜，学名叫做紫花地丁）、灰条、洋槐花，都是她的最爱。让我惊奇的是，她总能找到它们的踪影，无论是在陕西农村，当初的西北小县，还是如今寸土寸金的北京城。早些年，奶奶还在。每次妈去捋槐花，奶奶都跟着。等到进了家门，妈将满满一布袋的洋槐花在客厅里摊开来，放一个小板凳，接下来的一道活计是奶奶做的。她要将混在其中的树叶儿和飞絮杂草择出来，再用凉水过一遍，就可以拌面上蒸笼了。拌面的时候要加一点儿碱面，这样蒸出来的花菜软和，还能保持原色。择槐花我们多半觉得闷，帮奶奶择一会儿就借故溜了。奶奶也不恼，不紧不慢，把择好的槐花放在茶几上。不时还跟妈说笑几句。不知道为什么，她穿一件浅蓝色外杉，布满皱纹的脸上挂着淡淡笑意，用围裙兜起一堆间杂着绿叶儿的白色槐花的样子，我始终记得。

第一次跟妈一起捋槐花，是爸走后那一年。也是5月吧，跟她一起走过小区东边的公园。她带着我在公园里转来转去，几个弯转下来，远远地，嗅到那股清淡持久的香味儿，紧接着就看到那一挂挂的白色花朵，不等我说什么，她就径直过去了。站在槐树下，望着满树的槐花，她苍白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血色，笑了。她的神情依然有些恍惚，但分明是笑了。

以前我在省城的时候，也爱吃槐花，那时候咱们院子里没有槐树。你爸上班的那个美术学校，院子里有几颗老槐树，那些槐树高啊，槐花都开在了屋顶上，够不到，你爸就爬到屋顶上给我捋——拿回来满满一麻袋——他自己可不吃，我们自己哪里吃得了，咱们自己留了一些，其他都散给周围的邻居了。我和你奶奶把槐树择干净了，拌一点儿面，蒸上了，也不要十来分钟，就可以吃了。吃的时候可以放一些醋和辣子啥的——其实什么都不放也香得很呢。一顿吃不完，我就把它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

可是今年没有人给我摘了，说着她眼圈又红了。

我说，我给你摘么——你看看这一片槐树林，我们摘的时候，我爸也就在悄悄地帮我们摘呢——你还别说，我爸还挺能爬的么，房顶那么高也怕的上去。我使劲笑着，问她，你啥时候发现这一片槐树林的呢？

在那之前，我从来不记得有这片槐树，或者也曾经从槐树下走过的，只是没有往心里去。当初买房，销售员是用电瓶车载着我，在公园里转了好几圈的。那会儿公园还没有成形，只堆了几个小山包，小山包上种了树，还是小树苗。只靠近围墙的一边开了一条小路，铺着青砖。挨着围墙一溜儿的树都是老树，杨树很高很直，间杂着还有几颗柳树——我想不起是否有槐树了。我买这个小区的房子，多少跟旁边的公园是有关系的。只不过真把家搬过来，就很少去公园了。虽然还是会跟旁人说，我家旁边有个公园呢。

爸妈和奶奶来北京，是在我买房不久。我和妹妹几次叫他们来看看，他们终于应了。爸妈本来只打算小住一段，看看我们这边的环境就回去的，妈看到我和妹妹一天吃无定时，总觉得我们是在“混日子”，她大为不忍，跟爸絮叨了几回，说什么也不肯回去了。爸只好依了她。从此妈安心地守着我们的大后方，每天买菜做饭。妈常带着奶奶去公园，有时候是跟邻居阿姨一起。她喜欢公园里的花花草草，更喜欢公园里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恐怕没几个城里人能叫得上名字的野菜。每年开春入夏，她和奶奶去公园，都能捋一兜子野菜回来，苜蓿和灰条都可以做菜馍，苦菜凉拌更好一些。陕西人吃小蒜，像韭菜一般的叶子可以凉拌，蒜头就当蒜吃。这几年，每年夏天，老家的晚辈都会给妈寄几包小蒜。

那时候爸不常去公园。来北京前的一年他就退休。没休息几天呢，自己不愿闲着，在省城一家民办的美术学校当挂名的副校长，校长是一个相熟的后辈，爸主要是帮着管后勤。他跟年轻的校长和一帮半大孩子相谈甚欢，动辄请校长两口子和那些美术生来家里做客，招生季节还坐火车或长途汽车跑到下面的县城帮着拉学生。不管拉多少学生，他一分提成也不要——他说了不为赚钱，不过乐在其中。所以，他压根就没想在北京呆多长时间，他想做的事情还多着呢。在北京，爸很烦闷，总是一幅想要逃开的架势。我们和妈劝他安心呆着，他只是摇头。有几回我们看着他跟小区外面店铺的老板搭讪聊天，没几天他跟我们商量，想开家小店——仔细算过了，成本不高，还可以搭着卖电话卡什么的。后来那家民办学校的校长联系他，他又跟人家商量，想在北京办个分校。反正，他觉得自己还能做许多事，不该像个老人一样呆着。有一年，过去单位的同事来北京出差，顺道来看他，吃完饭，爸妈带那位同事闲逛，走到公园，那个40多岁的男人大为感慨，说，如果我家门口有个公园，我一天得来好几回。爸不以为然，说，这有啥好逛的——在他心目中，遛遛弯，养养花，写写字，打打牌，那种标准的老年生活似乎跟他是无缘的。

早几年，从小区到公园，要经过一片废弃的厂区。厂区无人值守，只一道平时不上锁的铁门。厂区也有槐树，大个的三五棵挨着一起，一簇一簇的枝桠，紧靠着那些老槐树，很像一个槐树家族，老老少少。妈说，你们不知道，前年我脖子上做手术，当时我不想去医院，你们硬要我去。你记得中间不是过五一么，我们跟医院请假，回家过的五一。我其实还是有些怕做手术的，回医院的前一天，下大雨——雨怎么就那么大啊。我一个人跑到这边来——那天挺怪的，大铁门还有值班的。我跟值班的小伙子说好话，央他让我进去捋点儿槐花，那个小伙子挺好的，让我进去了。我一个人捋了好多槐花，回家自己拌面蒸了，吃了那一顿，第二天我就放放心心地去医院了。第三天就做的那个手术。

我记得，妈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甲状腺结节，爸跟我们说不要大意，我们带着妈跑了好几个医院，医生说，这种情况多半是良性的，恶性的几率不大。医生的结论，可以保守治疗，不放心的话也可以手术，要家属自己决定。商量来商量去，我们劝妈做手术。

妈说着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泛着奇异的光彩。我从手术室里出来，你爸趴在我耳朵边跟我说，良性的，我那会儿麻药的劲还没散，只记得他的声音很轻。槐花每年都会再开，可是人走了，怎么就再也见不到了呢？人怎么比草和花还要脆弱呢？她问我，也像在问自己。

爸终于想通，大概是在那之后吧。他不再吵吵着要回去，也不再动心思在北京城里做个小生意什么的了。他开始安定下来，学画画，练毛笔字，侍弄小院里的花花草草。有事没事，妈叫他的时候，他也能背着手相跟着去公园溜一圈了。小区有老年人活动室，他就此认识了几个能说得上话的牌友。盛夏的某一天，他从外面回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宣布，他要去练拳了。公园有个老师傅带着大家一起练，他是主动跑过去问人家收不收像他这样的徒弟的。早几回妈曾叫爸到公园练练太极，还给他买了太极剑，只是爸嫌太极动作慢，说什么都不去。现在是他自己愿意。说好要做一件事情，他就认了真，要妈给他缝了剑袋。从那时起，寒暑不论，他每天很早起床，像个小学生一样，背着自己的宝剑，准点儿跑去公园练剑了。春节的时候，他几乎已经能够很完整地练下一路拳剑了。他要妈给他买一身对襟的练功服，等到开春了，他要跟着师傅和伙伴们一起给大家伙儿表演呢。

妈说，后来经过公园，她都不会走靠北边那条路。当时老师傅教拳就在那边的空地上。有一回大雾，她找不到爸，就站在路口大声喊我的名字，喊了几声，就听见爸应着，一会儿从树和雾霾中间走过来，直着腰板，背着他那把剑。从那路过的时候，她总觉得爸还会走过来——不敢想呢，她说。

有一阵，那片废弃的厂区里除了齐膝高的荒草，就是这些无人问津的槐树了。后来厂区变成了工地。起初，隔着围墙，勉强还能看到槐树披散的枝叶，再后来，不断长高的楼群遮盖了视线，就再也没有谁记得那几颗老槐树了。只是公园还在，公园里那几颗老槐树，树龄大概有几十年了。花开花谢，几年下来，沿着公园墙根的砖头路，竟也蔓出了小小一片。

那个下午，我们摘了很多的槐花，回到家里摊开了在桌上，一桌子的清白，微微泛一点儿绿色。奶奶安静地坐在桌边，一点一点拣，把那些混在其中的树叶和杂草都摘干净了，枝条也拣出来，把剩下的花儿洗好。然后，拌面搭锅，座水，打火开蒸。因为一顿吃不完，母亲把蒸好的槐花冻在冰箱里，吃了好几个月。

从那时候起，每年都会跟妈一起捋槐花。不记得是第几个年头了。妈还到过更远的城乡结合部，她发现那里也有很多槐树。去年妈自己做了一个钩子，绑在竹竿上，这样高处的槐花也能捋下来了。槐花一直是拌了面蒸着吃，近些年妈更喜欢清淡的味道，她喜欢用更少的面来拌槐花，也不再放各种作料——她觉得这样吃着更解馋。不管哪样吧，在我心目中，槐花的香味从来没有变过。

现在，又是槐花盛开的季节了。

文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