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文 推动共同富裕，一定是按照要素报酬进行分配。按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边际贡献进行分配，既要承认劳动的风险，也要承认技术、管理、知识、资本、数据等等的贡献。要正确认识企业家对财富创造的贡献，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既是企业的出资人，也是企业的风险承担人，也是创业创新者，同时还是管理者、劳动者。只有企业家拼命的继续创新创业，才能带领着企业员工利益相关人实现共同富裕。

为了推动共同富裕，在一次分配中，一定要注意减少某些要素获得稀缺性的超额报酬，比如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资本已经不稀缺了，但是因为金融供给约束，所以老百姓存到银行里的钱利率比较低，企业拿到贷款的利率比较高，金融部门获取了超额的资本报酬。大家看一看过去几年我们每年的企业利润总额中，金融企业占比确实是太高了。由于垄断、管制、专营权所造成的超额稀缺性的要素报酬怎么降下来？这是我们实现一次分配里面共同富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土地部门也有这个问题，土地也贡献价值，但是因为垄断，因为人为的制造稀缺，土地部门也获得了超额的要素报酬。如果把金融部门多得拿回来，把土地部门多得拿回来，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知识者就可以获得更多，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总之，一次分配领域关键是按要素报酬分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某些要素，尤其是过去几年的金融部门和土地部门获取了超额的要素报酬，未来应该纠偏。

实现共同富裕，在二次分配阶段应该与稳消费结合起来。所谓二次分配就是财政的转移支付。过去一直把大量的财政收入用来搞投资，这个是正确的，在特定的阶段，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阶段必须得重视投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后城镇化阶段，确切的说到了后基建时代。现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55万亿，未来10年以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到底是变成80万亿还是变成30万亿？这是我们决策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如果按照传统决策惯性，一搞稳增长就去搞投资，假设每年投资增长5%，从现在55万亿再增长10年就可以到每年80~9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0年以后，比如说2032年我们每年需要80万亿的投资吗？十年后的到2032年GDP是多少？如果按每年4%~5%的增速，10年以后GDP总量大概在150万亿到180万亿，按照一个后工业或者后城镇化的国家来看，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概占GDP的比重20%，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包括印度，他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20%，如果那个时候中国GDP在150万亿到180万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20%，那就是三、四十万亿，从现在每年55万亿，下降到三、四十万亿，那以后很多年投资应该是负增长，不可能再人为的扩张到80万亿、90万亿。

我们很多的决策部门没想清楚这个问题，一提稳增长，就稳投资，大规模的找项目，哪里有那么多项目？以前搞投资，既形成供给，又形成需求，现在再继续靠稳投资来做抓手稳增长，就是既带来亏损的项目，还带来巨额的政府债务。

后基建时代，我们宝贵的财政资金应该用来稳消费，给中低收入者发钱，才能既能够稳增长，还能够促进共同富裕。

2020年疫情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面，美国给他们的居民发了一共2.93万亿美元，折合差不多20万亿人民币，所以美国的消费需求起来了，经济增长到去年四季度是7%，创了历史的新高。我们按照过去的决策习惯和决策惯性把稳增长的钱都搞投资项目去了，到不了老百姓手上，有人认为给老百姓发几万亿钱是“打水漂”了，这是错误的。只有把钱发到老百姓手里面，形成最终消费，才能够促进内循环，促进双循环。

假设给中国的6亿中低收入者发6万亿人民币，一人发1万元，你说消费能不能起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好？但是我们在决策观念上还不习惯、舍不得，我们搞项目、搞投资可以，稳消费现在还需要相应的观念和机制转变。结合当前情况，在二次分配领域转移支付要大规模的向消费者倾斜，向中低收入者倾斜，向民生倾斜，而不是再刻舟求剑继续搞投资，这样才既能够稳增长，又能够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还要促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现在有4个亿的中等收入群体，如果每年增长2000万人，15年后可以增长到7个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怎么促进中等收入群体？除了提高工资性收入，提高劳动报酬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高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后工业时期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中国差不多2亿的股民投资者，还有上千万基金投资者，这2亿多的股民和基金投资者背后是5个亿的家庭成员。股市下跌对中产家庭而言，是实实在在的购买力下降。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所有的家庭工人农民都有自己财产，财产性收入已经是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一定要重视推动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才能真正的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