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图虫网）

刘丹亭/文

金属板

1994年7月，法国战地记者、作家让·哈茨菲尔德来到刚果城市布卡武，他看到，数十万胡图族流民潮水般从卢旺达涌来，和他们同来的还有难以计数的金属板。这种建造屋顶用的金属板在卢旺达是硬通货，房子、牲畜、酒都可用其计价。路边、村子里、营地周围，胡图族出没的地方，它们装满各种运载工具，而最强壮的人扛着金属板前进，身体被压得几乎对折起来。

很难想象，这些处境悲惨、走投无路的胡图人，刚刚制造了一场大规模种族灭绝，金属板多数是屠杀的“战利品”。1994年4月初到5月中旬，胡图族民兵组织和平民屠杀了超过80万卢旺达国民，死难者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图西人，也有少数不肯参与杀戮的胡图人。他们几乎都死于原始的砍刀和棍棒之下，卢旺达人口锐减八分之一，超过90%的图西人被杀害。

卢旺达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大屠杀发生前，来自发达国家和联合国的白人不约而同地逃离了这个国度。整个世界都放任卢旺达沉入血海，在漫长的40多天中，只有疯狂砍杀的胡图人和四散奔逃的图西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全都陷入缄默。让·哈茨菲尔德一次次重返卢旺达，试着理解沉默，掘开沉默。他花费十余年，把能收集到的话语和事实拼凑起来，写成了“卢旺达大屠杀三部曲”——“赤裸生命”，“屠刀一季”和“羚羊战略”。“三部曲”汇集成一部厚重的大书，《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大屠杀的记忆》。幸存者和杀戮者的话语构成本书的主体，其中承载了太多令人不忍卒读、膛目结舌的真相。就如图西族幸存者所言：“大屠杀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范畴。”

《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大屠杀的记忆》

 [法]让·哈茨菲尔德/ 著

 龙云  孙旋/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年3月

孤独的幸存

“大屠杀”的背后不是一个数字，而是重复了80多万次、超过人类想象极限的折磨和凌辱。大屠杀后，让·哈茨菲尔德在卢旺达的尼亚马塔地区寻找愿意和他接触的幸存者。这个地区原有图西人近60000，幸存者仅5000人。在杀戮中，活下来的图西人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聚在某个隐蔽处过夜，等待再次躲藏。他们悄无声息地扎入被鲜血浸染的泥浆，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漫长的40多天，他们每分每秒都在极度惊惧、绝望和哀痛中度过。他们不再祈祷，不再想活着。

相对于具有强烈作证和讲述欲望的战争幸存者，图西族的幸存者毫无发声的热情。他们解释沉默是因为“感觉被边缘化了”“无法再信任他人”“自己被彻底毁了”，或为自己活着的事实感到不安或者自责。因此，《与屠刀为邻》中记录的幸存者证言尤为珍贵，这些证言常常是通过多次拜访得到的，幸存者的讲述会因心境的微妙改变而不自觉地展现记忆的不同侧面。

首先在书中露面的，是脑袋上有一道刀疤的小学生卡修斯。他的家人都死于屠杀。1994年4月6日，时任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飞机失事。此前的几个月，广播和报纸大肆宣传图西族的卑劣，仇恨的种子已发芽。胡图族总统的遇难，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一夜之间，胡图人自然而然地向着图西族的邻居、同事和好友挥舞屠刀。当时，卡修斯去姐姐家避难，杀戮追随而至。他和姐姐躲入尼亚马塔教堂，教堂里有5000多个图西人。三天后，胡图人向教堂投掷榴弹，冲进教堂用恣意砍杀。卡修斯和姐姐失散了，他被锤子砸伤，所幸有人把他背到丛林里。很快，胡图人带着狗追踪而来，并将他砍伤。他用手抠出伤口里的虫子，熬了下来。一位女士救了他，给他敷药、疗伤。她的善行被胡图族丈夫发现，他一刀刺死了她。

因为头部受伤，卡修斯认为自己无法正常学习、生活。大屠杀后，他唯一的爱好是去教堂，盯着受害者遗骨一连看上几小时。（大屠杀期间，几千位死难者的遗体一直留在教堂里，连最暴戾的胡图杀手也不敢接近。）卡修斯觉得只有在教堂才感到平静。他不断回忆屠杀中的一幕——一位熟识的邻居，打人打到浑身是汗。卡修斯说：“我觉得他没法再活下去了，因为对于一个曾经挥舞大棒疯狂打人的人来说，他的所思所想只剩下了他杀过的人以及他是如何杀掉他们的，而且杀人的欲望永远也不会离开他了。在教堂屠杀中，我看到残暴可以取代温良，迅速占领人心，比疾风暴雨还快。这个痛苦的焦虑让我备受折磨。”

很难想象这话出自12岁的孩子之口。难以承受的痛苦和濒临死亡的体验剥夺了他的童年。尽管接受了采访，但他不认为痛苦能被理解：“无论白人和黑人，都无法完全相信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只会接受零星的真相，忽略其他的。即使在我们国家，当听到别人描述我们未曾亲眼看到的屠杀时，我们也依然会感到震惊。毕竟大肆屠杀图西人这个事实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理解范畴。”

让内特是一位17岁少女，大屠杀伊始，她的父亲和哥哥们被杀害，母亲带着三个女儿东躲西藏。一天，母亲被捉住，她把钱递给刽子手，希望求一个痛快。但刽子手砍断了她的手脚，抢了她的一切。傍晚，让内特从藏身处出来，喂给母亲一点水。第二天清晨，她扔下母亲，继续去躲藏……母亲挣扎了三天才去世。后来，让内特总是梦到那一幕，她无法庆幸新生，“死亡不再威胁我们，但生活还在折磨我们。……说实话，我觉得生活让我太不舒服了……”

25岁的弗朗辛对让·哈茨菲尔德说：“我觉得，在那些曾躺在沼泽地里逃生的人和从没有这个经历的人之间，将会存在一道理解上的鸿沟。”她的经历展现了恐惧和绝望如何抹煞了人性的感情：“我和我的未婚夫重聚了。于是我们一起逃跑，路上也会互相对视，但不再感到亲密。我们感觉彼此之间特别疏远，无法说出心里话，也没有合适的方式接触对方。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碰巧遇到了，但这对两个人来说已经无足轻重，因为彼此首要的事情都是让自己活下去。”弗朗辛后来和未婚夫结婚了，但她一直觉得这种结合很奇怪。他们的生活轨道完全被打断了，为什么婚姻可以按照既定轨道发展下去？

在这些幸存者身上，我们看不到幸存的喜悦。对他们而言，生活已结束，生命的意义和确定性消散无踪。余生的每天，他们注定担惊受怕，并背负大屠杀的悲痛、绝望和耻辱。一位幸存者说：“当我平静的时候想到大屠杀，我会琢磨该把它安放在生命的哪个地方，但我没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困扰幸存者的，除了记忆，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几乎每个图西都会说：“屠杀是因为图西人和胡图人不一样。”他们详尽地描述二者的差异：图西人的鼻梁更挺，气质高贵，性格谦谨；图西女性更高挑。还有，图西人喜欢养牛，胡图人抱怨牛破坏了庄稼。

差异同样也被胡图族挂在嘴边。但是，让·哈茨菲尔德看不出两个民族外貌上的差别，二者的生活方式也并非迥然不同。并不是差异创造了恨，而是恨让人们看到了差异。将同胞贬斥为非人，用差异证明恨和暴行的合理性，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可悲的是，大屠杀结束后，“非人”标签仍无法从幸存者身上除去。他们的哀伤，他们的困境让这个标签更加醒目。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胡图族中参与大屠杀的主要是青壮年男性，但所有图西人，无论男女，从婴儿到老人，都被驱赶进屠杀中。每个活下来的图西人，都遭受过折磨、目睹过杀戮，他们不可能忘却，不可能割断和大屠杀的联系；而与此同时，任何胡图人都可以轻松地说：“我没参与，什么都没看见。”

宽恕必然降临

1994年，在前往刚果难民营的路上，让·哈茨菲尔德第一次与杀手的眼睛对视。他在森林小路上遇到了一伙胡图族联攻派民兵，便坐下和他们攀谈。突然，其中的几个人站起来，手握砍刀，围攻他。让·哈茨菲尔德及时躲进了车里。砍刀不断落在车身上，民兵的眼睛刻入他心里。“那些眼睛发出疯狂和死亡的光芒，”他写到，“经历过战争的人讲述说，杀手的目光比死者的目光更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当他开始与大屠杀凶手对谈时，却从未在哪位凶手的眼里看到那种目光。他们非常正常，似乎都为过去的经历惊诧和迷惑。

让·哈茨菲尔德的采访对象是一个关押在里利马监狱的胡图族小团体，小团体中有十几个人，他们从前就很亲近。让·哈茨菲尔德去采访时，遭到很多犯人的抵触，只有这个小团体愿意接受采访，因为只要他们配合，就可以得到一些“特权”。

小团体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位，是约瑟夫-德西雷，曾经的镇联攻派民兵头领。他被指控领导和策划了一系列大屠杀行动，被判处死刑。约瑟夫-德西雷曾积极主动为大屠杀献计献策、毫不手软，可面对死刑仍十分焦躁。他后来被改判无期徒刑。

让-巴蒂斯特，过去是公务员，被开除后回乡务农，太太是图西人。大屠杀伊始，他为了保全妻子表现得格外积极，并逐渐体会出屠杀的乐趣。他被判刑15年，但只服刑8年。妻子对他不离不弃。

利奥波尔在屠杀中义无反顾，事事当先。被逮捕后，他仿佛听到了上天感召，开始忏悔罪行，揭露同伴，歌唱圣歌。这一番表现令他仅获刑7年。让·哈茨菲尔德不认为他在表演，他就是一个不假思索、紧跟潮流的人。

让·哈茨菲尔德的采访是一对一的，一开始，凶手的发言遮遮掩掩，他们很难用第一人称讲述罪行。但当人称换为“我们”时，他们便不再抱有否认的态度，可以畅所欲言。（“给他一个面具，他就会告诉你真相。”）凶手们也很少用“种族灭绝”来定义自己的行为，相反，他们会选择军事化的语言，比如“打响了可怕的战役”“用砍刀作战”等。“所有人都想躲在淡化的表述后……”让·哈茨菲尔德如是总结。

汉娜·阿伦特将“普通人”参与纳粹屠杀的行为定义为平庸之恶，但卢旺达大屠杀更难解释。在历史上，时常会有人在国家的宣传攻势和强硬纪律的重压下变得盲从；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人类的精神会被摧毁，互相忙于出卖和告发。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驱动人们唱着歌、争先恐后去杀戮。图西族幸存者一再追问：为什么？明明他们可以偷懒、装样子，可他们兢兢业业。

里利马监狱的囚犯们回忆说，自己在屠杀中被民兵监视，如果不能做得像别人一样“好”，可能被羞辱、罚款，甚至受到伤害。但他们也承认，他们没考虑过拒绝，没考虑过惩罚，他们想的就是不甘人后。他们讲述如何杀死婴儿、强奸妇女，毫无罪恶感地杀害熟人，尽管他们在讲述时躲在作恶多端的集体背后，但他们当时的不以为意、满不在乎仍无从遮掩。

比起其他任何话题，囚犯们最喜欢谈宽恕。这个很少能在幸存者口中听到的词，频繁出现在凶手们的言辞中。他们说：“宽恕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它可以减轻惩罚和缓解悔恨，还有助于忘记。”他们说：“如果我被当局宽恕，被上帝宽恕，那我也将被我的邻居宽恕。”除了宽恕，他们还喜欢谈论新生活，他们认为，屠杀和复仇结束了，正常的生活将重新开始。

似乎没有一个凶手真正理解，宽恕对幸存者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当他们出狱后，这个问题变得尖锐。幸存者的生活支离破碎，老人失去孩子的供养，女人失去心爱的丈夫，孩子眼见父母被杀死，他们没有未来，生活被毁了。可那些凶手回到家里，像过去一样劳作、生活。曾经的刽子手似乎不再关心宽恕——宽恕本是一把进入新生活的钥匙，如今生活的大门自动敞开，钥匙也无用了。幸存者苦苦等待凶手们开口讲述，一切却是徒劳，他们永远缺失了最渴望的东西——得知家人如何滑入死亡。他们认为，只有死者才完整地感受过屠杀，只有他们能够将死亡讲到极致，为死亡和屠杀画上句号。

但没有谁能真正为屠杀画上句号，刽子手不能，死者也不能。大屠杀的病毒会潜伏在日常生活的任何角落，随时卷土重来。就像让·哈茨菲尔德所强调的那样，卢旺达大屠杀的骇人之处在于，参与者并不是疯子，他们过去是正常人，未来也是正常人。“在尼亚马塔教堂、沼泽地和山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完全正常的人做出的非正常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