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胡艳明  “以预期管理为核心的前瞻性指引和市场沟通等宏观经济管理“软实力”是金融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4月1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布《2022中国金融政策报告》时指出。

在他看来，从去年以来的内外部形势变化来看，需关注多方面的风险挑战，这对我国金融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通过总结过去取得的成绩和分析当前金融政策面临的复杂形势，对我们有两方面启示：

一方面，要以预期管理为核心构建宏观引导+微观响应“两位一体”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

陆磊表示，回顾历史，应对复杂局面、风险和危机的现实需求推动了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的进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人类从此迈入到宏观调控的时代，以逆周期为特征的总需求管理成为了国家宏观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的经济“滞胀”导致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管理部门也更加重视市场机制的自我稳定功能，倾向于简单化的政策规则；此时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的发展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避免要素在旧体系中反复循环，激发微观创新活力并促进宏观经济走出困境。80至90年代的美国储贷危机，推动了《巴塞尔协议》的诞生，标志着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管理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了同时强化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一系列监管改革。

从历史经验可以总结出，当代经济运行的微观决策之本质是预期，不论是30年代旨在稳定经济预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80年代旨在稳定金融机构稳健性预期的监管改革还是本世纪旨在稳定金融市场预期的货币政策框架优化，所有的政策改革都在根本上立足于预期管理。

他认为，在当前高水平开放环境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为防范跨境传染，尤其需要以预期管理为核心构建科学的宏观引导+灵敏的微观响应“两位一体”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由此形成当代经济金融管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陆磊表示，要“以我为主”推动创新理论，打牢货币金融管理工作的基础。新世纪以来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发生深刻变化，如发达国家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将现代货币理论推到舞台中央，金融科技快速进步驱动货币产品迭代创新，应对新形势新问题不能完全遵循原有理论，对科学理解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具体来说，一是立足我国实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我国金融体系具有独特性且正处于转型过程中。长期以来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正在逐步优化，近年来直接融资比重明显提升；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存量中的占比由2005年末的83%下降至2021年末的61%，同期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占比由5%上升至13%。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扩大投资、大量投入能源资源等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相应金融资源的流向也从以往的房地产、建筑等传统行业占主导转向更多投向绿色、小微和创新企业。因此，有必要基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特征和所承担的功能，形成跟得上经济结构变化的金融方法框架。二是运用好我们成功应对宏微观挑战的金融管理经验。

此外，陆磊也谈到了市场关注的金融稳定话题。他认为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安全、严控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部门的天职。一是要加快《金融稳定法》落地实施进程。出台金融稳定法是我国建立维护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能力的坚实制度保障。要在充分总结国内外金融稳定实践经验以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修改金融稳定法草案，继续积极配合立法机关推进后续立法工作，加快《金融稳定法》落地实施。

二是要加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陆磊说，设立金融稳定基金是欧美发达经济体构筑金融安全网的常见工具，如欧洲设立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盟单一处置基金（SR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美国设立的有序清算基金（OLF），英国的金融机构的特别处置机制（SRR）和德国的金融市场稳定基金（FMS）。我国要建立金融强国，也需要将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作为我国国家重大金融风险处置后备资金池和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完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资金管理和使用方式，创新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资金来源，制定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动用细则，形成与现有存款保险基金和行业保障基金相互补充、协同配合的高效金融安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