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高若瀛 北京报道 对于当下疫情的冲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说，只要能畅通起来，企业家们的难关很快就会过去。

中国首轮疫情发生之际，张亚光就对疫情下的中小企业生产状况进行了广泛调研。当时，这份调研了珠三角78家企业的报告，后来成为了决策层决策的参考。

今年的再次调研，让张亚光感觉到问题有加剧的趋势，原材料、人员成本的上升都在迅速消耗企业的现金流。事实上，当上海成为本轮疫情的震中，江苏高速一度关闭了158个收费站和36个服务区，周边省份也正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只不过，各地区的防疫手段不尽相同：或封路封车，或跨省变码。停滞不畅的物流系统正在层层传导，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经营的一根稻草。

“畅通”不单单是当下的问题，就在4月11日国办发文要求各地严禁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普通公路、航道船闸的一天前，中央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在张亚光看来，这个意见可以被看作是双循环战略国内版的实施细则。

“当前，矛盾正在各行业特别是在民生领域积聚，政策必须回应现实问题，这是意见出台的现实背景。”张亚光还梳理了意见文本中提及经济运行的4个主要环节，发现“生产”被提及4次，“分配”2次，“流通”10次，“消费”则是18次。

“矛盾主次关系一目了然。最突出的矛盾实际上就聚焦在了流通环节，消费不振也和最后一公里的流通不畅大有关系。”在张亚光看来，中央精神落实不到位，疫情下各地防控政策不统一、层层加码，劳动力、商品等资源流动陷入停滞，对于企业来说，只要通畅起来就还有解。

对话：

经济运行的堵点

经济观察报：两年前，您就曾调研关注疫情困境下的中小企业。当时为何会特别关注到这个群体？两年时间过去，您认为与中小企业生存相关的关键要素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亚光：由于研究领域和行政方面的工作关系，我经常要和业界以及地方政府打交道。包括此前经济观察报联合调研的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到北大来培训，都是我们来对接。培训之外，我也保持着和企业家们的后续交流。

我调研访谈很多地方政府后发现，许多地方主政者还是会流露出对大企业的迷恋和执念。产业规划的重心放在招商引资，言必谈多少产值、多大规模，重引进轻培育的倾向十分明显。引进大企业固然能够迅速解决税收和就业问题，是短期出成绩的最佳选择。可是大企业毕竟有限，也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大企业落地。

发展中小企业才是大多数地方更现实的选择。历史看，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长三角开始也没有像样的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一步一步做大，关键看地方主政者有没有远见、耐心和担当。

包括广东一些企业家，我们经常交流，确实就像你们此前调研的数据呈现出来的那样，处境很难，但我坚信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现在珠三角、长三角这批企业家的素质越来越高，有非常好的资历和学业背景，早就摆脱了人们原来对民营企业家的刻板印象。

如果没有疫情，我觉得他们的发展势头会非常好。即便在疫情之初，中美贸易战已经影响到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订单，可那时这些企业家的情绪总体上还是乐观的。

最近，我也看了经济观察报在珠三角做的调研，从结果上看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主要是现金流的问题，原材料价格高涨、劳动力短缺等现象和两年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源还是在流通环节，资源无法顺畅流通。只要资源要素能畅通起来，我觉得企业家们的难关很快就会过去。

经济观察报：意见重申“五个统一”是否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还有很多不统一、不通畅的堵点？

张亚光：应该说，矛盾在各个行业，包括民生及生产领域还在积累，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这也是文件出台很现实的背景。

前两天，我在某电商平台上买了些东西，但送货时间一再推延，这说明目前的矛盾已经不只是生产问题了。按照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矛盾若只局限在生产环节，或许可以克服困难。但如果已经在民生领域集中体现，不回应就不行了。

当然，偶然中有必然。不管有没有上海疫情对经济的偶发性冲击，长期看，我们也要做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包括国家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都需要统一市场。

之所以叫统一市场，一方面是要从经济角度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更深层次地分析，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我们国家强调中央统一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现在由于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令宏观调控不动，这就不仅仅是疫情下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更关系到国家的治理能力。

经济观察报：具体到经济运行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当前化解的必要性是什么？

张亚光：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我们无需通过数据来证实，只要从历年政策重点的演进倒推即可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于国内生产出现了相对过剩，供给侧创新乏力，导致消费也低位徘徊。共同富裕在去年成为政策热点，显然表明分配环节存在很大的优化空间。特别是疫情期间收入较高阶层和收入较低阶层的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仅从长期看影响到社会稳定，也削弱了国内的现实消费需求。

这次的意见全文，“生产”提到4次，分配提到2次，流通提到10次，消费提到18次。矛盾主次关系一目了然。但更本质地看，最突出的矛盾实际上聚焦在了流通环节，消费不振，也和最后一公里的流通不畅大有关系。疫情下各地防控政策不统一，中央精神落实不到位，层层加码，以邻为壑，劳动力、商品等资源流动陷入停滞，人们的生产、生活秩序都受到巨大影响。

《史记·货殖列传》说：“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缺少了最后的商品服务流通，百业俱废。值得反思的是，“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如此浅显的道理，却被某些部门熟视无睹。假如再不对流通环节加以疏导，就不是市场分割和保护主义的问题，而是市场发育严重倒退、危及全产业链生存的问题了。货不畅其流，已经成为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困境的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打通这个“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是破解当前困局的胜负手。

经济观察报：意见也涉及市场准入门槛、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这对中小企业意味着什么？

张亚光：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主要目的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如果准入门槛存在地域性差异，有高有低，有开有闭，对某些市场主体开放，对某些市场主体不开放，就容易出现套利行为甚至是腐败行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自由流动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在要求，但同样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由于准入政策差异，导致某些行业资源过度集中，不仅浪费有限资源，也会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危害。解决市场失灵的对策之一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统一市场准入制度就属于此类调控措施。

意见内容，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往往是紧密相关，因为越是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越容易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这个角度看，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只要遵纪守法，不会受到新出台意见的影响，而只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

经济观察报：如何定义全国统一大市场？怎么理解在当前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要点和推进时机？

张亚光：这次意见文件中的五个统一就是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明确定义：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二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三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这五点做到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就实现了。理论上看，市场是货物或服务进行交换的场所、平台，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是要素资源流通的机制，而且自古以来市场就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和监管。

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长远的叫规划和目标，政策指向的是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当前，全球经济在多重因素影响之下，遭受二战以来最大的重创和衰退。最突出的表现是能源、粮食、高科技产品等贸易遇到极大阻碍，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供应链被切割、阻滞，经济流通的血管堵塞。

在整整两年前，2020年的4月10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七次会议上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存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可以看作是双循环战略的国内版实施细则。国内大循环的顺利推进，关键就在于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经济观察报：从经济史角度看，全国统一大市场从何而来？

张亚光：市场的原始定义是空间意义上的交易场所。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市场分割是天然存在的。另外，至少从中国历史来看，市场活动很早就被纳入到政府的管理范围中。《周礼》对市场交易的时间、空间、对象、管理制度都有详细的表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叠加，导致历史上市场分割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现象。无论是先秦文献中大量出现的“几而不征”，还是汉代“除关无用传”，直到清代的“厘金”制度，反映的都是这种市场分割问题。

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分割恐怕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主流。当然，市场究竟是分割还是整合，早期可能主要受到地理空间因素的影响，但后期更多的是涉及到国家治理能力强弱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道路馆驿等基础设施、技术进步、市场规则、监管方式等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范畴。

总体而言，这个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例如，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实施的“车同轨”、“书同文”以及统一货币度量衡制度，可以看作开启了最早的全国统一市场。汉唐时期全国交通路网不断完善，有效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宋元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各级政府都能够比较重视商业流通，国家治理能力也大大提升，尽管在当时都还存在不同形式的市场分割现象，但和前代相比，市场整合和统一的程度是在不断深化的。

元代是比较特殊的一段历史时期。史学家们提出了“蒙古式和平”（Pax Mongolica）的观点，认为由于蒙古军队控制了欧亚大陆的通道，打破了原有的贸易关税和税收制度林立的阻碍，形成了相对统一而稳定的贸易格局。当时甚至有一个说法：一个姑娘拿着黄金丝绸从东走到西、从欧洲走到亚洲，不怕被人抢，说明这个市场很统一。这已经不单是全国统一市场的概念，更接近国际市场整合的范畴。这是历史上很有意思的一个时期。

经济观察报：提到统一，容易让人联想到计划经济，怎么理解计划、统一和市场几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似乎绕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张亚光：计划经济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从市场规则、基础设施等层面看，计划经济和统一大市场两者不仅不矛盾，还紧密联系。

计划经济最强调“全国一盘棋”思想。1958年，中央将大批企业下放，导致经济秩序出现混乱，毛泽东在12月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有矛盾，按全国一盘棋原则去解决”。这里讨论的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统一问题。事实上，计划经济的出现，对解决市场分割问题有很大推动作用。这背后仍然是国家能力问题。

时至今日，我认为有必要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一方面，按照郑永年先生的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对立，是西方政治传统的产物，商人和执政者之间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平等关系。这才有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之分。然而在中国的传统里，经济发展从来都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市场活动是国家治理行为的重要内容，而不像西方那样远离政治或与政治对立起来。

另一方面，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某些观点，政府又是特殊的市场主体，与其他主体共同参与市场活动。这种关系也很难纳入到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讨论框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色”，就“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这次的中央意见，第三条工作原则“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也是这个特色的体现。

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充当裁判员的提法早就不准确了。按照阿西莫格鲁的说法，政府需要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如公正的监管规则、公平的市场环境等等。

两者的差别在于：裁判员是相机抉择，比如看到拳击比赛中有人中拳，他马上能作出判断，但这个判断由于裁判员的能力、视角等因素，很有可能存在偏误。公共品则不同，比如负面清单，是客观的存在，摆出来各自去对照，这时就没有那么强的主观色彩。实践中，大家最不满意的是“窗口指导”，经常搞得大家无所适从，两者的区别在这里。政府应该更多担负起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我更倾向于采用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