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文 沙俄时代，俄罗斯压路机强悍快速的军事推进能力跟缓慢的国族认同感建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自1426年脱离蒙古统治以来，莫斯科公国以每天17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一战前其领土面积已经达到2300余万平方公里。然而新征服的地区生活着众多少数族裔，主体民族甚至不到总人口的一半，1897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俄族仅占全国人口的44%。

沙皇无法整合被征服者的语言习俗，使他们团结一心。甚至可以说，俄国本身就是希腊和法国文化上的殖民地，更不可能去同化别人了。

国内关于俄罗斯和斯拉夫文化的出版物，近年来有后浪图书《拜占庭的赠礼》、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圣彼得堡》，再远一点有东欧问题专家金雁的扛鼎之作《倒转红轮》。如果想深入了解这方面，不仅要懂得今天的美俄争霸，欧盟扩张的国际格局，还要追寻文化上的根源。

俄国的希腊化变革

沙皇俄国共经历了两轮文化变革，18-19世纪法国文化输入了一轮。彼得大帝把西式的首都（圣彼得堡）和西式生活，一并带到了落后的祖国。沙俄的王孙子弟开始受法国家庭教师教育，学习凡尔赛宫廷的礼节文化。

沙俄上流社会的西化程度极其高，在剧院等公开场合，以法语为标准的社交语言。精英阶层有的人甚至不会讲俄语，《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的家庭环境完全西化，直到1906年中学阶段才开始从头学俄语。大概是因为1905年革命震动了上流社会，贵族们才匆忙了解祖国的语言文化，而给纳博科夫当俄语老师的正是社会革命党领袖日诺谢科夫。

其实在法国之前，俄国社会已经接受过拜占庭文化的洗礼。1653-1666年，莫斯科的东正教领袖尼康，引入希腊礼仪和希腊语《圣经》，革除斯拉夫本土传统，史称“尼康改革”。

尼康以冠冕堂皇名义，驱逐基辅罗斯时代留下的异端性质的多神教、万物有灵崇拜残留，强行把希腊正教的规矩施加给本国，圣书、颂词、祈祷等全部按照希腊文本进行校订。然而俄国文化的精华正是夹杂在多神教、万物有灵崇拜里面。

一部分神甫承接斯拉夫本土特色的教会传统，是之为“旧礼仪派”，官方教会则攻讦他们是“分裂者”，双方捉对厮杀，斗得热火朝天。世俗政府蛰伏待机，沙皇阿列克塞先是默许支持尼康，然后再借着民怨废掉尼康，但他并没有废掉整个新政策，而是把宗教力量化为己用，为王权服务。旧礼仪派从此逃亡，躲避莫斯科中央的迫害，直到1905年革命，尼古拉二世迫于立宪潮流，承认宗教宽容的现代理念，他们才光明正大地现身。

索尔仁尼琴以抗拒现代化和工商业资本主义而闻名，然而他对东正教会并无好感，多次拒绝教会伸过来的橄榄枝，因为现存的官方教会经过了尼康和阿列克塞的阉割，真正的传统体现于旧礼仪派身上。

拜占庭的赠礼
[英] 科林·韦尔斯/著
周超宇 李达/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2年1月

双头鹰的扩张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俄国的希腊化是注定的，之前的基辅罗斯、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都走上了相近的道路。

在亚伯拉罕宗教的各分支中，新教和犹太教比天主教朴素，而天主教又比东正教朴素，擅长宫廷礼节的拜占庭人把繁文缛节移植到教堂里。点有油灯的昏暗教堂内，马赛克壁画和圣像的色彩鲜艳，焚香的气味缭绕，复杂繁琐的敬拜仪轨，塑造了一种迷宫般的景象，令信徒沉浸于神秘之美，于是有了基辅受洗的宗教盛事。

半开化的保加利亚人接触到高级文明后，立即陷入皈依者狂热。十三世纪初期，保加利亚王国学习君士坦丁堡的城市规划，来营建自己的首都，这座城市还被人称作第三罗马，承接此前的旧罗马与新罗马。西米恩登基后，坚持不懈地向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拜占庭的赠礼》解释道，这并非代表着西米恩憎恨东罗马，恰好相反，他热爱并崇拜着东罗马，他从小在那里接受教育，被他们同化，因此萌发出旧邦新造的理念。

维也纳以西的雄主，莫不惦记着拜占庭，并立下“彼可取而代之”的誓言。后来，异教的奥斯曼也加入到逐鹿问鼎的行列。通常来说，一个政权最重要的时刻是开国立朝，然而在奥斯曼的历史上，攻克敌国首都的意义更为重大。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土耳其人已经横跨欧亚大陆，东罗马帝国的土地丧失殆尽，只剩下首都一隅。如果穆罕默德二世仅仅想割据一方，他尽可让拜占庭苟延残喘，做自己的附庸国，但若想成为正统王朝，必须得拿下帝都。战略学者明克勒把大国建立霸权的关键一环称作“奥古斯都门槛”。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骑马进入君士坦丁堡，窃据了凯撒的头衔。希腊的历史学家把苏丹比作亚历山大大帝，特拉布宗（拜占庭皇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向他朝贡觐拜，一些欧洲人把奥斯曼的领土称为“罗姆”，即土耳其方言的罗马一词。而拜占庭皇帝的侄女则流亡远方，嫁给了伊凡三世。紧接着，尼康改革以拜占庭为样板国，进行大改造。从此半开化的俄国人跨级升格为帝国继承者，莫斯科大公自命为罗斯诸部族的最高主宰，莫斯科主教为全体东正教徒的最高牧首。　

罗曼诺夫王朝有过许多外敌，瑞典、波兰、满清、日本，但没有一个能和土耳其相比。海峡（博斯普鲁斯与达达尼尔海峡）和帝都（君士坦丁堡）是历代沙皇最渴望的战利品。夺回拜占庭是庄严圣洁的事业，能够荣耀主耶稣的权柄，索菲亚大教堂必将归还给它的合法所有人，在俄国的民间俚语里，“沙皇格勒”指的不是莫斯科、圣彼得堡，而是君士坦丁堡。

从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三世，哥萨克铁骑向南方发起了十一次征服战争，其兵锋最尖锐所达，距离敌国首都仅仅三十公里。如果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干预，苏丹早就被赶回草原。

俄国双头鹰一面朝向西方，一面朝向东方。数百年来伊斯兰和基督教拉锯的亚洲高加索山区，天平出现了明显的倾斜，1828年，尼古拉一世出兵攻打车臣人。沙皇施展分而治之的手腕，联络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教友，遏制穆斯林族群。

自柔然突厥以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总趋势为：亚洲的游牧部落向西迁徙，一路摧枯拉朽。莫斯科大公好不容易赶跑金帐大汗，西迁的蒙古卫拉特部落，正好乘虚而入——1613年，4000名卫拉特骑兵渡过乌拉尔河，杀入到乱局，当地人称呼他们为卡尔梅克人。

为了抵挡蛮族，俄罗斯人修筑了简易版长城，开挖壕沟、木栅栏，哨兵在堡垒警戒。这条名为别尔哥罗德的防线，绵延上千公里，只是知名度低于明朝的长城。

17世纪下半叶，俄国人反攻。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逼迫下，一部分卡尔梅克人回到亚洲老家，这也就是乾隆时期的土尔扈特部东归。从1864年至1865年，沙俄征服了浩罕汗国；从1866年至1868年征服了布哈拉汗国；1873年征服了希瓦汗国。哥萨克的铁骑夷平了中亚大大小小的汗国，一些部落首领改而效忠沙皇和耶稣，成为了保卫俄国的盾牌，俄罗斯现任国防部长绍伊古就是蒙古后裔。

基督教同时开辟高加索、中亚、巴尔干三条战线，亚洲的伊斯兰教、萨满教和佛教各民族，纷纷拜倒在第三罗马的面前。

俄国灵魂的萎缩

然而，俄国的文化征服远远不及军事上的铁血征服。

沙皇中央政府花费巨资在哈萨克人中宣传基督教，皈依者寥寥无几。在吉尔吉斯，到1900年为止，教会花费了2.7万卢布，却只吸纳了58个信徒。

不仅如此，还发生了反向的文化输出。19世纪50年代，殖民者首领米哈伊尔·沃尔孔斯基在攻克布里亚部落（蒙古民族的一个分支部落）后，特地派了一个哥萨克小分队来村子里教俄语，一年后沃尔孔斯基回来检验工作成果，情况是：没有一个布里亚人能够用俄语交流，但是200个哥萨克人都会讲一口流利的布里亚语。

直到工业革命后，俄罗斯凭借更先进的工业文明勉强占了上风，俄国人盖起欧洲式的歌剧院和音乐厅，100多万俄国人应募开垦哈萨克草原。乌拉尔山以西的欧俄农民向东迁徙，带来了西里尔文字、儒略历和东正教。游牧部落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在罗曼诺夫王朝倒台的前夕，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占人口比重下降了14%-15%。

后来的苏联，一手延续老沙皇的俄化政策，输入俄罗斯移民人口，推广俄语；另一手给甜头，大力增加对异族的财政扶助。斯大林实行的五年计划，“一五”至“二五”期间，中亚地区的财政经费大部均来自苏维埃中央。

二战的军备需求，促进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斯大林逐步把欧俄地区的产业链迁至远离苏德边界线的后方，共有308个大型企业疏散到中亚。冷战期间，中亚继续享受克里姆林宫的援助，拥有低息贷款、不上缴利润、免税等优惠政策。直到今天，中亚人脑子里仍保留各民族一体的苏联空间意识。哈萨克斯坦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出去闯荡往往优先选择纽约，伦敦，柏林。但是在上一辈和广大农村的哈萨克人的世界观里，莫斯科才是庄严的天下中心。

总体而言，旧沙俄的民族政策无法同化西方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三民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对落后的中亚草原部落，也仅仅稍微有一点优势。而归根结底，传统的斯拉夫文脉在尼康和阿列克塞的改革后被拦腰截断，俄国本身的文化向心力不足。

莫斯科很早就接纳了东正教，但长期以来，这种宗教只保留了早期东斯拉夫人多神崇拜的成分，自行发展，也不受官方控制，跟拜占庭式高级成熟的东正教有着天壤之别。

基辅洞穴修道院是斯拉夫人的学术中心，东罗马的政教合一意识以基辅为中转站向北方传播，一条通向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一条通向莫斯科大公国。17世纪20年代，乌克兰的文化精英用帝国蓝图来劝诱华沙的统治者，试图再建东正教天堂，然而拜占庭式的王权至尊观念与波兰-立陶宛分散的联邦制度、天主教徒占多数比例的人口格局无法契合。

于是，基辅的教士们折向东北方的莫斯科，为尼康和阿列克塞的改革提供了大力支援。他们把沙皇塑造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基辅都主教区几乎失去了自主的独立权，尼康改革实行十多年后，俄国强行夺下基辅的教会管辖权。

从君士坦丁堡到莫斯科，是东正教知识分子的叙拉古之旅。原先的莫斯科教会，上不臣天子，下不敬诸侯，有权向君主提出谏言，按照拜占庭的模板改造后，教会成了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当东正教在尘世疆土不断扩张，实现东罗马帝国使命的时候，其灵魂却在萎缩。

因此，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斯拉夫主义者，极力抨击改革后的东正教，如同中国黄宗羲等原教旨儒家人士，反感汉代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

神学学生成了民粹分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延续东正教核心理念的却是近代的左翼青年。

1835-1854年，俄国在校大学生中只有不到20%的人是非贵族出身，到1875年，大学生总数的46%由神甫子弟构成。

跟优雅、悠哉悠哉的贵族博雅教育不同，神甫子弟自小要在神学院里接受严厉训练，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睡“钉子床”，这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写照。当他们离开封闭保守的家乡，来到大都会圣彼得堡后，便惊讶于贵族知识分子的放荡浮华。

贵族们坐而论道地谈哲学，在太太们的客厅里谈论国外的时髦艺术，这一切都令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厌。最可憎的是，这些含着金钥匙长大的精英大谈自由人权，抵抗沙皇专制，装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模样。

民粹派群体里，神甫子弟比例奇高，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都属于这个群体。这倒不难理解，在文盲遍地的村镇，神甫属于极少数的读书人阶层。比赤贫农民的孩子领先在起跑线，但是在贵族子弟面前，他们又显得卑微。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境遇，足以酝酿出不满社会的叛逆意识。

当经济大环境恶化，平民知识分子普遍下滑，从事低端的工作岗位。1882年，莫斯科6319个僧侣后代，只有40%的人子承父业，其他的成为下级文秘人员、医生、教师和演员，甚至失业。 他们普遍有怀才不遇的愤慨，除了革命运动，再无别的地方能吸纳这些怒气冲冲的灵魂。于是，迷惘的羔羊转向民粹运动，试图建立左翼的人间天国，宗教学校里养成的禁欲主义转化为革命禁欲主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转化为打倒沙皇贵族的革命平等主义，上帝崇拜转化成了“人民”崇拜。

1905年革命前，各路反抗沙皇的组织无论纲领主张分歧多大，组织成分都很相似——几乎离不开神学院背景。仇恨作为燃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革命动力。原本温和的气氛，骤然火药味十足。自由主义运动在新一代知识青年的领导下，朝向激进化。

沙皇政权的另一个敌人，是拒不服从官方教会的旧礼仪派信徒。他们对沙皇的仇恨程度，不亚于左翼革命者。旧礼仪派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庇护收留通缉犯，尽管不赞成唯物主义无神论，但乐于为任何朝廷的敌人提供援助。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轻工业企业家、“纺织大王”莫罗佐夫，他的遗产资金经过复杂的渠道，汇聚到列宁手里。

如果把目光放长远，就会发现东正教过去不乏相似的案例，地下异端派系被打压、开除教籍，他们视拜占庭官方为“敌基督”，锲而不舍地发起暴动。

终于，宗教战争在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中，以全新另类的面貌出现。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三罗马，在各路反对派的联合打击下，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