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从2017年与西安财经大学的校企合作开始，作为科锐国际职业教育就业服务高级总监，杜敏经手过的校企合作案例就有近70例。如今五年过去，他也感受着校企合作双方的兴起、需求变迁以及新的挑战。

“行业也是跟着政策走。2015年后，推动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政策开始陆续推出。从2020年开始，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特别是推动实践实训教育更是被政策密集提及”，杜敏表示。

从时间线来看，高等院校的校企合作案例也密集出现在2015年后。2019年开始，华为就陆续与西北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开办合作培养班。据清华大学官网显示，清华大学2018年便与碧桂园等8家国内企业（2016、2017年均为4家）签署了战略合作。

在此前上海、四川等地推行高校一把手拜访企业的基础上，3月2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的通知》，首次在全国层面提出每所新建高校书记（校长、院长）正职共拜访用人单位原则上不少于100家；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高校，校领导班子新开拓用人单位不少于100家。

在校企合作热的背景下，一些案例也展现着校企合作可能存在的隐患。2017年，在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捐助并冠名的背景下，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更名为恒大管理学院。在企业面临诸多冲击下，学院的校企合作也将面临尴尬局面。

杜敏表示：“正常情况下，定向班通常有1/3的学生会去合作企业。与此同时，基于一个项目，我们会给予学校多个备选企业。比如新能源、芯片、制药等行业，我们会设置3—5家备选企业、1~2家合作企业。现在校企合作更多常见的问题是前期洽谈顺利，但最后双方投入的资源不足，导致合作无法落地或项目暂停执行。”

现在，科锐国际每年新增合作院校数在20—30所，其中985、211院校约占20%，普通一本、二本院校约占40%，三本及高职院校约占40%。杜敏所带领的团队成员分布在北上广等8个城市，分别负责所在城市校企就业合作的沟通与需求对接。

经济观察报：在选择校企合作的学校时，一般需要怎样的沟通流程？

杜敏：大部分校企合作项目由企业方发起，我们作为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负责企业与高校双方需求的沟通。比如上海很多顶级医药企业，研发过程中，短时间内对化学或者制药专业学生需求量很大，医药企业招聘部门短期内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热门专业学生供应量也很紧缺，因此会倾向于寻找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去协调校招。

最初和高校沟通过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进行沟通，此后经历分管领导、校级分管领导审核批准；另一类通过相关专业所在二级学院进行沟通，此后历经就业指导中心、校级分管领导审批。

校企合作内容上，一类是专业定向班合作，以定向班的方式把企业课程植入到学校人才培养计划中，大部分实践培训课程也直接在学校里进行。促成这类项目需6-12个月，期间涉及企业课程植入、学校各层级审批、细节敲定等；另一类是专项项目形式合作。比如企业需要30位某专业学生，我们就会提前两个月对学生进行培训、筛选，一次性满足企业用人需求。

一对一沟通过程中，因为涉及高校的部门和人员较多，项目的进展节奏会受到一定影响。成本方面，主要有企业付费和高校专项费用两种形式。

经济观察报：为何高等院校在定向培养班开办上并不普遍？

杜敏：对企业而言，开办定向培养班既增加品牌形象，也能让学生在企业嵌入的课程中提前了解企业，最终在校招前，企业就能锁定一批学生。

近几年也出现了高等院校开办定向培养班案例。总体上，对985、211这类高校而言，并不是不愿意做定向培养班，而是会综合评估企业，专业和自身发展。同时，985、211毕业生的工作选择性更大，企业高投入去做定向班，最后可能面临定向班人才选择率不高、投入与回报不匹配。所以定向培养班更多出现在普通一本及以下院校。

经济观察报：高校“一把手”去拜访企业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

杜敏：校企合作方面，校我们更多是与高校负责就业的职能部门沟通。

主动拜访企业并能精准的给高校学生解决实习、就业问题，对于企业高校“一把手”有挑战。一方面即使学校有很强的意愿，但难以精准找到企业负责招聘负责人。并且相比医药、芯片等专业指向性明确的行业，财务、产品、运营等岗位，很多行业企业都需要但需求量较小，对于商学院和金融学院的一把手而言，在选择拜访的行业种和企业类型时就较难为困惑。高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对于双一流高校而言，合作企业一般都定位于各行知名企业，但这些知名企业的用人选择余地很大，即使是双一流学校毕业生进这些企业的比例也较低，学校不再是企业用人选择的最关键因素。在这些问题上，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更具专业度和高效率，能够更精准的为供需双方提供嫁接服务。

经济观察报：团队开启校企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期间学校对于校企合作要求有何变化？

杜敏：行业也是跟着政策走。

从人力资源公司角度而言，校企就业合作项目并不是一项高利润业务。这是公司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才会进行的战略性项目，更多是为了公司品牌建设以及高校人才库建立。其次与经济转型相关。前些年，高校解决毕业生就业压力较轻，企业合作需求并不强烈。可以看到，2015年以后，推动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政策才开始推出。从2020年开始，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特别是推动职业教育的实践实训更是被政策密集提及。

也因为政策的引导，2019年教育部在考察就业率的基础上开始增加就业相关性等指标，现在学校对就业岗位与学生专业相关性要求更高。其次，学校对于学生实习更务实，不再采用此前专业所有学生进入一家企业集中实习几周的模式，而是采取三个月以上、分散至多个企业形式。希望学生能参与到核心业务。

经济观察报：学生综合素质与公司实践用人需求的错配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杜敏：这样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且很容易理解。以人力资源专业为例，首先，学校教授的基本是传统的人力资源理论框架。而以阿里的HRBP政委体系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人力资源体系，是教科书中没有出现过的模式，毕业生需要重新去理解HR的定位。

其次，高校人才培养是综合培养。比如人力资源专业学生，学校会从行政、人力、绩效、招聘、薪酬等十几个维度出发，而从企业的人力资源岗位需求来看，大多需求集中在招聘以及薪酬绩效等几个维度，而招聘等维度对员工一线业务要求比较高，如可能要求员工熟练使用多种线上方式去招聘人才，这些实际技能专业课程中无法提供。现在招聘框架和思路都在快速变化，从具体一线业务的改变最终传导到高校课程设置需要很长时间。

第三，企业业务都在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源也是如此。从招聘、薪酬绩效到福利待遇，企业所有业务都集中在企业系统上。在学校中，企业系统与平台方面的实践教学涉及比较少。

上面三方面因素导致学生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才能适应企业工作。对企业而言，如果新人半年时间生产力不充足，当企业业务压力或经济压力比较大时，肯定会倾向于减少应届生的招聘而选择社招更成熟的员工。这也能解释现在企业为何想做定向班，把企业课程植入到日常教学中，并指派企业员工去完成课程教授课。

经济观察报：灵活用工规模近几年爆发式增长，社招成熟职工、业务外包是企业面临不同经营形势的必然选择吗？

杜敏：在疫情影响以及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科锐国际近几年灵活用工业务在高速增长。这也是因为企业更希望保持组织灵活性。比如一家互联网公司开发一个新项目，可能需要100个工程师，但半年后发现效果不如预期，需要人员的优化。实际上，招聘一位合适的候选人成本很高，为随时保持人员组织的弹性，很多大厂在开展新业务或扩展业务时，更多倾向于选择外包业务，从而更好控制成本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