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雨秋/文 《燕丹子》是一部生动描写战国末年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始末的杂史著作。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初期的作品，《燕丹子》以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慷慨悲壮的情感基调、曲折多样的叙事方式、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华美古雅的语言风格，呈现出不同于早期古典小说粗陈梗概的另一番景象，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明人胡应麟称之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燕丹子》一书，《汉书·艺文志》不载，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小说类，不著撰者，《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皆题“燕太子撰”，之后几无传本。今本是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孙星衍得抄本校勘、刊刻后方流传至今。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不广、文献缺失等各种原因，《燕丹子》的编撰者和成书时代都不甚明了，这些也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的研究基本都是单篇论文，围绕某一问题进行相关的勾索辨析，或考辨真伪，或考证成书时间，或讨论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或分析艺术成就，尚未出现全面、系统的学术著作，叶岗教授撰写的《<燕丹子>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正填补了这一缺憾。作为迄今为止《燕丹子》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以问题为导向，扎根文本，结合历史材料和文献考据，围绕《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之关系、文本对读、成书问题、文学成就、小说史地位等方面分五章进行了系统研究，材料丰富翔实，眼光精准独到，论证深刻透辟，将《燕丹子》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亦可作为早期小说研究的范本，对当下以及未来的研究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燕丹子》研究

叶岗 / 著
中华书局
2021年11月

《研究》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全文五章十五节都是在问题的引导下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在不断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有关《燕丹子》的各种学术性问题解释得十分清晰透彻。纵观全书，大约可分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燕丹子》研究中的最重要四个“大问题”，即与《史记》《战国策》之关系问题、成书问题、文学性问题以及评价性问题。这四个问题既是出发点，又是最终归宿，起着统摄性作用，它们相对独立，却又彼此贯通，前一问题的解答往往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面问题的结论，堪称《研究》背后的四大支柱。二是由四大主要问题所引出的“中问题”，它们是作者分析解决“大问题”的步骤和过程，如将《燕丹子》《史记·荆轲传》《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之关系问题分解成了《史记·荆轲传》是太史公创作还是编纂、《战国策》和《史记》所载荆轲刺秦故事有什么关系以及《燕丹子》与这两个历史文本有何关系三个子问题；在回顾各种说法之后，将成书问题归结为《汉志》无载问题和《燕丹子》《史记》的成书先后问题；将文学性问题解剖成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风格三方面的问题；将评价性问题分裂为中国小说史起点问题和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和标准问题，从而准确具体地评价了《燕丹子》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三是逐步推进“中问题”解析进程的各种小问题，它们是促成《研究》不断取得阶段性突破的动力源泉。以第一章为例，先是从《史记·荆轲传》结尾处“太史公曰”一段出发，生发出三个小问题：对天佑太子丹与刺伤秦王两个细节的取舍问题、传记材料是来自口说材料还是别有所本、该传记的作者是司马谈还是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又引申出《史记》的材料来源、纂修方法和《荆轲传》的编纂情况、刘向编校《战国策》材料来源、曾巩重校《战国策》时对刘向编订本有无改动和增入等问题。通过对这些小问题的逐个击破，最终得出结论：《史记·荆轲传》成于太史公编纂，且三个文本之间不存在因袭关系，文本的大同小异是因为所依据的“源材料”相同或相近。这种对各个层次的问题不断剖析、层层递进的行文模式，使得最终的结论水到渠成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研究》极重文本材料，始终立足文本展开论述、分析论题、得出结论，同时善于以一种整体性、全局性的眼光看待问题，从而避免了推论的偶然性和片面性，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第一，有感于前人对三个文本段落式、局部性的对比分析可能会伤害结论的准确性，《研究》用两节的篇幅对《燕丹子》与《史记》《战国策》进行了全文对比解读，并且通过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得三个文本之间的异同一目了然。作者还对每一部分的对比内容做了十分详尽的解读，同时以统计主要人物的称呼情况、麹武之身份等作为辅助和补充，揭示了文字表述背后更为深刻、本质的内涵。如太子丹以书信向麹武问计这一情节，《史记》不载，《战国策》一句话带过，《燕丹子》却以245个字的篇幅描写，这一详细描述实际上包含了太子丹叙写信缘起、受辱之痛、复仇之计、哀叹国之将灭四个层次的内容，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丰富了人物形象，还奠定了复仇的主题，展现出作为小说的《燕丹子》全然不同于传统史家载录的独特个性。第二，对比《燕丹子》与《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之“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文本相似度，揭示了《燕丹子》对后世小说的深远影响，高度评价了它的小说史地位。第三，作者推测《燕丹子》的编作者或为汉初的邹阳，以《狱中上梁王书》《酒赋》《上吴王书》三个作品的文本内容为中心展开论证，通过对文本的内容、文意、语言表达形式等多方位的分析，发现邹阳不仅对荆轲刺秦故事了然于心，在作品中提到的人名和细节都与《燕丹子》完全一致，而且其作品之文意、语言结构、语言表达方式等皆与《燕丹子》近似。在此基础上，又从《汉志》存目的分析、时代环境、邹阳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等方面强化了邹阳与《燕丹子》的联系，证明了邹阳编作《燕丹子》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这一推断是《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发前人之未发的新观点，作者在文本中寻找种种证据，并作抽丝剥茧的分析，言有所依，论有所据，绝非凭空臆想的无根之说。这一发现虽非定论，无疑可备作一说，将有关《燕丹子》成书问题的研究引向更加广阔的境地。

《研究》论断审慎严谨，广采各家之说，并作逐一辨析，绝不作妄断，或通过材料分析进行观点的辩驳，或在各家说法的基础上独出机杼，或进一步揭示某些说法的内蕴。首先，关于《燕丹子》成书时间的问题，历来说法众多，莫衷一是，作者详细罗列了战国说、秦汉说、东汉说、唐以前说等诸种说法，认为诸家论证的材料相对集中，观点的差异性来自于对材料理解的巨大差异。因此，《研究》从关键性材料入手，主要反驳了东汉说与唐以前说。通过《论衡》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文本对比，指出《论衡》的辩论对象很可能是汉初的邹阳，从而提出了《燕丹子》成书于汉初的看法。其次，关于历代对荆轲刺秦事及《燕丹子》的评价问题，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否定了这一事件的历史价值，怀疑太子丹驱使刺客不过是为报一己私仇，进而认为荆轲等人仅是一群愚蠢莽汉，刺秦事件的价值与荆轲等人存在的意义被全面否定与消解；另一派肯定了太子丹、荆轲等人为国举事的正义性，认为刺秦并非出于私仇，而是在秦吞六国事实下的公仇与国仇。

《研究》分析《燕丹子》的主题意向，明确指出刺秦之举乃是出于群体之正义，合乎天理人情，更进一步说明，这一主题是以公羊学的复仇观念作为思想基础。还有，关于中国小说发生期问题，前人已经提出了唐代说、魏晋说、汉代说、战国说、先秦说五种主要的观点，《研究》不囿于前说，将小说发生期的上下限分别定为战国时代、西汉末，体现出一种历时性、发展性的小说观。

此外，《研究》放纵而不离主旨的论说形式、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证模式、对结构的合理安排、对历史著录的仔细梳理、对大量佚文的详细探析、对全文的精心结撰，以及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充沛的文气、真挚的情感、理性的省思都令人印象深刻。

综而论之，作为中国早期小说——《燕丹子》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以科学的研究方式、宏大的学术视野、扎实的文献考据，全面探索了一直以来围绕着《燕丹子》的学术议题，这不仅对《燕丹子》的后续研究大有裨益，也为中国早期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足资借鉴的范本，其学术价值自有公论。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