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一位上海市民反映，一家三口核酸检测为阳性之后，两岁多的女儿被带到位于金山区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自己则被送去方舱医院。在前者的婴幼儿隔离区，有医护人员向家长透露，基本上一个护士要照看约10个孩子，上海市妇联就网上流传“被隔离婴幼儿哭闹”一事答复有关媒体称，“已在协调过程中”。4月2日，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对求助信息回应称：“一旦大人被感染转运治疗、或者疫情封控管理无法回家，造成未成年子女无人照料的情况，我们要求儿童所在街镇的‘儿童督导员’和所在居村的‘儿童主任’迅速响应……快速开展应急处置和帮扶服务。”

当前，一天新增新冠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合计超过6000例的上海，正处在疫情防控任务最艰巨的时刻，许多新冠患者既有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为应对大规模暴发疫情，地方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状态，“战时”机制不得不安排公共力量“接管”私人领域。对于新冠患儿、儿童的患病家长而言，儿童的临时监护权不得不暂时让渡给医疗卫生机构或其他社会支持机构。

针对隔离点、方舱医院、定点救治医院的医护人员、服务人员不足情况，国家卫健委4月1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要做好充分的疫情应对准备，加强隔离点和方舱医院储备，提升规模性疫情处置能力。同时，坚决克服简单化、一刀切、粗放式防控。

笔者想问：除了公共力量继续扩充资源、扩大人手，有没有更为便捷、更为经济、更人性化的方案呢？

3月份，新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已将轻型病例从定点医院隔离管理改为“实行集中隔离管理”，从而将有限的专科医疗资源用于重症患者救治。当下，在认真执行全国统一的第九版诊疗方案的前提下，基于特殊新冠患者的照护需要，笔者建议打上一个补丁：对于原本获得居家照护的尚不具备自我照护能力的低龄儿童，一旦感染新冠肺炎且确诊为轻型，在其赡养人/监护人开展合议并达成一致意见后，以及在所在镇街、社区履行备案程序（注意：不是冗长繁复且可能被驳回的审批程序）后，可以进行居家隔离。毕竟，我们要考虑到，婴幼儿如果被长时间集中隔离可能会因得不到妥善照顾而带来危害，或者因无法得到亲子陪伴而产生长期心理问题。对某些特殊疾病患儿而言，比如罕见癫痫患儿，如果感染新冠病毒被集中隔离且隔离酒店医疗资源不足，可能导致原先由家长提供的“生酮餐”治疗不及时，一旦患儿因感染发烧且无法及时退烧，持续发作可能对脑功能带来不可逆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其实，不仅是低龄儿童，允许轻症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实行居家隔离也可以是一个选项，这是考虑到上海本轮新冠疫情重症率很低，居家隔离不太危险，又考虑到新病例激增暴露出来的资源短板、管理短板，使得全员集中隔离捉襟见肘。4月1日，作为海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长，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如果（无症状感染者）量太多的话，有条件的，可以考虑居家隔离。

为此，笔者建议，国家卫健委、上海市尽快出台轻症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居家隔离指引，对优先适用于居家隔离的人群做出清单式规定，对自我健康监测、服用药物和保健食品以及轻症转重症的转运“绿色通道”等事宜做出权威布局。这两天，在上海，部分暂时来不及转运的居家隔离家庭只能自行上网搜索境外政府、境外被隔离民众所发布信息，一定要避免上述信息带来人种差异或其他不符合国情的健康风险、防疫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对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实施居家隔离，是给市民多一个选择，不能“一刀切”。上海作为人口2500多万的国际大都市，既有老城区弄堂里连“一户一厕”都做不到的蜗居小房，也有黄浦江两岸的白领小区、高档小区，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健康素养的家庭对于居家隔离的利益偏好、承受能力有很大差别，要充分尊重患者及其赡养人/监护人的自主意愿。总体而言，无论是选择集中隔离还是居家隔离，防疫管控措施要尽可能满足以下原则：生存权和健康权不受威胁、家庭照护功能不削弱、总体生活水准不下降。

与居家隔离家庭身处同一社区的民众可能会担心：在上海本轮疫情防控初期，出现了部分阳性病例下楼散步甚至跳广场舞等管理漏洞。居家隔离者及其赡养人/监护人是“疫情不出家门”的第一责任人。对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可对居家隔离家庭可以采取“人防+技防+奖惩机制”等举措确保“足不出户”和妥善照料：在人防方面，可以通过小区内社区巡逻人员、小区外公安巡逻人员进行全面布控。在技防方面，可通过安装门磁的方式确保“足不出户”，并借鉴医保局对长期护理保险的监控手段确保有效服务。在奖惩机制方面，可以对遵守防疫规定、履行照护义务的家庭发放“照护津贴”以奖励其对公共资源的节约；与此同时，对未履约引发疫情扩散的赡养人/监护人依法处置，施加惩罚性赔偿，赔偿金额专款用于全市独居老人和儿童照护。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