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日明/文 近日，国家民政局公布2021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763.3万对，继2020年跌破900万对后，2021年结婚登记数跌破800万对，为1986年以来最低。

人口学家分析表示，适婚人口数量减少、初婚年龄推迟、性别比失衡等成为数据下滑的原因。

结婚登记数变动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适龄男女数量，结婚年龄与结婚意愿。因生育政策的冲击，最近40年中国年度出生人口有较大的波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人口出生高峰，到1990年达到高峰，据七普数据，当前人口中于1990年出生的人口高达2597万人，随后一路下跌到2003年的低谷，不到1400万人。按平均25岁的初婚年龄算，1990年出生的人将在2015年开始进入婚姻，因此从2015年起中国的结婚登记数会进入下降趋势。数据上确实如此，每年结婚登记数从2013年1347万对的高峰开始下降，逐年降低到2021年的764万对。到2003年出生的人开始结婚时——也就是2028-2030年，会达到历史性低点。结婚登记数在未来的七八年还会继续下降。

性别比也会影响结婚人数。性别比较高，意味着适龄女性更少，可以结婚的对数就越少。1990年以来，每年的出生人口中，男性都会比女性多出100万人左右，2000年以后更是保持在110-120万人的高位。未来这些人到了结婚年龄，男性的婚姻挤压会很严重，同样的出生人口规模，结婚登记对数会更少。

其次，结婚年龄也会影响结婚人数。当年度出生人口越来越少的时候，结婚年龄推迟，适龄人口会延迟到未来结婚，这就意味着当年结婚的人数会更少。普查数据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初婚年龄持续上升，从1990年的22.35岁上升到2020年的28.4岁，上升了6年多。尤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导致适龄男女推迟了结婚计划，大大提高了初婚年龄，2010年以来，平均初婚年龄每年提高约0.2-0.4岁，但2020年比2019年提高了1.5岁。尽管初婚年龄提高在降低当前结婚率的同时，也会适当提高未来的结婚率，但宏观来说，初婚年龄提高，会造成全部人口中未婚人口占比提高，婚姻家庭人口比重会降低。

最后，适龄男女的结婚意愿在降低。因为性别比失衡、人口迁移、母职惩罚等原因，组成家庭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婚前有彩礼、买房压力，婚后有育儿、养家的困扰，这些都抑制了适龄男女的结婚欲望。中国目前的终身不婚率仍然处于低位，随着当前的年轻人群走向中年，他们可能会像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曾经发生的那样，有较高比例的人群终身不婚。

婚姻是家庭的开端，所谓成家立业。尤其在东亚文化圈，婚生子女仍然占生育的绝大部分，因此结婚登记数的变动对于社会稳定有着重大影响。从前述数据可以看到，出生人口周期影响了结婚数，在未来又会影响到出生人口的数量，因此稳定结婚登记数量也是平稳这些周期的重要环节。前述分析也可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人们的结婚意愿，如何平衡疫情管控，让人们的生活最大限度回到常态值得考虑。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倡导的晚婚晚育可能不再合时宜，应该把决定结婚、生育的权利还给个人和家庭。例如，法定结婚的最低年龄应当调低至18岁，中国参军入伍的最低年龄是18周岁，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可以保卫国家，他们为什么不能自主决定组建家庭？虽然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18岁以后仍然有很多人选择晚婚，但那些想早结婚的人就可以如愿结婚。

家庭是社会的中坚，它们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未来抚育人才，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也必然是重视家庭的社会。要重视家庭，就要创造一个婚姻友好、生育友好、养育友好的社会，这样人们才愿意结婚、愿意组建家庭。在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时代，这些领域的改变格外重要。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