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郑和大航海的另一面

可以说，哥伦布与郑和没有任何关系，而达伽马就不同了。只要在印度洋范围内，郑和到过的地方，他多半也都到过。

从东非到印度到波斯湾，他不仅往来频繁，而且干戈不断。文明的冲突，从陆地转向海洋，十字军东征，亦由骑士转为船炮，原以内陆进取，受阻于波斯、阿拉伯帝国，改由海路深入，则纵横于穆斯林各国间。

所以，李约瑟这样说：从东方来的航海者，中国人，宁静，和平，从未有何天生的仇恨，他们慷慨，不威胁他人生计，宽宏大量，助人，虽然全副甲胄，但是没有占领任何殖民地及建立任何堡垒。这是对中国大航海的最高赞美，赞美文化中国的远航。

对于从西方来的航海者，他却用了谴责的口吻说：葡萄牙人，贸易十字军，为了从后面攻击世仇——穆斯林而出动，无情的夺取殖民地，建立商业据点，虽无太多民族偏见，却仇视一切其他信仰，热烈追逐经济利益及文艺复兴的引进，总之，在我们祖先的那段戏剧化的年代中，欧洲人与亚洲人在海上的接触，我们可以确定谁是破坏者。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评价，就这样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批评的声音，如梁启超对永乐帝的批评，进而为郑和惋惜；另一种是赞美的声音，那便是李约瑟说的，一支和平主义无敌舰队所表达的文化属性，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西方列强嘴脸。

这样两种批评，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何也？梁启超的批评，是对王朝中国大航海的批评，批评了帝王的虚荣心以及被此虚荣心所操纵的中国大航海的命运，他的批评，站在了近代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的立场，作为对西方列强的国家主义回应。

而李约瑟的赞美，是对文化中国大航海的赞美，这一点被人忽略。当时，世界各国之人，都被“中国制造”所吸引，所以，中国大航海，也可以说是“中国制造”的大航海，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代表，中国产品所具有的民生主义的普世性，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文化中国的样式。郑和舰队，以和平姿态，维护着文化中国样式的国际化存在。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属于最高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郑和远洋，就是平天下。平天下，非以征伐而以文化，以天下观行尧舜之道，这也就是郑和“致君齐尧舜”。

郑和大航海有两面，既有代表王朝中国的王权主义的一面，也有代表文化中国的天下观的一面。梁启超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批评了郑和所代表的王权主义的那一面，面对西方列强的国家主义，中国的王权主义明显已告失败，这也就是郑和再怎么伟大也必然从此不再的原因，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此非个人之力所能及，乃时代使之然。

李约瑟站在国际化的人道主义立场上，不但超越了中国的王权主义，而且超越了西方的国家主义，他发现了郑和大航海的另一面，那本来是梁启超应该发现却未能发现的一面，那是只有身在西方同时却又深谙中国历史与文化，亲历了殖民地时代解体和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李约瑟才能发现的一面，亦即代表了文化中国的天下观的那一面。

天下观，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是最高的观念，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自由迁徙，人类无国界、族群、地缘分别，是一个世界主义的人类大同的世界；二是“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一家之天下、一国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套用西方人的“天赋人权”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天下观里面，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天赋人权”。

所以郑和远洋，一身二任焉，其一，身负王朝使命。一来实施海禁，肃清张士诚、方国珍之流沿海乱源，二来肃清亡命海外建文帝之余党，三来由海疆进取西域，掣肘帖木儿用兵，欲断其东征后路，此乃王朝雄图远略，实不亚于汉唐；其二，身负天下使命。一来海通天下，维护自由航行，二来商利天下，以“兼相爱，交相利”形成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区域“经济世界”（world-economy）。

资本主义兴起的古代经济世界

布罗代尔认为，在16世纪以前，存在着多个共存的经济世界。他认为，正是几个“经济世界”的共存形成的合力催生了资本主义，并进一步提出，“这些经济世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奥秘，这些典型的经济世界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母型”。（《资本主义的动力》）

正如卜正民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一书中提到的“南海世界经济体”，那便是宋元以前就已形成，明初郑和远洋加以维护和拓展的，由穆斯林世界与中国式天下复合的经济共同体。卜正民指出，由于郑和一次又一次的下西洋，扩大了中国人对这个区域世界经济体的参与。但他同时又指出，这个世界经济体，不是基于国家支持的大航海所能造就的，只有当自由贸易超越了朝贡贸易时，才能成就这样一个区域化的世界经济体。

当然，也不排除将朝贡贸易，作为这个区域世界经济体的一个选项，但这同样不能表明王朝中国能够主导这个世界经济体，国家的归国家，市场的归市场。

明朝当然想把这个区域化的世界经济体纳入到朝贡体系中来，不惜“厚往薄来”，“疲中国而事外夷，获虚名而受实祸”，但即便如此，也难以使得中国的王权主义成为这个世界经济体的指导原则，市场大于国家，没有任何国家能成为掌握市场经济的那只手，尤其当这个世界经济体是通过航海形成的，一切行政权力对此只能望洋兴叹。

郑和出海时，一定是带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信念的。

但那“四夷”，显然不是冲着中国来的，更不是冲着朝贡来的，他们是冲着卜正民说的那个“南海世界经济体”来的。那经济体，滥觞于古越时期，到了汉唐时，就同以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世界经济体有过往来。宋元以来，地中海世界受制于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导致两大世界经济体脱钩。至明代，地中海世界经济体向大西洋转移，形成了新的大西洋世界经济体，所谓“大航海”，其实，就是这两大世界经济体重新往来。

在这两大经济体之间，还有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它们也在与两大经济体的互动中，提供了资本主义缘起的动力——做交易，布罗代尔说“印度是杰出的交易会之国，印度的交易会集交易与庙会于一身，往往在进香之地举办”，他还说，“在伊斯兰世界，交易会也有，但不像印度的那么多，那么大，麦加（Mecca）等几个大交易场所是例外”。

穆斯林城市，也异常发达并有活力，拥有高级交换机制和工具，其可转让票据与在印度一样流行，和现款一样通用，信贷网把穆斯林城市与远东连在一起。在布罗代尔看来，它们的交易活动，也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动力的一部分，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来源，而最重要的，是它们连接了“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个源头——远东。

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第一章“在欧洲划分空间和时间”中，布罗代尔谈起欧洲“自古以来的经济世界”。

他说，自古以来，就如同社会、文明、国家乃至帝国一样，经济世界亦业已形成，腓尼基、迦太基之于经济世界，堪称雏形，古希腊、古罗马也勉强够格，类似的还有伊斯兰世界。到公元9世纪，诺曼底人突起，也形成了一个脆弱的经济世界雏形，但他认为，欧洲孕育第一个经济世界，要从11世纪开始，其他经济世界，随后才出现。

在欧洲之外，他特别提到中国、印度，说“中国很早就控制了广大邻近地区，同样是个经济世界，朝鲜、日本、南洋群岛、越南、云南、西藏、蒙古、与中国休戚相依，如附庸一般簇拥在它周围”，而印度则“更加早熟，它把从非洲东海岸到南洋群岛的印度洋改造成了供它使用的内海”，此外，还有伊斯兰，他问道：能否说它们程度不同地属于同一个经济世界呢？是的，他认为，它们应该属于“幅员最大的经济世界：远东”。

提起“远东”，那就说到中国头上了。地球上，那个最大的经济体——远东经济世界，当然是以中国为主体，并由中国来主导的，这不光因为在地理上，唯中国可称“远东”，还因为在经济体量上，中国不但为“远东”第一，即以当时整个世界而言，也没有比中国更大的了，更何况在持续性的综合国力方面，阿拉伯与印度皆有所不及。

此三者，本来各自成一经济世界。伊斯兰在世界历史上亦曾下过一盘大棋，以红海和波斯湾为其做活的两眼，连着从阿拉伯到中国内陆的外势；印度作为世界地缘经济中心，谁也绕不过去，在其南端，北纬8度，坐落着印度海角——科摩林角，以此为界，海域三分，东孟加拉湾，西阿拉伯海，汇入南印度洋，形成三色海，为其势力范围。

而中国，则诚如布罗代尔所言，既是内陆国家，也是个海洋国家。

作为内陆国家，中国势力，已深入欧亚心脏地区，汉唐盛世便是如此，而蒙元帝国，更已实控于此；作为海洋国家，太平洋之陆缘海及沿海各国都在中国势力范围内，宋元以来，中国海通势头尤盛，辗转航行于印太海域，踩着地缘经济中心的高跷。布罗代尔认为，以印度为中心的地缘经济的跷跷板，不时地向两端摆动，其结果，便是时而东方得势，时而西方抬头，以其得天独厚的地利，维持着伊斯兰世界与中国式天下的平衡。

如此平衡，持续约千年，来自红海的阿拉伯商人，来自波斯湾的波斯商人，来自南洋群岛的中国商人，你来我往，此起彼伏，由不同港口竞争，各领其风骚时段，但就总体而言，却没有什么大的进展，直到15世纪以前，历史的大格局还根本未变。

用天下观维护三个经济世界的平衡

15世纪是个转折点，这个转折，是由东西方的两个复兴运动导致的，一个是汉人的国家复兴运动，导致蒙元帝国解体，而另一个，便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蒙元帝国猝然解体，就其文明史的意义而言，当然不及欧洲文艺复兴，但对于地缘政治来说，却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情，其意义，超越了中国历次改朝换代。更为重要的，便是一个横跨欧亚的游牧帝国的衰落，引发了世界历史从中古向近代转变，从以马力骑射主宰的陆权时代，向以船坚炮利主宰的海权时代转变。

而这一转变，无论陆权还是海权，这两方面的“第一推动者”，都是中国。不但陆权方面，中国以改朝换代方式终结了蒙元帝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根本格局，而且海权方面，也以郑和下西洋统一三大经济体，形成跨越印太海域的超级经济世界。

在海权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的郑和，是怎样整合这个超级经济世界的呢？先来看他的文化个体性里面，就包含了这三个世界，他生在穆斯林家庭，又是个佛教徒，而其之于儒道，则更是他的本分，很显然，他是那个三位一体的超级经济世界里的国际主义者，他能兼容三个世界的异样文化，能使三个世界达成共识。

能达成共识的那部分，不会是伊斯兰教，也不会是印度教，王朝中国那一套，在印太海域的那个超级经济体里行不通，唯一可行的，便是来自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请注意，不是来自王朝中国的家天下的天下观，而是来自文化中国的公天下的天下观。

家天下的天下观，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王权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和印度显然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便是主张“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天下观，该天下观所奉行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自由迁徙原则，二是“天下者人人之天下”的天赋人权原则，这样两个原则，但凡在有政府的地面上都行不通了，唯有那海域，尚可行之。

郑和巡航印太海域，那由三个经济世界互动所形成的超级经济世界，却是靠着人类历史上一条最古老的原则——天下观来维护的。上古之时，国家、民族、阶级尚无分别，人类性居于文化主导原则，而天下观，便是文化人类性的一种最古老的表达。

郑和正是用了天下观这一最为古老的“文化秩序”，来维护三个经济世界的平衡，为什么这样做能行呢？布罗代尔是这样说的：最基本的道理是文化。

若要追溯起来，文化，可说是起源于一段无穷尽的时间，为人类历史上年龄最高的老人，其时间之长，远远超过经济世界那令人惊叹的长寿。布罗代尔指出，经济形态会前后更换，政治体制亦可被更迭，社会能新旧交替，但文明继续走自己的路。他说，罗马帝国早已不在，但罗马教会还在，这就正如我们说的“唐朝不在唐诗在”，文明是位老人，是世界史上备受尊敬的长者，这也就是孔子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原因。

郑和之于印太海域，专制主义的秦制用不上，封建主义的周制不能用，未能像孔子“吾从周”所倡导的那样“宪章文武”，也就是用周制来开疆拓土，封邦建国。本来，搞封建也是近代化的一条路，但在秦制的安排里行不通，秦制严防周制复辟由来已久，从根本上防止了封建制，当然也保留了一点，那就是在家天下里分封同姓王的残余。

试想一下，如果郑和先于欧洲国家行周制于印太天下，那么一场全球化的殖民运动，就早已在中国开始了。但中国历史上，还有一条更美好的道路——尧舜之道，那是一条无须制度安排，仅凭政治理想就可以表达的，但凡在制度安排不到的地方，就行尧舜之道，在王朝中国无法控制的区域，就用文化中国来扩大影响，称作“致君尧舜上”。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令人费解的现象，一方面是搞海禁，一方面在天下观里航行，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并行不悖，这在西方人看来，便是“二律背反”，而在中国人的眼里，则依然还是太极，最低的现实与最高的理想拥抱着对立又统一，互为一体。

更何况，海禁有限，只能在中国沿海一带实施，而自由无边，遍及整个印太海域。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奇迹，一边是严禁闽粤之民出海，而结果却是南洋华侨社会极其出彩，布罗代尔指出，此一时期，该超级经济世界的极点，可定位于南洋群岛，那里出现了活跃的城市，如万丹、亚齐、马六甲，还有巴达维亚即雅加达以及马尼拉等。

这些城市的兴起，并非由于郑和推动，而是基于华侨社会的努力。

华侨社会为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奠基

自唐、宋以来，闽、粤之民，便已纷纷出海，立定华侨社会根本。

当郑和下西洋时，华侨社会之于南洋，根基已固，基业已成，郑和此来，虽有益于华侨社会发展，有助于华人世界兴起，但正如汤锦台在《闽南海上帝国》一书中所言，作为华侨社会主体的闽南人，已先于郑和在南洋群岛站稳了脚跟，他说：海上闽南人，曾经手握历史钥匙，把东亚推向世界历史中心，若无闽南人创建的海外据点，郑和的船队就无法七下西洋，若无闽南人与印度、阿拉伯世界的海上交往，欧洲人就无法进入亚洲。

此说，给我们以启示，让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之外，还有一个海外中国存在，以中国沿海为纽带，不是以国家形态存在，而是以社会形态和文化认同存在。此存在，由来已久，古越国时，便有内越与外越存在，越王勾践曾经利用外越复国，经历了一个漫长时期，到了郑和时代，已形成南海经济世界和华侨社会。

永乐大帝最伟大的成就感，并非有多少国来朝贡，而是通过郑和下西洋，得到了华侨社会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使他彻底消除了对建文帝复辟的恐惧，使得华侨社会与大明王朝深度融合，从而展现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前景，那就是大陆中国与海外中国的统一，大明王朝与华侨社会的统一，而郑和下西洋，便是追求大一统的一个成果。

因此可以说，郑和代表华侨社会，也代表王朝中国，是二者的结合，其从容印太海域，以贸养兵以商备战，便是靠了大明王朝和华侨社会一起支撑。

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支那么大的舰队，远离本土，长期在外，若非以战养战，根本难以支撑，但郑和，并未掠人之地，更未灭人之国，也未申明其“海权论”主张而称霸海上，在三大经济世界之间，他的舰队，更像是一支维和部队，而非统治者和主宰者，他没向这个世界索取什么，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一片和平气象。

在他的航行中，王朝中国因为制度安排的缺失，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却为文化中国的进取预留了天下观的空间，华侨社会的作用，以此而凸显。

由于郑和的存在，华侨社会在三大经济世界统一形成的超级经济世界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凡郑和舰队所至处，侨商无不接踵而至，其财源滚滚而来自不待言，故其供给郑和舰队，可谓底气十足，且动力有加，郑和以之而能不战而胜人之兵。

布罗代尔说，中国帆船远航锡兰、霍尔木兹乃至非洲东海岸，驱赶了和至少扰乱了穆斯林贸易，东方的嗓门从此比中央或西方更高。显然，“中央”，在这里指的是印度，而“西方”，则指阿拉伯世界。这样的看法，还带着西方文化的地缘政治痕迹，不离东西方一较高低的指向。其实，当时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态度，有可能正相反，他们对于郑和与侨商的到来采取欢迎立场，毕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最自由的方式来了。

这是个没有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超级自由贸易区，是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印太世界经济体，这里没有国家主义的较量，没有经济隔离带，没有政治防火墙，惟以市场原则为导向，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到来准备了产床。

自古以来，东西方，便各有一个经济中心，中国大陆及其沿海一带，形成了东方中心，西方以环地中海经济世界，形成了另外一个中心，这两个中心，虽然相隔万里，但至少从汉、唐与罗马开始，它们就有了联系，作为联系的一条纽带，人们称之为“丝绸之路”，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是在这两个中心“长时段”的互动中完成的。

“资本主义”一词，渊源很深，但出现很晚，要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被广泛使用，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实际上，马克思从未用过“资本主义”这个字眼。通常，人们已习惯于将竞争和垄断，视为“资本主义”两极，但布罗代尔却把它们看作“经济世界”里对立的两面，他把“垄断”那一面，说成“资本主义”。那么，“竞争”一面呢？当然，也就应该是“自由主义”吧？

布罗代尔强调“一切的垄断皆具政治性”，都是权力支配经济，若非权力作用，焉然限制市场力量，设立非经济性壁垒？要想不让人家涉足经济交易，要想将非分的价格强加于人，要想保证非优先性的采购，不依靠某个政治当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若无国家支持，以为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资本家，那简直就是一个荒诞的想法。

原以为，“资本主义”是对权力支配经济的一次解构，不错，历史上，它的确曾解构过凌驾于其头上的封建权力和宗教权力，但它在民族国家的兴起中，却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先是通过资本对权力的作用，操纵权力，再以权力支配经济垄断经济。

因此，也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决定性的便是“垄断”，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高度运用国家权力，通商、战争、传教并用，形成新国家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并非如列宁所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布罗代尔与之相对，倒其果为因，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源头上，帝国主义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动力源泉，正是帝国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造就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垄断性，非来自市场竞争，如列宁所言，由竞争而集中，由集中而垄断，而是一开始，就由国家权力赋予，就是权力支配经济，不管标榜什么主义，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国家主义，但在表现形式上，国家权力却隐蔽着退居二线，让资本跑到前面来领衔，故统其名称一言以蔽之曰“资本主义”。

亚洲已经有了三个经济世界，欧洲作为第四个又挤了进来，正是在欧洲对亚洲的挤压中，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终于形成了，不是通过自由贸易，而是通过欧洲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轮番上阵，以船坚炮利逐次展开他们各自的国家蓝图所达成。而郑和下西洋，虽然统一了亚洲市场，却未提出国家主张，市场就是市场的事，国家能不出场就不出场。欧洲人反之，一上来就带着现代国家的蓝图出场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