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群/文 1—2月份,全国局部地区疫情多点散发,消费却呈现回升向好态势。3月15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两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426亿元,同比增长6.7%,比2021年12月份提高了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付加奇认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消费环境逐步改善,居民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市场销售增势良好。下阶段,随着疫情防控更加科学精准,消费环境不断改善,相关政策逐步发力,消费市场有望延续恢复态势。
“要提振消费,短期来看,一方面应更加重视需求侧管理,将消费券作为减税降费等政策的有效补充,在供需两端形成合力稳定内需。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就业和收入端政策”。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向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十分重视就业问题,已提出支持创业、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多项举措;此外,可考虑加大对困难人群、困难商户的直接补贴,夯实就业和收入基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5.3%、4.8%。其中,16-24岁青年失业率略高于上年末1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自去年3月份取得34.2%的高速增长后,全年呈持续跌落态势,并在去年12月份取得1.7%的低值。2022年以来,受疫情冲击,消费恢复不及预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疫情和消费相关性有多大?
3月2日,万事达卡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NEI)显示,根据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等数据,估算一次大规模疫情导致当地全年消费的损失。经测算,能够较快从疫情中恢复的城市消费受到的影响较小,例如北京一次大规模疫情导致当地消费损失3.0%;而恢复较慢的城市如扬州,在一次大规模疫情后,消费损失10.3%。
3月5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消费能力。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促进生活服务消费恢复,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2月18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14个政府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要求不得突破疫情防控相应规定进行封城封区、不得延长服务业场所关停时间,表明政府担忧过度防疫限制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措施及防疫政策有望有助于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并支撑服务业活动和相关就业。
“从银行业和保险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支持扩大消费,扩大投资。”3月2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由于国际国内疫情还不稳定,加之一些其他方面环境的变化,经济需求表现出不是太强,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增长都比较缓慢。所以,金融监管层需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并非简单地采取“大水漫灌”的办法,扩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度,财政也会发挥作用,增加结构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在上述发布会上,郭树清提出要有针对性支持新市民的金融需求。仅仅两天之后,3月4日,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就下发了《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显示,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鼓励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做好与现有支持政策的衔接,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强化产品和服务创新,高质量扩大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度。
沈建光认为,相关措施旨在有效打通民生金融堵点,将有助于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家庭“七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支出等相关消费。
新市民金融概念出现,有望为新市民消费信贷打开新空间。《通知》明确新市民范围,主要是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目前约有三亿人。
“我们经过调查了解到,由于这些人离开农村,没有确定的工作岗位,有的是个体工商户,有的是农民工。市场机构有统计,农民工平均在一个单位或一个岗位上工作大概也就半年时间,他们到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会要求出示单位的收入证明,显然对他们而言是比较困难的。”郭树清称。
如何为这三亿人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存在一定的挑战。从金融特征来看,部分新市民在城镇生产生活,没有稳定的工作,缺少房产,甚至是足够多的个人征信记录,难以被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覆盖。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例,他们工作稳定性较差,征信信息尚不完善,难以建立标准化的工作和信贷关系,当他们向银行寻求金融服务时,银行往往会要求其提供工作证明、收入证明、工资流水甚至抵押物,一旦无法出具相关证明材料,银行可能难以为其提供金融产品。
“新市民在城镇居住时间较短,个人信用信息缺乏且缺少有效抵押物,传统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很难有效覆盖这类群体的金融需求。”马上消费指出,在为新市民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传统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还包括个人金融需求额度较小且较分散,从而造成在服务这类群体时,很难获得较高收益;在做下沉市场时比较缺乏对于新市民的用户画像和分析能力,难以高效精准做好风险防控。
兴业研究的报告指出,从三年内新落户新市民的人数来看,深圳新市民数量达到1378万人,上海则以1077万人紧随其后。一线城市新市民规模多为400-500万左右的水平。部分城市如成都、杭州、东莞等城市新市民规模则达到了939万人、737万人和835万人,体现出了较强的城市吸引力。二线城市新市民规模则多为200-300万之间,而三线城市新市民规模则多在100万以内。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消费金融业务的覆盖人群和新市民是高度重合的,而这重合的背后也正体现了消费金融业务可以满足新市民的金融需求。”马上消费指出,金融机构基于数字化技术不仅能够降低获取客户的成本,精准把控风险,更为关键的是可以基于建立的消费金融生态体系拓展普惠金融服务领域。
有市场观点认为,随着金融机构逐步满足新市民的金融需求,有望进一步提振消费,进而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及中产阶层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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