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紫宸 2022年3月10日下午，周福、王晓民、戴宁宁同时出没在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地区的商户与居民社区之间，他们中年龄最大者30岁，最小的22岁。数年前，他们先后从五线小城市的家乡来到北京，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

这是他们能够获得的自身能力范围内最好收入的工作。周福、王晓民和戴宁宁是全国几百万骑手大军中的一员。一些机构和研究者的数据显示，在同一城市地区，外卖骑手的月均收入显著高于制造业劳动者的收入。

2022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建议，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应共同努力，鼓励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缓解制造业招工难、用工难问题。

根据官方发表的报告，当前制造业存在显著用人缺口。但同时，学者和政府部门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依然明显。制造业似乎在这样的悖论下陷入了两难：用人成本在持续攀升，但依然因为不敌互联网新职业的薪资而被年轻人冷落。

出人意料的是，三个年轻人并不真的排斥工厂。只是眼下，工厂的工资还是不具备外卖的吸引力，这直接决定了他们的选择。周福、王晓民、戴宁宁说，他们从来没打算一直做一名骑手。

做一名骑手

周福、王晓民、戴宁宁分别来自吉林省、河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下属的县市，这是他们在北京的第十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

90后的周福在北京最久。十年前的夏天，他拿着28万元在北京常营地区开了一家面馆。“夏天的时候一天流水三千左右，感觉挺好的，开始给店里添置新空调，买了8000多元的格力，但那年天气冷的早，天冷了吃面的人就少了，干到年底店就倒闭了。”3月10日晚上11点，周福在下班之后回忆道。不死心的周福在2021年又在望京开了一个主打泡椒牛肉米线的外卖档口，但依然以失败告终。

2016年，23岁的周福成为了一名全职外卖骑手。除了两次创业，他还干过快递员、房产中介，但外卖配送成为他这几年能够获得一份安稳且可观收入的最重要途径。

和周福类似，大多数骑手经历过不同的职业。今年30岁的王晓民，此前在河北老家的某单位上班。22岁的戴宁宁，在成为外卖配送员之前干过修车师傅、厨师和导游。

戴宁宁在老家也曾做过两年的外卖，但他最终来到了北京。原因在于，同样是做外卖配送，这里的收入显著要高于家乡。

“一个月能挣10000到15000元，每天工作大概10－13个小时。”周福介绍，“天气不好恶劣天气时会收入高一些，主要看平台活动奖励。”王晓民和戴宁宁的收入略少，但也在9000元和一万元上下。

他们很少会全天休息，尽管外卖平台设计了调休的机制。“平台让一周选一天休息日，周六、日不让选，休息日需要出勤跑21单，恶劣天气时需要跑出勤30－40单，即便是休息其实也就是小半天的时间，一般几乎不太休息，偶尔想休息就是把自己当天的班次跑完提前下班。”周福说。

他们平均一天要骑行100多公里，多的时候200公里，配送范围覆盖朝阳区。每天的骑行都有交通风险。“骑行过程中随时会来单，但我们要看看手机，看手机的话，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拧着油门，那前面突然出现个人就一个急刹车，这种情况太多了。”戴宁宁说。

三个年轻人都没有在工厂呆过，暂时也没有这样的打算，外卖是他们目前能持续获得理想收入的主要工作。“你今天干活，明天钱就到账了。”周福说。

美团《骑手职业特征与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有471.7万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而根据另一外卖平台饿了么发布的《2020蓝骑手发展与保障报告》，当年有114万人通过该平台获得稳定收入。

2020年，外卖骑手首次以“网约配送员”的名称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成为数字化劳动大军中的重要一员。人社部《新职业——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受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以及网购消费带动，当前网约配送员的就业群体规模迅速增长，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

收入

2022年2月，过完春节不久。江苏省北部某县级市近40家工业企业展开了招工工作。统计的信息显示，这些企业多数需要补充一线产线上的员工，工资范围根据工作性质从3700元到10000万不等，但达到一万元薪资水平的比例较小。

该市一名较具规模的铝业企业人士在3月10日表示，前两年厂里一直缺人，招聘工作从年初持续至年底，今年春节后还招了大约100来人。“我们公司一线工人工资都不低于7000元了，有的能达到10000元，但只限于本市薪资较高的制造企业。”该人士表示。该人士认为，在工厂有工厂的好处，稳定。同时，薪资之外，制造企业在五险一金等待遇方面也逐渐完善。

戴宁宁和王晓民认为，在家乡，进工厂的收入肯定不如送外卖，这是他们选择成为骑手的根本原因。

2019年到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广怀教授团队曾经对武汉的快递员和外卖员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外卖骑手的月均工资为5882元，与农民工月收入3721元相比，骑手的工资水平明显高出。

2021年7月，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在外来新生代农民工中，就业人数前五位的行业与上年一致，依次为：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共吸纳67.2%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除上述五大行业外，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7.9%，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增幅最大。

上述报告表示，新生代农民工从业人数最多的七个行业按照收入水平排序依次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月均收入分别为：10571元、6587元、6489元、6017元、5888元、5668元和5195元。

美团外卖有关负责人此前曾分析称，近年来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比持续上升，骑手的人员构成与农民工的产业流动路径保持一致，即劳动力从二产流向三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从美团在2021年上半年的问卷调查来看，彼时全国骑手的月均收入为4950.8元，其中专送骑手月均收入为5887元，众包骑手月均收入为4557.2元，数据显著均高于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

从外卖到工厂

根据外卖平台此前发布的数据，仅2020年2月到4月，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平台，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与此同时，根据人社部、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2020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

尽管来自政府部门的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存在用人缺口，但从一些观点似乎又能够得出，理论上制造业不应存在用人缺口。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一次发布会上表示：“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截至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未消失。在其研究论文《中国人口机会与人口红利再认识》（刊发于《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3期）中，他认为，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在1982年-1990年之间开启。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条件下，中国劳动就业人口产生红利。与临界劳动就业人口规模相比，2010年前后16-64岁“额外”劳动就业人口达到1.43亿人的峰值，在2010-2015年人口红利开始下降，但2015年仍然有高达1.1亿人以上的“额外”就业人口红利，占实际就业人口的18.17%。

日前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2020年全国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4.63个百分点，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则下降了5.98个百分点。

王广州认为，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依然处于非常有利的时期。虽然人口红利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所下降，但从整体看人口红利仍处于水平较高的阶段。

但王广州也未否认人工成本上升对于“人口红利”的侵蚀。事实上，尽管目前制造业一线工人的薪资依然难敌外卖配送的收入，但制造业在过去这些年用人成本也已经大幅提升。

如果用人成本在未来进一步上升，那些尚未实现产业升级的制造业又将如何化解成本压力并保持竞争力，人口红利将如何体现？

2022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建议，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

从工厂转向快递是年轻人的自主选择，这样的择业潮流能如上述代表所言发生逆转吗？

周福和戴宁宁目前对自己的职业都没有特别明确的打算，但他们也从没准备一直做一名骑手。周福说，外卖最多再干两年，“缓一缓还是要创业”。王晓民则计划在今年夏天离开北京，再次回到家乡，在同学的公司开班车。

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并不真的排斥工厂。他们从未准备一直做一名骑手。只是眼下，工厂的工资还是没有外卖更具有吸引力，这直接决定了他们的选择。

假如工厂的工资比外卖高出两千元，并且有正常的休息日，他们会怎么选择？“那肯定是到工厂上班。”三个年轻的骑手说，“毕竟，没有人想过风里来雨里去并且难以休息的生活。”

（文中周福、戴宁宁、王晓民系化名）